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
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
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最大的依靠……
二○一七年除夕將至，我收到方德萬教授（Prof Hans Van de Ven）寄來哈佛大學出版的他的新作《戰火中國》（China at War）。數月之前，方教授經由王德威教授轉來一信請我同意他此書引用《巨流河》一些片段，這是他第三本中日戰爭史，前二本研究中國共產黨之崛起和中國國民黨的發展與對日抗戰，他鍥而不捨地耕耘這個領域已三十年，中文譯本《戰火中國》即將出版，導論中說：「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去探討這場戰爭在文化面向上如何被理解。書中有兩個人的經歷，被我交叉用於分析。一個是在戰爭中受教育的齊邦媛，一個是政府的高級事務官陳克文……透過他們的眼看到那些事件，卻能讓我們更為貼切戰爭。由於他們兩人雖接近權力，卻都止於邊緣，所以能夠提供給我們沒那麼意識形態的觀點。」主編請我寫一篇讀後感。
此書由第一部第一節標題大歷史框架中的個人〈蔣介石：救中國〉似已顯示將以蔣作為研討中心。由國家建設到以〈南京，南京〉為標題的第三章，描述南京建都局勢及中山陵的實際和象徵意義：國民黨希望將它築成新國家的典儀中心，體現振興和團結的精神。由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南京十年」是新中國的黃金十年。〈陳克文和齊邦媛的南京之旅〉這一節即是作者藉著各種不同的背景和原由前來的人，進入這個歷史的大框架。
陳克文自廣西來。一九三五年五月來到南京，受聘為行政院參事，主管總務、文書及僑務，是高級事務官，對政局有全面的觀察地位，克文先生一八九八年生，卒於一九八六，比我父皆早一年，他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起寫日記，於一九五○年三月底至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五月，共十五年，甚少間斷。余英時在二○一二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之《陳克文日記（1937-1952）》書序中說，早年在香港讀陳先生政論文章和主編的《自由人》周刊，即已心儀其人，讀過日記之後，更對他持論之公允，辦事之認真增加了信任感。陳和一般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政治的專斷和集權，「但是對於蔣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始終不改其尊重的態度，並且時時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民族的尊嚴感卻使他成為蔣介石堅持抵抗的積極擁護者」。
那些年留在重慶的三百多萬人是世界上被轟炸最久的人，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在日本飛機不容喘息地疲勞轟炸下長年在防空洞裡，有今天不知明天。讀這兩本日記，似乎重回朝天門，李子埧、棗子嵐埡、小龍炊、沙坪埧、磁器口──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苦難史，長期沒有水、沒有電──在火爐似的夏天日夜熬煎。我們對前線血戰的人都滿存感恩和虧欠，都知道只有蔣委員長堅持打下去，我們才有希望。
齊家從東北來。我的父親齊世英一九二七年因為追隨郭松齡將軍兵諫軍閥張作霖失敗，逃亡來到了南京，在多方觀察思考後加入國民黨，負責國際及文化事務。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他和國民黨充滿理想、推動新生活、建設新中國的黃金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東北，他與友人創辦第一所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收容逃離偽滿洲國的東北流亡學生；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全力協助教育部弦歌不輟政策，爭取戰區學生全額公費，得以獎助大中學生數十萬人受良好正規教育，建設新中國。
與天爭時間的努力為抗戰砲火打斷。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前一個月，我跟著重病的母親和兩個幼小妹妹，勉強上了江南線的火車，隨著東北中山中學的最後一批學生，倉皇離開南京。在日本飛機追炸的恐懼中，我們不再哭泣，同是離鄉背井的老師，曾在南京校門口的牆上寫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八個大字；漫長的流亡路上，他們帶著大家唱〈松花江上〉和許多抗日歌曲，內心燃燒著還鄉的願望，這些學生就是他們的孩子。逃難時，凡有稍長的休息時間，在農田的曬穀場上、露水未乾的牧場邊，學生一圈圈圍坐，他們便講些功課。一位化學老師晚上睡前，就在他黑色的大衣背上寫幾條化學方程式，第二天早上他在高二班學生前面走，讓學生抄寫背誦，隔天再換一些新的；歷史和地理老師，每到新地更有實地可授之課。一路顛沛，一九三八年春天和夏天我們在湖南，秋天在湘桂道上，師生在川貴道上步行二十七天，走了六百公里，由桂林到達廣西鎮遠。卻因此看到祖國山川的壯麗和文化深意。這些老師，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教的不僅是功課，更是獻身與愛，自尊和自信。
這些流離失所的孩子在戰火中長大成人、受教，後來多數成為有用的人。一九三八年保衛大武漢決定後，學者雷海宗寫了一篇〈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他從中國絕不放棄並持續戰鬥的表現，推論中國將再度獲得新生，但不是立即，可能耗時數十年，甚或數百年。這是擔起「抗敵復國」的關鍵時刻。這樣的文章，讓抵抗日本的決心和意志快速滋長，在《戰火中國》一書中，引用甚多。
離開南京整整一年後，我們來到了重慶。我體弱不能隨中山中學前往川中，留在重慶進入南開中學，它的創辦人張伯苓勵志救國。一八九四年他北洋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他悲憤填胸，深信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便毅然離開海軍，辦南開中學。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南開即被日軍飛機炸毀，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為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併遷往昆明成為西南聯大。南開中學在重慶沙坪壩重建，成為戰時最好的中學。
抗戰八年，張校長時時鼓勵國人志氣的演講「中國不亡，有我！」就是我服膺一生的南開精神。
在那個時代，沒有傳播的設備，南開在戰時是全體住校管理的，高、初中部和女生部校區散開，各據一方，上下課全是由軍號宣示。這麼多年來，我仍常在濛濛亮的冬日早晨，在半睡半醒之際，似乎聽見那不容妥協、雄壯的起床號。
那些年，起床號後的人生，對所有人都是艱辛的。前線血戰，重慶在日夜轟炸下顫慄，人人生死難卜，十六、七歲的我們實在很怕又很累，就抱怨數學老師功課太多，又不停小考，怎麼活得了，老師伉乃如（我們稱他「伉老二」）說：「你們整天瞪著天空看，想著炸彈掉下來，有用嗎？天空有回答嗎？做數學題和背國文、英文至少給自己腦袋留點東西。你們這麼年輕，乾瞪眼，甘心嗎？」跑警報時，仍能讓明天的功課分擔死亡的威脅。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二十歲，由全國大學聯考分發到戰時西遷的武漢大學哲學系（二年級轉入外文系），在三江環繞合流注入長江的四川樂山，有緣修讀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那古老的石砌文廟配殿就是我與藍天間的一間密室，我們又讀又背雪萊的〈雲雀之歌〉和濟慈的〈夜鶯頌〉，隨著老師的聲音，心靈激盪，忘記了日漸逼近的砲火，直到被中庭鐘聲召喚，回到現實。校長王星拱在廣場召集師生談話，宣布重要消息：戰事失利，日軍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緊急時，由師管區保護，撤退進入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彝族自治區。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面容清臞，語調悲戚，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七十年，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最大的依靠。
方德萬教授成長於荷蘭，大學讀中文，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中國現代史，受聘英國劍橋大學教書，已經用了三十年寫中國現代戰爭史，在這四種文化氛圍中看世事，他有更大視野。他在本書導論所述，一九四○年納粹占領了荷蘭，他的外祖父是個小鎮上受尊重的進口商，德國人指控他藏匿武器，把他關押，戰爭將結束時，把他送到德國，他在被美軍救出後幾天就病死在東德。兩德統一後，二○一四年方教授和他的家人循著外祖父逃亡的路線，來到東德他最後來信的城，但是找不到他葬身何處。在他的孫子和他們的後代心中，他未得安葬，也許就如中國傳統上所說，成了遊蕩異鄉的孤魂了吧！也許正是因此，他用一整頁寫重慶迎靈路祭張自忠將軍的悲慟。
他在學術研究中看到，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傷亡數千百萬軍民，捐軀衛國，戰後卻多數未能歸葬鄉里。一九四九之後，生者無言，死者默默，寫史之際，豈止感到悲憫與同情而已。
在為這本集大成之作的台灣版序中他說這是一本：「真正為自己而寫……非常私人的書……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傷痛的遺留的方法，這個主題始終縈繞，讓我無法放手。」序末說：「以此為出發點，關照引人入勝戰爭記憶的跨世代傳承以及沉默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中國背景逐漸退去的台灣而言非常重要。」他這似輕輕提起的「沉默」二字，在我聽來，卻是震耳欲聾，摧心悲痛。沉默和遺忘使青史成灰，是死者第二次死亡。幸好歷史是一個倔強的存在，不容被蓋棺，也不容被論定。
我這篇小小的書中人語，暮年心緒，竟從驚蜇、春分，寫到清明。穀雨已過，我仍在遲疑徘徊，無法結語。七十年悵憾，說不盡對殉國軍人及朋友的悼念與感恩。因為他們奮勇捐軀，國家得以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也維持了弦歌不輟的民族希望。感謝方教授以感同身受的史家大悲憫，寫活了那場戰爭中的關鍵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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