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坤土，大正5年（1916）生，昭和19年（1944）與妻子在空襲中成婚。日本戰敗以後，兩人互相扶持照顧，並一起從國小補校讀到國中。許坤土因為在補校認真好學，被推舉為班長，村子的長輩們也都稱他許班長。
母親還在，我卻沒有了家
大正5年，我出生在桃園楊梅鎮三湖，家裡四個兄弟、一個姊姊、兩個妹妹，那時年歲不好，父親在我八歲時離家；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自己竟然沒有太多關於父親的記憶。可能因為生活太苦，母親馬上就改嫁，而對於我們兄弟姊妹來說，最困難的不是父親的離開，是母親的改嫁──我們家這麼多孩子，沒法所有人跟著她去新家庭受到照顧，我們得自己照顧自己了。
九歲那年，我受雇於徐先生，在他家中掌牛。說是幫他工作，其實就是給他養了。我沒有薪水，他只管我吃住，一待六年，我連母親的面都沒見過幾次，時間就這樣稀里呼嚕地過了。在記憶裡，有兩次過年印象特別深刻－－除夕夜裡，徐先生喊我來，說我一年到頭就兩套衣服穿來穿去，所以他為我做一套衣服。兩次過年，我有兩套衣服。當時我想著，這是多麼大的恩惠呢？
這兩套衣服他特別為我做得大一些，可我仍是穿到九分、七分，最後補丁爬滿，也沒有捨得丟。像我這樣一個沒父沒母的孩子，還能有多少機會把人家的恩情與愛護穿在身上？
十五歲那年，我決定離開徐先生的家，我想，「這麼大的男人了，還在人家家裡賴著活嗎？」我向徐先生一家道別，他問我要上哪去？我沒想好，但是有力氣總有辦法活下去。他說，不如去金瓜石或九份吧？聽聞人家在那淘金砂、挖煤礦，雖然危險，卻也是一份謀生的工作。聽完，我收拾行李，帶齊那兩套衣服，沿路問人搭車爬上九份。
應該是年紀大了，九份那的生活我想不起來多少。本來還要告訴你們幾個老礦工嚇唬我們的故事，比如走著走著就只剩下一個人，但怎麼走也走不出礦坑；還有為尋夫而化成白骨的婦人、礦洞坍塌成枯骨的工人……那些故事我幾乎都忘了，大抵上就是沒日沒夜地活吧。有一次礦坑坍了，老礦工要我們這些少年別再待這裡了，他說他待了十年，只是咳得厲害，再沒其他出息，「你們還年少，不要在不見天日的地方活著。日頭底下人活得才年輕。」
那次礦坑坍塌是真的有人在裡頭走不出來，我們幾個少年郎強硬著面子不退縮，但事實上每個人都不敢再靠近礦坑了。老礦工說的那番話給了我們離開的理由，我便在昭和11年（1936）短暫地回楊梅見母親一面，之後便搭火車前往蘇澳，再從蘇澳搭船抵達花蓮港。
二十多歲的人，大有江湖之大走哪睡哪的豪氣。聽說豐田那裡的日本人缺工，我就到那幫日本人工作，沒想到一輩子就落腳豐田；儘管後來的年歲裡也來往縱谷，但豐田最終成為了我的家。
那時我們管在縱谷到處工作的人叫作「游工」──人家游牧，我們是游工。我曾當過蔗工，也在發電廠裡做工人；又聽說太麻里有良田，便到台東幫人耕田，再一路帶著農作物走販回花蓮。
這樣的日子沒有多久，戰爭開始了。
我在米機來襲下答應給那名少女一個家
常與我四處游工的朋友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前線當軍夫。我還記得村子裡的書記叫作徐阿木，我四處躲他，不敢回家，怕也給招去當了軍夫。他卻告訴村裡的其他人，誰再給我工作、看到我不報，就要帶警察上門。沒人敢接待我，我只好自己上門找他。
我在荳蘭國小做體檢，負責檢查的鈴木先生讓我脫光給他看，我小心翼翼地問他，結果怎麼樣？他瞧了我一眼，說不用當兵。我開心極了，上下蹦跳著，一直跟他道謝，而他直把我推出診間，說別耽誤他的時間。現在想來，竟忘了問鈴木先生我怎麼不用當兵。
但既然不用當兵了，村子裡多數的男人又被抓走，哪裡缺男人，哪裡就缺勞力，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找我，要我明天上他家的田，也迫得我有時候上午在村西做這家，下午借了輛單車趕去村東做另一家。
戰爭愈來愈迫近，我們卻沒意識到，只是聽日本人說贏了、贏了，便以為太陽旗會一直飄揚著。
那時節，許多女人會被徵召到前線當護士，據說也有些女人被抓去給日本軍人發洩，家戶有女人的都害怕得不得了。當時有個規定，只要結了婚的女性就可以免召，所以未婚的女人們都急著結婚。從沒想過成家的我，就這樣突然被好幾戶的人家問有沒有意願娶他家女兒；甚至工作到一半，同組的工人向我下跪，拜託我娶他女兒，別讓他女兒到前線受苦。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已經是昭和19年（1944），我們經歷了好幾次空襲，我也拒絕了好幾次的婚姻。答應了這一家，對不起另一家，我更不想因假結婚壞了對方的名聲。然而，戰況愈來愈嚴峻，呼吸都能聞到硝煙味。就在這時候，一戶彭姓人家帶著他們的女兒找上我。那少女才十六歲，我倆年紀相差一輪，她父親卻要我怎麼樣都得娶她；因為，少女的父親收到徵召，家裡只剩一個女兒，他找不到人照顧他女兒了。
巧得很，那天正好空襲警報響起，我們一起躲在附近的土溝裡。我看著少女的父親隨警報聲將女兒蓋在身體底下，仍然大聲地問我，要不要娶他的女兒？在轟鳴的飛機聲與警報聲中，少女也在父親的身體縫隙中看著我。我大概是被空襲嚇暈了，我看著他的女兒，答應空襲後就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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