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病床尾端，耐心詢問家屬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意願。患者的妻子睜大眼茫然地看向前方，女兒則皺著眉，開闔數次的嘴唇說不出任何字句。她懂得那些困境，一樣錯愕的表情，也曾經覆蓋在她臉上。父親在四年前去世，在此之前已臥床四年。罹病初期，她已是住院醫師，對疾病的治療方針有基本的了解。父親沒有其他重大病史，麻醉風險也不高，亦見過許多平順案例，因此她認為父親只不過是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樂觀規畫著術後照護和去處，怎料父親湊巧就是那異數呢？手術後的第一天先是大出血，隨之發生大範圍中風，往後四年的臥床歲月裡，陸續失去言語、活動、進食、咳痰、排泄等自主能力。
儘管有看護二十四小時照料，母親不間斷一日兩次的探視，妹妹每日專車直送，一一將親手瀝去渣滓的蔬果汁和燕窩灌入鼻胃管，但最好的狀況僅維持不退步。
最後一次住院，更徹底擊潰孱弱的父親，附帶一連串痛楚的侵入性檢查。當升壓劑和呼吸器無法挽回劣勢時，她得到一張紙，在醫者和家屬界線間徘徊煎熬──身為家屬的她竭盡所能想再多點拚搏，但穿著白袍的她卻已知枉然。
最後她望著父親無神的眼，知道該釋懷。畢竟父親像體諒她們的不捨般，忍耐病痛以換取四年的時光讓家人練習道別，那麼，她們也該還給他一個體面的告別。
父親去世後，家裡籠罩在陰鬱氛圍之中，對話像呵護初結痂的傷口般處處小心，但獨自一個人時自責是免不了的；她反覆推敲當年的每一個決定、細節是否依照父親期望，畢竟父親退休後時常四處健行，蒐羅滿屋的骨董，熱愛生活，究竟過去那臥床的四年對他來說是不是一種責罰呢？
直到傷口形成疤後，家人才一起坐下討論，逐漸坦露彼此都曾經歷的憂鬱時光。舒展心事之後，也明瞭不論是遺憾、自責甚至氣憤都不是樂觀的父親所樂見的；而後她們選在一個平日午後，一同前往醫院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不再將難題留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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