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變成「占港」，街頭戰士的領導者提出了一個條件：梁振英必須辭職，因他未曾把下情完整上達，迫其下台，政府即可重啟政改，人大也可撤回決議，市民遂將鳴金收兵。
這條件帶出了兩組關鍵問號：梁振英有可能辭職或被辭職嗎？梁振英一旦下台，政改真的即可重啟，人大也真的會撤回決議？
前一個問號，並非不可能，董建華在二○○三年以「腳痛」為由而倉皇辭廟，即為前例。能走第一個特首，便沒理由不能走第二個特首，「棄車保帥」是政治格鬥常見之事，連梁振英本人的回應台詞亦以「假如在落實普選前有人事變動……」起始，可見此事絕非鐵板一塊。
然而董與梁的處境差別在於，二○○三年為的是「廿三條立法」事宜，在法理上屬於特區政府的內部爭議，北京與港府並未連帶綑縛。此番為的卻是關乎特區普選的人大決議，於此事上，梁振英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梁振英。在中央眼裡，梁振英投降等於中南海投降，除非中央確被香港街頭抗爭感動或撼動而有了堅強的意志變化，否則就算梁振英遞信辭職，習近平亦會二話不說把信拋到垃圾桶裡。
或換個角度看，人大決議根本是中南海對於香港政治鳥籠的屬性擺定，梁振英只是強硬而冷酷的執行者，即使梁振英走了，換來曾鈺成或林鄭月娥，方向和格局大抵亦是相同，鳥籠仍是鳥籠，改變的空間非常有限。
在政改事宜上，梁振英早已幾乎無關宏旨，退一百步說，就算中南海忽然軟化，把梁振英踩於腳底以作下台階，換了新人，一切重來，政改的起點恐怕仍必一樣；像玩電子遊戲，game over了一局，按一下reset鍵，開展新一輪的政治格鬥，兩造玩家各喊各的口號，互無交集，最終唯有再度街頭相見，又是「下台」，又是「重啟」，而這，或許已是最和平的結局。
北京為什麼強硬如斯？
理由太明顯，其實不必累贅複述。二○○三年的廿三條立法是特區/北京把某些東西加諸香港市民，市民拒絕，特區/北京覺得可以緩局，乃肯讓步不要；二○一四年則是香港市民向北京索求某些東西，北京不給，市民挺身反彈，特區處理失當，乃引爆強烈抗爭。「要不要」和「給不給」是兩組截然不同的政治決策，北京深信香港民主將對中央主權構成嚴重威脅，硬要她給，等同直接攻擊；而要求人大撤回決議更是對於中央政體運作的最大侮辱，如果答應，北京便很不北京，而這便不只是香港的大好事而更是全中國的大好事了。
西方傳媒把香港街頭民運稱為「Umbrella Revolution」。台灣比較文藝腔，將之譯為「雨傘革命」，香港比較直接，用粵語稱之為「雨遮革命」，稱謂不同，皆是革命。可是有學生領袖認為這並非革命而只是「運動」（Movement），因為他們要的只是香港民主而非北京倒台。學生到底是學生。你聲稱想要些什麼是一回事，對方認為你將取走的是什麼又是另一回事，在北京眼裡，你攻擊北京主權，當然是革命了，而倒過來說，如果香港的街頭戰士不願或不敢自稱革命，不妨把街上的十多萬把雨傘改個比「運動」稍高調的名字，「起義」，Uprising，豈不更有氣勢？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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