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話本小說《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有言，「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八百年後仍然無比貼切……
一九四九是二十世紀史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席捲大陸，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南北韓對峙已然形成，戰爭一觸即發；柏林圍牆矗立，東西德正式分裂。民族主義、國家主權的號召此起彼落。印度到印尼，以色列到愛爾蘭紛紛獨立。在此之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美蘇兩大陣營冷戰開始。
一九四九也是歷史修辭以及文學敘述的交鋒點。解放還是離散，革命還是暴亂，共產還是民主，專政還是專制，正義還是邪惡，禮讚還是批判，不同觀點投射不同政治、倫理立場和世界觀，形成的影響迂迴交錯，時至今日依然不絕。如何理解一九四九不只是歷史話題，更是當代話題。
在後冷戰——或山雨欲來的新冷戰——時代，我們如何從一九四九汲取教訓或靈感？本文聚焦中國與華語語系人文領域，以三種相互關聯的修辭方式提出建議：跨越，逾越，與穿越。而這三種修辭各有隱喻對應：界限，律法，幽靈。
跨越指涉時空界限、知識場域，和心理機制的樹立、裂變、重組。跨越既有平面板塊讓渡取捨的律動，更不無黑格爾式時間進程、由辯證到超越（aufheben）的渴望。然而談跨越的條件、行動和結果何其不易。一九四九年，北大教授馮至——魯迅眼中「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歡迎解放軍進入北平，而他的同事沈從文自殺未遂。旅日台灣少女陳蕙貞載欣載奔、回歸祖國，愛國作家老舍幾經躊躇、才從美國回到解放後的北京。新儒家錢穆等「南來文人」流亡香港，更多非左派知識分子從張東蓀到羅隆基等卻選擇留在大陸。胡風高呼「時間開始了」，唐君毅感嘆「花果飄零」，張愛玲幾經顛簸來到美國，從而了解「我們回不去了」。
在這劇烈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裡，獻身和陷身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如何因應形勢，摧毀與形塑自我主體的經驗，令人怵目驚心。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洗澡」運動不啻是紅色洗禮。與此同時，台灣的自由主義者痛定思痛，力圖打造民主場域。馮友蘭曾在抗戰期間指出永嘉、靖康、甲申「南渡」重塑中華文明的意義，期許抗戰民族南遷為另一復興契機。當代楊儒賓則延續此一南渡論述，指出一九四九所賦予台灣貞下起元的機會。
歷史的後見之明無從完滿解釋「跨越」與否的重重動機。同樣令人深思的是，在時間的延長賽裡，一九四九所曾象徵的意義也發生質變。當圖騰轉為禁忌、遺忘凌駕記憶，我們見證跨越未必帶來前進或超越，此岸也未必渡得過彼岸。章太炎曾從唯識觀點談「俱分進化」，指出善惡種子在時間的劫毀裡其實齊頭並進，並不產生想當然耳的因果。準此，所謂跨越，可能只是輪迴。
如果跨越引起我們對畛域、界限的審理和辯駁，逾越則強調律法的拉鋸和違逆。相對於國策黨綱、清規戒律，或「歷史的必然」，逾越是衝決網羅，是鋌而走險；是不按牌理出牌，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一九四九年一月楊逵發表〈和平宣言〉，呼籲國共和談；十一月雷震、殷海光創立《自由中國》，鼓吹落實民主。在白色恐怖下他們以身試法，並為此付出代價。但紅色恐怖下逾越者的遭遇尤其慘烈。從胡風到丁玲，從章伯鈞到儲安平，千百黨內外異議分子的遭遇成為一九四九「時間開始了」最諷刺的註腳。
正因逾越的徵候來自律法的壓力和反抗，我們必須檢視兩者的聯動關係。律法的有效性因為對逾越者的指認和監控得以確認；逾越者探測律法必須將其「包括在外」的技術。法網最綿密處，逾越的發生和判定甚至讓當事者都始料未及。姜貴的反共小說《旋風》意外曝露國民黨的荒淫不曾下於共產黨；王蒙的《青春萬歲》熱烈頌讚新人新社會，卻被貼上反面教材的標籤。在律法之上，統治者更可以隨時宣布「緊急狀態」——不論是蔣中正的戒嚴法還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以宣示高於一切的威權。而當緊急狀態成為常態後，抗爭或屈從成為日常生活的內容。逾越者必須不斷發明「逃逸路徑」。多少一九四九前後的文學述作或言不由衷，或意在言外，或微言大義。從葉石濤暗寫二二八的〈三月的媽祖〉到陳寅恪舊史新論（如《柳如是別傳》），無不遙指「隱祕詮釋」（esoteric interpretation）的必要和風險。
回顧一九四九，我們不能忽略穿越的可能性。顧名思義，穿越打破時空邏輯，不再受制有機形體的局限。今生翻轉前世，故事衍生新編。烏托邦式身體潛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縱橫古今，創造異質空間，並以此和現實世界形成對峙。我們的問題是，面對「去古未遠」的一九四九，穿越如何呈現批判力量？陳冠中的《建豐二年》首開先例，以烏有史形式調轉時空，擬想一九四九內戰如果國民黨打敗共產黨，日後的歷史將會如何？
但啟動穿越的主體總是幽靈化的。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曾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預示歷史的穿越性。而一九四九以後，又是什麼樣的幽靈在中國內外遊蕩？陳映真〈歸鄉〉裡昔為戰俘的台灣老兵回到故鄉，發現自己早成鬼魅；張大春〈將軍碑〉裡的將軍徜徉時光隧道，重訪聖戰而渺不可尋。《建豐二年》序曲裡，曾被國共兩黨迫害的異議人士齊聚北平；新魂舊鬼穿越死生，相逢共商國是。一面是陰魂不散，一面是魂兮歸來。宋話本小說《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有言，「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八百年後仍然無比貼切。
（而又有什麼穿越一九四九的故事比得上詭異的現實：靠革命打下江山的政權，如今「不准革命」，只准河蟹？曾經反共的政權熱烈容共，甚至以身相許？或打倒反共政權的政權借殼上市，卻成為真正反共的政權？）
作為歷史事件的一九四九已經逐漸遠去，作為現代人文典範關鍵的一九四九仍有待展開。就此，我們認知歷史千絲萬縷的現象，學習在虛與實、人與鬼糾纏間，指認靈光一線的線索。一九四九不再只是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座標，而是一個蓄勢待發，指向未來豹變虎躍的神祕時刻。這正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歷史「剎那」（jetztzeit）的觀念：「呈現過去並不是將過去追本還原，而是執著於記憶某一危險時刻的爆發點。歷史唯物論所呈現的過去，即過去在歷史一個危險時間點的意外呈現。」一九四九是這樣一個危險時間點。
跨越，逾越，穿越正代表解放這一時間點，從過去「意外呈現」未來的三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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