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口罩，如今成為台灣人生活的常態。其實，早在新冠狀病毒來襲之前，不少台灣人早已習慣戴口罩出門，因為害怕被一波又一波流行性病毒的傳染；也有不少台灣人同樣口罩不離身，因為他們擔心日益嚴重的空氣汙染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尤其是肺腺癌。這波新冠狀病毒大流行，讓口罩正式成為台灣人的生活必需品。買不到口罩所引發的集體恐慌，見證了當代口罩社會的興起。
戴口罩，原本是一種預防性且暫時性的自我保健行為，但人們現在無論室內戶外，進到辦公室、走上街道、在賣場購物、在公園散步、坐捷運、騎機車等，都還是讓口罩留在臉上，像是護身符掛在身上才會感到安心。病毒是肉眼看不到的威脅，人們無從判斷其是否存在於生活周遭。對於看不見的敵人，最令人感到畏懼。
自我保護，是口罩社會之所以形成背後的深層因素。現代人普遍對制度與組織缺乏信任感，更對周遭人事物的環境沒有安全感，「自己要保護自己」成為一種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同樣是人們對待社群媒體（如何防範詐騙、對付假新聞等）、對人工智慧（如何保障隱私權、防止監控等）的方式。生活在當代，自我保護已經成為基本的生存法則。
這種出自於恐懼的自我保護態度，正在形塑新的社會關係與互動模式，同時也逐漸衍生出令人憂心的新社會問題。口罩社會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它是一個神經質的社會。許多事情的發生，都是朝極端的方向發展。社會理性體質的脆弱，直銷商一個造假的謠言，就能夠輕易煽動民眾瘋狂搶購衛生紙。處於高度歇斯底里狀態的社會，絕對不利於公共事務的理性運作。
口罩社會一直在找代罪羔羊。失去正常生活而產生的憤怒，並且渴望早點回復正軌，讓人們缺乏耐心與包容心，常以自以為是的主觀意見，去判定他人是破壞社會安全與安定的罪人。這些罪人是已故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在《廢棄社會》一書中所提到的「可被犧牲的人」。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掌握權勢的人會在社會上標示出可以被犧牲的人。他們往往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社經地位等方面弱勢的人。從爆發疫情至今，天天都可以看到口罩社會在獵殺這些可被犧牲的人，讓原本已經撕裂對立的社會更加惡化。倡議對他人要抱持同情心與同理心，無非是緣木求魚。口罩社會是文明禮儀在退化的社會。
歇斯底里情緒與獵殺代罪羔羊，是口罩社會症候群的主要症狀。這次新冠狀病毒對台灣整體社會的發展，絕對會造成巨大的衝擊，急需各界發揮集體智慧，共同努力度過難關。然而，重建社會理性體質，以及癒合社會撕裂傷口，是經濟紓困計畫之外應優先投入的重要工作。不然即使疫情過後，人們也無法拿下身上無形的恐懼口罩。（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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