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興老師在文學史上引起過的爭議和論戰不少，包括《家變》是否敗德，《背海的人》語言實驗是否走火入魔，然而我覺得最耐人深思的卻莫過於在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他曾經主張文學的目的無他，就是在使人「快樂」。這句話一度引起鄉土派的圍剿。然而，快樂究竟是什麼？快樂又何其稀少難得？若不是文學藝術所給予的光與熱，生命將會何等空洞？王文興老師這句話遭到的扭曲誤解，正如他的作品少人能讀一樣，先知者，總是得站在世界的另一端，默默承擔著寂寞。
但王文興老師應就是刻意選擇寂寞的了，他的眼神彷彿總是望向一個我們所無法企及的遙遠國度。我在台大讀書時，偶爾走在文學院的長廊，遇見了王老師徐緩獨行的身影，他一身裝扮簡單，似乎多年未變，就連執教課堂時不疾不躁的談吐，也是多年未變，如此溫文儒雅的優雅形象，似乎與他《家變》乃至於《背海的人》中前衛大膽的語言風格，乃至於叛逆獨行的思想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極端，然而這看似矛盾的結合，或許也正是台灣現代主義的特質——一個屬於知識菁英的產物，以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抽象思維，反抗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戒嚴高壓，而拒絕與現實妥協和溝通。
因此當社會運動的激情都已隨著時間煙消雲散之後，究竟誰才真正是台灣文學史上一位永遠的反對者呢？想來想去，恐怕也還是唯有王文興老師一人吧，以他對於文學的純粹信仰，以及對於文學一種近乎潔癖的堅持，徹底實踐了現代主義的反叛精神。正如同他在《家變》序中所說的名言：
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過二小時。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
我曾經多次努力實踐這種閱讀的速度，但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每小時一千字，一天不超過二小時。這種把文字奉若神聖的態度，彷彿已將文學推到了「宗教」的境界，而不允許一般人去輕易地狎玩褻瀆。
換言之，語言文字在王老師小說中，已不再是傳達信仰的媒介，而是成了「信仰」的本身，也是他殫精竭慮著力的所在，卻也往往成為他最受人爭議，甚至和讀者分裂的起源，這在他早期的《十五篇小說》就已見端倪。但王文興老師當然不會在意別人的看法，在《十五篇小說》他早就表明了自己「愛怎麼寫怎麼寫」的態度：
〈母親〉、〈草原底盛夏〉——尤其〈草原底盛夏〉——是可以使我掛幾許微笑的篇作，管別人怎麼想，愛怎麼寫怎麼寫。凡故事，人物，心理，全部去牠的。
不管讀者是否可以消化，如何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擾，盡力打造語言的翻轉和實驗，才是王老師創作時念茲在茲的所在。
不過，這其實牽涉到小說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小說是一項說故事的藝術，那麼二十世紀小說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並不在於故事（亦即內容）的好壞，而是在於怎麼說，也就是創作者普遍感覺到寫實主義有所不足，已經無法承載人生荒謬歧異的面向，所以「形式」成為二十世紀藝術革命的軸心，甚至唯有透過形式的開發與翻新，務去陳言，避免陳腔濫調的窠臼，才能夠反過來賦予內容更多的意義。
《十五篇小說》可以說是王文興老師語言實驗的開端，而《家變》集其大成，至於《背海的人》則是越走險峰，甚至已到不可解讀的地步。「仄」字是王老師喜用的形容詞，譬如「仄巷」、「極仄的三級台階」等等，而我們或許也可以如法炮製，用「仄」一字來概括他的語言風格：晦澀、不順、拗口，出乎意料的停頓和變奏。因為對王文興老師而言，遷就讀者的品味，形同是一種出賣自己的行為，而如此純粹又虔誠的文學（或文字）信仰，更使得他的小說如同發光的晶鑽，獨具一種超越凡俗的色彩、音響以及氣味。
如此一來，《家變》雖是一部小說，我們卻也無妨把它視作為一首長詩，例如書中以阿拉伯數字2標示的一段：
風彎了樹。他在窗框密閉的室中，迎對窗子。背後響著父親與母親的動靜。房中一亮一晦，風把窗外遮護的桂花樹颳開的原故。枯葉讓颱風橫向吹刷。在桂樹深枝間，有頭文絲不動的鳥鵲兀止。
這一段既沒有故事，也沒有情節，與前後文也沒有關連，看似多餘，但實如項鍊上不可缺少的一粒珍珠，密實而有光，與其他段落交相輝映，折射出迷離之美。
當然語言形式的開拓，也絕非一場文字遊戲而已，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為作品帶來更豐富的意義。劉紹銘便以「驚心動魄」、「異端」、「離經叛道」來讚譽《家變》，這不僅指它的語言文字，更在於書中所揭示的人性之真實：「王文興面對人心真相之勇氣，為二十年來台灣文學所僅見。」而如此「面對人心真相的勇氣」，更近乎一種超驗的宗教信仰，以及對於生命終極意義的近逼與叩問。
正如廖咸浩〈微笑中的拈花者——懷念王文興老師〉一文以莊子之「道」，精闢分析王老師的小說美學，是如何以超越的方式去逼近「人性之真實」：「原來，他所言的『快樂』並非皮膚濫淫的流俗之樂（包括為文罵街之樂），而是形上之樂。」又結合王陽明「心學」詮釋之，指出：「此樂更接近王陽明所謂的『樂』，是心之本體，樂不是一般七情六慾的樂，但也並非外於七情。文學的功能，就是透過作品重新發現如何從生活（七情六慾）回歸於樂。如此，則俗世中本有靈光，甚至說俗世即靈光亦說得過去。」
我以為這正是王文興老師作品最動人的所在。他大膽地迎向「俗世」，尤其「性」和「死亡」向來是他筆下重要的兩條旋律，彼此交織，互為反襯，而「死亡」是人類宿命的悲劇，顯示人之存在的可悲和可憫，至於「性」則啟蒙的關鍵，卻也是人類走向墮落和沉淪的開始。《家變》中范曄趕走父親，並取而代之，無非是佛洛伊德弒父戀母的「伊底帕斯情結」的演練，然而，世人是否也要如同伊底帕斯挖掉自己的雙目，來為自己的愚蠢盲昧而贖罪呢？
王文興老師〈最快樂的事〉是一篇短短幾百字的作品，卻沉痛揭示了生命的孤寂與虛無：
他們都說，這是最快樂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
但若非如此勇敢刺破現實的假面，我們又如何能夠穿越世俗的綑綁、宿命的限制，以臻至一種真正永恆的「形上之樂」，並且欣喜於：「俗世中本有靈光」，所以根本無須外求呢？誠如他所言：文學的目的就在使人快樂，而這種絕對的「快樂」，我以為，正是王文興老師留給台灣文學界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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