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高雄中學時間：2023年11月17日（星期三）10：20∼12：00
主講人：林達陽、李欣倫 □主持人：謝凱特
記錄整理╱許閔淳 □本報記者劉學聖╱攝影
最近寫作圈掀起一番對於文學獎的熱議，風起雲湧，引來諸多圍觀，社群媒體頻繁跳出各立場的觀點，很難讓人不被這件事情影響而思索些什麼。
「我很開心看到這樣的結果，因為大家對於這件事非常在乎，對某個文學的樣貌是很care的。我想說的事情是，不只在文學獎或各種得獎場合上，這件事情很重要；另一方面其實文學在各種生活的層面裡，也非常的精緻、無所不在，像空氣一般，我們可能感覺不到它，可是它的確是存在著的必需用品。」
謝凱特以這樣的起頭作為開場，也是對最近「盛事」的小小回應。接著回到今天的主題：
「雖然我說文學是則限動，但它是永恆的，因為這些主題會不斷綿延下去，只是我們不斷換形式來寫；比方說最早期詩經時代寫詩，唐朝的近體詩，以及到了最近又限動又用動態，用文字來剖白、陳述自己的心跡，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寫作原初的召喚，無法即刻說出的話語
疫情肆虐的那幾年，謝凱特發現文字在此時除了發揮人類最基礎溝通與社交的功能，也讓人們有了精神糧食的維繫，例如看書追劇或動漫。然而另一方面文字在書寫時，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自我剖白與透露。
「這種自我剖白跟透露通常在文學裡擁有重要性，是因為有些話我們不能當面說，我們只能藉由書寫慢慢釐清自己的想法，告訴別人我的感受是這樣；我害怕跟別人不一樣，但寫出來後發現大家都曾經有同樣的困擾。」
李欣倫談起家中的中藥鋪，那整面充滿小抽屜的牆和長長的走廊，是她寫作原初的重要場景和召喚記憶的童年空間。她講了一雙手的故事，這雙手鬼魅那般糾纏她多年。在2015年聯合文學「作文範本」專題邀稿下，她從歷年聯考題目中選了「常常我想起那雙手」，將這個故事寫了出來。
面對這雙藏於半掩門扉後方，白皙鬼魅、美麗罪惡且不知來意的手，當時年幼的李欣倫被巨大複雜的訊息壓制住，「會不會是我看錯了」這個問句不斷在心中反覆拗折。幾番分析之下，她選擇先把這件事塞到抽屜最深的角落，沒想到這一放便是二十幾年的歲月。
十一歲發生的事，二十九歲說出來，三十五歲時寫下來。這之間歷經的漫長時間，讓人難以想像被埋藏的事件，究竟在身心留下怎樣的痕跡。「畢業前她再也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也沒有說要去我家，沒有再提要求，跟我保持著本來就不熟的關係，沒有特別親密、討好或指責。」如同消失那般，後來李欣倫再也沒有見過這個人，名字倒是記得的，但從未萌生google她的念頭。
「所以這件事到底是不是我幻想出來的呢？」李欣倫又一次問自己。
林達陽則是談起國高中的經歷「剛上高中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文學的小孩，那時候不太知道文學是什麼，只是覺得讀東西跟寫東西滿棒的。因為只有在寫作文、創作，甚至是寫周記的時候，大人才會把我的心情當一回事，也會鼓勵我多講。」
這僅是開端，而後林達陽談起精采的國中「女生朋友」故事，那個閃閃發光的親密朋友、學業上的競爭對手、球場與班務的合作夥伴。後來因著一些緣分，他們展開了長長的魚雁往返，這對於當時過著兩點一線枯燥生活的林達陽而言彌足珍貴。
「那段寫信的時光，現在回想起來，是陰暗生活裡某件閃閃發亮的事，彷彿一條蜘蛛絲從上面垂下來，好像爬著可以上去，那是一種得救的心情，但一方面你又覺得自己好像在拯救人家。」
作為自由與出口，寫作是生命內在重要的事物
二十九歲那年，在一次尼泊爾的旅行中，來自各地的旅人共同吃著早餐喝薄荷茶，一位旅人談起目睹嚴重死亡車禍，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影響，李欣倫彷彿被啟動那般，忽然便將這件事情說了出來。這是她第一次向他人說出這件事。
又過了六年，以文字完整寫下這件事情後，才終於如釋重負。「真的彷彿可以聽到胸中的石頭碎裂的聲音，才發現我背著這個石頭走了這麼多年，我以為我忘記了，但其實這個石頭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經過了足夠長的時間，才有辦法好好去看這件事情，並且釐清自己長出的一部分性格，其實深受此事影響。李欣倫回望亦發現，原來中學時代巨大的身心壓力來源其實並非僅只課業，這顆她不知該向誰說，一直無法處理的無形石頭才是禍首。「也許有些人會說，唉呀這只是小事沒什麼，但我自己經歷過，所以知道這種話不能隨便跟別人說。」
很多時候折磨人的並非什麼驚天大事，而是這樣細碎模糊，幻影般的事物。
對於李欣倫而言，寫作的意義已經和年輕時希望得到文學獎，或出一本書被大家看見的願望有所不同，除了出版的諸多作品之外，她寫更多的是私密的日記，那些心中的石頭、黑暗的河流、情緒起伏，她在日記中完全誠實面對。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沒有寫日記、沒有梳理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就沒有活過的感覺。」
林達陽則是繼續說起，在高中寒假結束的前一天，他又與那位「女性朋友」相遇，甚至幫她趕了一份陸游傳記的寒假作業，也因為如此兩人愈走愈近，後來故事有了其他發展。然而在這之前，他便萌生將這過程發生的事情寫下來的念頭。
後來也真的完成的這份書寫，它成為小說，投了當時校內的雄青文學獎，刊在《雄中青年》上，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文字的發表，然而當時那篇小說對他而言是無比重要的開端。
「我覺得滿寂寞，很憤怒，或對什麼事情有什麼看法，或者是讀了哪些書很喜歡裡面的腔調或情緒，所以我學習它；但在這些以外，當時高一的年紀，從沒有寫過這麼近身的故事。」
林達陽談起當時充滿工業調性的高雄港區，尚未整治所以難以親近的悶臭愛河。他的內心懷抱著對於一種精緻文化和幸福生活的想像；在那樣的情境下完成那篇小說，除了為他帶來莫大的滿足感，更是生命中重要的印記，水晶那般剔透光亮。
「從那時開始就覺得，『寫』是對於生命內在具有很深刻意義的東西。」
對於身在高雄中學，周圍皆是同性的青春時光，大家彷彿約定好那般，要偽裝成迷籃球、科學，或物理很強的人。「你被包裝成那樣形狀的人，好像只有在寫東西的時候能夠短暫自由，有點像現在大家會在小帳裡面，發那種全黑、字縮得很小的限動，只是以前沒有這個管道。」
雖然老派且較沒效率，林達陽還是認為書寫所帶來的珍貴情緒和心意和發一則限動是不太一樣的，很鼓勵大家寫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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