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二時，一天下午降完旗排路隊回家，林潔香老師從旁邊走過，看到我對我說：「你今天考得不錯，九十五分喔。」她說的是那天早上音樂課考的樂理，班上少有人當一回事，我倒是認真看了一下，題目都看得懂，五分鐘便交卷，藉口上廁所卻溜到福利社買下課時一粒難求的大肉包。
那時我在樂隊打小鼓，對音樂有一定的興趣，腦裡時常縈繞著激昂的軍樂聲，多半是美國作曲家蘇沙的作品：《雷神進行曲》、《永恆的星條旗》之類的。樂隊每天升降旗要演奏國歌國旗歌，碰到節慶（國慶日、光復節、蔣公誕辰……）便要到街上遊行露臉。我家在中華路開鞋店，每次樂隊走到那裡時我會將小鼓打得特別大聲，就是想秀給爸媽及左右鄰居看。
四十幾年後，我才知道林潔香老師是創立「能高團」棒球隊的林桂興先生的孫女，「能高團」是什麼團？他們是花蓮清一色由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曾經遠征日本創下佳績，是台灣第一個進入甲子園比賽的隊伍，幫花蓮在日本打響名號，算是當年一個成功的城市行銷，據說也因此為花蓮港爭取了不少建港經費。
歷史從來沒斷過，一些線一直連結著我，我以前不知道這些故事，只是因為它們沉入到花蓮的肌肉中，沒被我看見。我不知道林桂興先生，也不知道他是林潔香老師的阿公，當然更不知道這位才華洋溢的阿公，當年除了自己的事業外，還創立了棒球隊，成立了東台灣第一個西洋音樂研究社，資助過後來花蓮高中的音樂老師郭子究……等等，許多我從未知曉的事情在歷史的甬道中上演過，而我渾然不知。我越來越好奇，當年在花蓮這個濱海市鎮，這些興致勃勃的青年究竟是怎麼看待花蓮與這個世界的？他們把花蓮當後山嗎？不會吧！他們是不是根本不往西邊看，而是站在海邊往東方看一大片的藍色海洋，那片蔚藍連結著世界上最繁忙的太平洋航道，連結著無限可能的未來，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Michel Serres說過：寫作者可以派個人物到現場遂行思考，意思是說，用概念思考已然落伍，思考需要人物與故事，有行動，有聲音，我們要一個活生生的過程。關於思考這件事，Serres說，小說家往往做得比哲學家多很多。
那就派個人到1935年的花蓮吧。
一天下午，我看著老照片上花蓮黑金通氣派的常盤館旅社，寫了這麼一段：
「昭和十年年底，日本人伊藤春日從東京經基隆來到黑金通，當天是除夕夜，晚上，他在常盤館高雅的和室裡，一個人邊吃著蕎麥麵，邊從紙門滲進來的柔光中感受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的喜悅。外面一根根聳立的電線桿帶來的現代化氣息跟兩輛黑色英國戴姆勒轎車激盪出整個黑金通雀躍的氛圍。這些來到東部尋找機會的日本人，滿腦子想的是如何從花蓮港廳的港口出發，咻一下兩個鐘頭後就跟世界最繁忙的太平洋航道接軌，從花蓮港到世界，這東部的山與海之間有許多不安分的夢想處處蠢動著……」
我企圖用文字的鋪陳與想像去捕捉花蓮歷史的光影，這會不會太一廂情願？歷史是什麼？越南裔小說家阮越清說過，所有的戰爭要打兩次，一次在現場，一次在腦裡。其實何止戰爭，所有我們意識得到的歷史事件都要發生兩次，第一次我們往往不知道那是什麼，之後，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三十年，我們才逐漸有完整的視野，明白事情是怎麼回事。
我一路生活過來的花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父親酷愛棒球，五十幾歲時還登場比賽，他的球隊曾經在花崗山球場跟來訪的日本撒隆帕斯女子棒球隊交手過，我去看了那場球賽，場上球員滑壘扭傷腳，立刻有人跑過去幫他貼撒隆帕斯，然後引來一大片在藍天白雲底下迸發開來的笑聲。我以前不懂他為什麼那麼愛棒球，知道了林桂興先生跟「能高團」棒球隊的故事後，我才曉得那是有淵源的。台灣的棒球不是從威廉波特開始，在更早的更早，花蓮已經有一群人拎著手套與球棒征戰四方。從此，棒球、進行曲和藍色的太平洋三位一體，我比以前更了解我的家鄉了。
歷史還有其他似乎更隱晦的側面。
一九七○年代末，我在台北認識一位美國人，胖胖的，長得很像發福後的耶穌。當時大家都很年輕，有時喝點啤酒，啤酒喝了拿起吉他唱唱歌，他發現我知道很多Peter Paul and Mary的歌，問我為什麼會唱？我一時答不上來，對啊，我怎麼會唱的？其實答案很簡單，當時流行一本楊光榮編的《民謠吉他集》，一共五集，裡頭的簡譜跟歌詞是用手寫的，都是這一類的英文歌。那是校園民歌流行之前的年代，「唱自己的歌」的自覺尚未全面來臨，喜歡民謠吉他的年輕人就只能唱這些洋歌。高中結交了幾個同好，大家哼哼唱唱，不知不覺中這些歌便琅琅上口了。當時台灣有美軍電台，整天播一些美國排行榜上的熱門音樂，中間嘰哩呱啦講一堆英文，英文聽不懂，歌倒是滿好聽的，也就這樣，常邊做功課邊聽美軍電台，不曉得美國帝國主義的魔爪有沒有因此滲透到我們這些年輕學子的文化血液裡。
其實美國對台灣的影響是個宛如灰犀牛般存在的事實，只不過大家對這頭灰犀牛好像沒有閒工夫去了解，牠就杵在那裡，我們該用什麼態度面對，視而不見好？還是去掛個鈴鐺好？誰也沒想清楚。花蓮雖然位居邊陲，但湯姆叔叔愛與包容的福音遍布全台，也涵蓋我們花蓮，不想理他也難。
以前花蓮對外交通不便（現在也不怎麼方便），尤其在還沒有北迴鐵路的年代，跑一趟台北，從公路局搭到台鐵，沒事會耗掉一整天的時間，台北的文化活動當然就鮮少移師花蓮。但透過廣播、電視、電影，我的花蓮鄉親還是接觸到不少異國元素。幾十年前，像卡通影片《大力水手》，電視影集《勇士們》、《神仙家庭》、《檀島警騎》，美國電影《真善美》、《愛的故事》、《桂河大橋》，多少都讓鄉親們嗅聞到一些美國的氣味。大眾傳播的穿透力無遠弗屆，一年暑假，一位到花蓮玩的美國女生在我的同學秀光家裡，看到一張Seals & Crofts的唱片時，那種驚呼連連的模樣，好像在南極大陸撞見台灣水牛那麼不可思議，而我們也對她的不可思議感到不可思議，美國唱片？不是挺多的嗎？怎麼嚇成那樣。唉，聽美國音樂聽得那麼自然，台灣到底受到多少美國文化的影響我真是說不準。最近這問題越來越引起我對自己的興趣，前一陣子看到有人說「台灣研究就是美國研究」時愣了一下，有那麼嚴重嗎？有人說美國是個隱形帝國（他住海邊管很大，不只五十州），所掌握的影響力超乎正常人的腦袋瓜，大概不是我這顆魯鈍的頭腦所能理解的，不過藉這問題釐清自己的成長史，好像還挺有趣。
但不管怎麼說，在我的腦裡盤據最久最深，發酵出最大能量的當然是中文，所謂美日的影響都還不到語言層次，也就是最致命一擊的那個層次。卡謬曾說：「我有一個祖國，那就是法文。」這位出身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對法文的深情好像還大過法國。的確，語言比客觀現實更真實，從小在花蓮讀書，跟全台灣其他縣市的人一樣，都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長大，這個由中文情境構成的基調很明顯，要拋開而另闢蹊徑相當困難，它是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最主要動力。我用這樣的中文思考世界，一路上有許多元素（有花蓮的、台灣的、外國的）加入，使得這個語言逐漸豐盛，它讓我跟別人一樣，也不一樣。全世界有很多人使用中文，大同而小異，在台灣，這麼多年下來，它應該已經融合成一種台灣的中文，形成一種可辨識的語境。就像波赫士所說，阿根廷的西班牙文源自西班牙，但多年的融合已讓它超越了西班牙，它比西班牙的西班牙文更豐富、更細膩、更「西班牙文」。我也是這麼看待台灣的中文，有容乃大，這跟我們的民主環境有絕對的關係。
一次在北京的小店買東西，才一開口就被問是南方人吧，所謂離鄉不離腔，確是如此。小學四年級班上有位女生轉學進來，我對她的記憶特別深刻，那是因為自從她轉進來之後，本來每次都由我代表的演講比賽便換成她了。她是外省籍，國語講得字正腔圓，在我們班那種瀰漫著台灣國語的情境當中，簡直出類拔萃到不行，我要是老師也會挑她去比賽。不過幾十年後的同學會，當我發現她跟大家一樣滿口台語，一提到她的遊覽車事業便講得口沫橫飛時，我發現從小對她的恨意有了極大的改善。
總之一切就跟爵士樂一樣，是不斷融合的。佛教說緣起性空，在花蓮長大是緣，而一路有許多緣（條件）在身上匯聚，形成今天的我。以前少有機會檢視自己與家鄉的關係，以後若有能力多思考相關問題，應該是滿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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