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清祥當調查局長時，曾研擬「保防法」草案，引發輿論「人二復辟」的批評；當法務部長後，最近他又推出「科技偵查法」草案，也引發輿論「威權復辟」的撻伐。
但與過去相比，「科偵法」豈止是威權復辟，根本是威權升級。如果這項草案完成立法，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都將被政府侵犯。例如：其一，無人機侵犯人民隱私，但無人機的出動，警調可自行決定，超過卅天才須報備檢察官；其二，祇要檢察官許可，警調可對人民進行ＧＰＳ定位蒐證，超過兩個月才須向法官申請；其三，檢察官經法院核准後，可從屋外對屋內進行熱顯像或其他攝錄等監控；其四，檢警調可以植入木馬等程式，入侵人民手機或電腦等通訊設備進行監控。換句話說，「科偵法」實施後，通訊不再有秘密，隱私也將完全曝露。
但對這麼恐怖的一部惡法，法務部官員卻辯稱：「廿一世紀了，不能再用廿世紀的方法查案」，「人家已經上太空，我們還在殺豬公」。因為犯罪科技化，所以偵查也要科技化，這個邏輯看似言之成理，但偵查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能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卻無科技或非科技偵查之分；況且，科技偵查侵犯人民基本權利的範圍，比非科技偵查更大，政府豈能為了偵查科技犯罪的便利性，而以科技偵查侵犯人民基本權利作為代價？法治國的那些基本規範，又豈有廿或廿一世紀之分？上太空或殺豬公之別？
以美國為例。憲法第四修正案制定於十八世紀，但即使美國早已上了太空，檢警調在廿一世紀的科技偵查，仍然受制於十八世紀修正案的規範，任何未經法官許可的搜索與扣押，都會被法院視為違法，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憲。
舉幾個近年的案例。在二○一二年的「美國訴瓊斯案」中，最高法院判決，未經法院許可對人民進行ＧＰＳ定位追蹤違憲。在二○一四年的「雷利訴加州案」中，最高法院判決，警察必須取得法院令狀，才能對被逮捕嫌犯進行手機內容搜索。在二○一八年的「卡本特訴美國案」中，最高法院判決，人民的手機位置資訊受憲法第四修正案的保障。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雷利案」的判決文中，更寫下這段文字：「警察若要搜查被捕嫌犯的手機內容，很簡單：去拿法院令狀」。
也就是說，在十八世紀非科技偵查年代，美國檢警調的搜查與扣押，受第四修正案規範，必須取得法院許可；在二十一世紀科技偵查年代，檢警調的電子監控，不論是ＧＰＳ定位，手機位置資訊，以及手機內容蒐證，仍與十八世紀相同，仍須取得法院許可，套用法務部官員的話來說，這是「上了太空，仍殺豬公」。
美國司法之所以嚴格限制科技偵查，理由很簡單：「每個人對自己隱私都有合理期待」。但無人機徘徊在你的頭頂，熱像儀對準你的住家，ＧＰＳ偷偷安裝在你車上，木馬程式惡意植入你的手機電腦，都比檢警調人員掛線監聽你的電話，破門而入搜索扣押你的文件，派人天天跟蹤你，還要嚴重百倍千倍，人民還有隱私期待可言嗎？
「我們活在一個個人生活被完全摧毀的年代…一個人如果不能從別人眼中隱藏…沒有秘密…那是地獄」，這是昆德拉對沒有隱私生活的控訴；蔡清祥看看美國先例，聽聽昆德拉的控訴後，再決定是否非推那部惡法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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