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我經歷了許多曲折轉彎，現在想起來，
在那些巨大的變化當中都伴隨著無聲的叫喊，
雖然無聲，但因為時間拉長的關係，
我們得以理解並詮釋這些無聲，
讓它逐漸清晰可聽……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也是我即將退伍前，我被調離實兵野戰單位，到一個相對輕鬆但每天有忙不完的文書作業的幕僚工作，我怎麼也沒想到，原來的部隊，竟然會是參與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救災、同時也是最早開拔到重災區中寮鄉的單位；雖然我沒能和同袍共同目睹如同人間煉獄的經驗，但從各種關於現場救災如同作戰的描述過程中，我彷彿也能體會同袍們的創傷記憶，即便退伍後，那輾轉聽來的故事，仍然像戰爭中的炮聲或機槍聲一樣，不時從耳畔傳來。
後來我進入研究所進修，好像帶著某種退伍軍人的記憶，還莫名的保持每天長跑、拉單槓雙槓的習慣，體能雖然維持得不錯，但我卻忽略了對內在心靈的自覺和反思，以至於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在學習的路上經常處於一種顛躓的狀態，當時我記得老師曾和我說，撰寫論文的過程，其實也是挖掘內在生命世界的過程，甚至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很多壓抑在生命底層的問題，都會被翻動出來。我當時感到極度困惑，寫論文和生命何干？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不僅僅是所謂「生命的學問」的一種延伸詮釋，同時也是老師對於發生在我們這些學生身上的各種問題的診斷，一種親切的醫治；在和老師談論如何進行論文撰寫時，談個人生命或情感遭遇的難題，往往多於純粹學術的問學，但我總是喜歡躲在理論和概念的後面，害怕直接面對老師的眼神或言語，我知道自己太容易被看穿識破，就像身體練得再勤勞，也終究無法不真切面對自己的心，在這漫長撰寫論文的時間裡，我喜歡西方充滿理論和雄辯性格的書，對於動輒談論心性和生命的中國哲學，感到疲憊和沉重，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那接近事物的核心、或者某種解答有逃避的想法，有位老師說我的「學力」不夠，無法穿透我要研究的對象；但我就是無法衝破自我的障蔽，找不到出口。
一直到2003年，好像人生才開始滾動，但那推動的力量，卻是沉重的哀傷和離情。
2003年初，全世界正在與一個來得迅速又陌生的病毒作戰，當時仍是女友的妻，想完成她阿嬤一直想拜訪她童幼日本老師故鄉的願望，遂在疫情不明的狀況下，大膽帶著阿嬤前往京都；從未出國過的阿嬤，竟然在旅程中受涼感冒，帶著不時輕微咳嗽的阿嬤，讓我們在旅行的過程中，遭到許多莫名帶著敵意的眼神，像是對來自瘟疫島嶼的人的歧視；一直到我們回到國門，看到海關開始設立的體溫監測儀器和閘門，我們好像才真正對這個被稱為「非典型肺炎」（sars）有了真正的恐懼。
對於像父親這個世代的人來說，瘟病當然令人擔心害怕，不過不知是出於對疾病的無知還是歷經風霜的釋然，相對神經質的我總是不斷提醒父親，出門一定要多留意防護，我還特地到處搜買N95口罩，讓每個月要到醫院回診領藥的父親能夠戴上。但那立體又密實的口罩，父親總是戴不住也戴不好，當我帶著略為氣憤和責備的語氣和父親爭論時，父親總會說，老都老了，還怕什麼？那段帶著巨大焦慮和恐懼心情的歲月，靠著無數人的犧牲和努力，讓這個病毒愈來愈為人所認識，然而因為疫病所帶來對人的不信任（一個清喉嚨或咳嗽的聲音就會引來嫌惡的側目）、為了親人健康安全而刻意保持的關係距離、或者被動的遭強制拆散隔離等等，都是存在於那個時間裡不那麼友善的氣氛；而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那由於受到群聚感染而不得不封閉醫院的記憶，醫護人員和病患，在遠處和高高的樓層外，貼著海報和字條，包得密密只露出眼睛的，分辨不出是誰的家人，像是無望靜靜的坐著、帶著求救意味的揮動著手、甚至有些像是思考是否要縱身而躍的眼神，那確乎是我們這個世代所經歷另一種意義的白色恐怖——透過那些窗戶上的文字和聽不清楚的叫喊，那絕對是將永遠被記得的疼痛。
而關於疼痛，我父親在他晚年的歲月中，有了最挫折他耐受能力的體會。
在sars疫情緩和後，父親參加里辦公室舉辦的秋季旅遊，地點是北海岸，包括金山野柳和幾個知名的觀光景點，其中有一個是父親參加完之後，一直反覆提起的地方，那是鄧麗君紀念公園；對父親那一代人來說，鄧麗君的歌聲是鄉愁，是何日君再來的故鄉的召喚，也是敵對的兩岸關係中，可以溝通和對話的語言。父親不停地說那裡有多美，鄧麗君的歌聲有多美妙動人，但是就在旅遊行程結束後幾天，父親說背部很痛，受不了，得去給醫生看看；結果是得到俗稱「飛蛇」的帶狀疹，因為沒有第一時間診治，住院數天後回家休養的父親，卻開始受到神經疼痛的後遺症所困擾。父親自律甚嚴，不是睡覺或生病是不輕易躺床上，但因為疼痛的關係，常看到他緩慢的坐下，手撫著肩背，幾乎不曾聽他說痛的卻也咬著牙像是認輸一樣的低聲說好痛，然後慢慢蜷曲身體，背著我獨自面對疼痛。
我那時並不知道，那是一個徵兆或提醒，要我們更加留意父親的身體狀況；數個月之後，父親在家中意外跌倒，昏迷治療幾個星期後，離開我們。
父親的一生除了流離之外，還有著不知如何向人訴說的冤苦，我有時常覺得，父親不只是我個人的父親，他更是那個動盪遷移世代中，受苦磨難的總集合，然而苦難是經不住比較的，它既是獨特的、個人的，又是普遍的、超越的；而父親唯一留下來讓我們有機會理解他所經歷的，是一本用十行紙書寫並裝釘的自傳，從他出生到偶然從軍、輾轉來台、結婚生子、遭逢巨變到為自己辯護洗冤，都在那本看似平凡有著藍色封面的自傳裡。那本被我父親稱為自傳，但其實更像是帶著遺憾和對我們懷著無限歉疚自責意味的信，卻因為我的車被人撬開、袋子被人拿走後也不幸丟失了，即使報了警也遍尋附近垃圾回收場，也找不到我的袋子、和父親的自傳。於是我才開始回憶那本我熟悉不過的書，還有父親經常和我提起他的過去（當然多半時間我都是恍神或虛應的敷衍），我試著用書寫和片斷零碎的故事編織和拼回那本自傳，和我父親那複雜幽微遠超過我書寫能力的一生。
原來那是一本有待我續寫完成的自傳。
現在後設的回想起來，2003那一年，實在太多離去，還有妻當時很好的青年小說家朋友，才剛出版小說集，在眾人的期待和關注中有著無可限量的未來，卻突然選擇棄世，我記得當時妻打電話給我，用我聽不清楚的聲音說，○○走了，然後是巨大的哭聲和一連串我聽不清楚的話語……而在那之後，還有令人心碎的年輕作者離世的事，不斷撞擊著這個社會剛萌芽也還未世故的心靈，但仍舊讓熱愛文學的人繼續在創作中鼓動著靈魂，靠著讀他們的作品，彷彿他們不曾離去。
那樣的聲音好像驚醒了我，讓我從某個封閉的世界裡走出來，幾年後，我在論文口試的會議中，仍舊有緊張焦慮，但我似乎已經漸漸不那麼在意老師們對我論文的評價了，冗長的會議時間裡，雖然口試老師們對我的論文仍然有許多意見，但是他們知道我在寫作的領域中開始起步，好像也能理解和寬容我在論理過程裡容或大膽或不夠嚴謹（他們說有創意？）的地方，而我的老師也總是能在我受到批評時，搬出緣於我的性格與經歷的關係，在某些地方如果有缺漏還請老師們包涵體諒。到今天為止，我依然十分感謝老師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只是安靜的等候，並沒有給我壓力、或用說教的方式迫使我立刻離開情感受傷的現場，那是最能安慰人心的力量。
記得會議結束前，其中一位老師在論文本裡寫了一首七言詩，雖然我現在遍尋不著，但我依稀記得其中的意思，那是說我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是可惜那支箭仍舊射不穿應該命中的靶心……那位老師還語重心長的說，讀完你的論文，實在是想長嘆一聲，怎麼現在還有像你這樣的學生，願意選一個那麼枯燥陳舊的題目來研究，又那麼認真的完成它，雖然這當中還有不盡完美之處，但總是讓我感到疑惑和遺憾，不過也許你有文學的筆觸，未來期許你能用文學的筆，把這些艱澀的思想或理論，用更親切生動的方式，說給更多人聽，應該也能彌補你在哲學上理性的不足吧。
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我經歷了許多曲折轉彎，現在想起來，在那些巨大的變化當中都伴隨著無聲的叫喊，雖然無聲，但因為時間拉長的關係，我們得以理解並詮釋這些無聲，讓它逐漸清晰可聽，因為那些激動的心情終於平靜下來，成為遙遠微弱卻持續響著的，充滿平安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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