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可以退休之後的很多年，罔市依舊住在工廠裡。知道我要採訪，推拖好幾次才答應。聽起來，她前半輩子過得跟人事資料一樣，安靜、穩定。生平大事，五根手指都用不完。作為那個時代，出身窮困的女性，很早就決定要認命，安安分分過日子，怎麼也想不到會被逼得鋌而走險，成為別人口中的無賴。如果這樣也算作決定，那就算吧，不然怎麼辦。犯頭痛般，罔市熟練拿出隨身攜帶的藥膏，搽在太陽穴周圍反覆搓揉，貌似困惑地自問，事情要怎麼講？
「不然，我帶你自己去看好了。」
從生產線開始，爬上四樓開始層層往下看，看完一廠還有二廠跟三廠。沿途路過各式標語列隊，「精益求精」、「品質是企業的生命」、「以廠為家，以廠為校」，個個厲聲掙脫文字自身限制，迴盪出鏗鏘有力的訓示，催促眾人抖擻向前衝刺。
辛苦是有代價的。不然經濟部歷年頒發獎杯獎狀，為什麼要集中收在展示間顯眼處，就是要供來客見證，此乃打造經濟奇蹟的模範生啊。
走到總經理室門前，罔市猶豫一下，但還是讓我進去。蚊帳、浴巾等等起居用品，如同那些遍布廠房的突兀存在。不待我問，她幽幽補了句：「之前怎麼是這樣。」
潮起潮落，滿地都是被遺棄的。
過往幾度風光，此刻讓給斑駁但醒目的腥紅色噴漆覆蓋：「關廠之父，誤我一生！」、「還我退休金！」、「抗爭到底！」依稀還能滲出吶喊。
老闆跑了，拋下罔市她們變成關廠工人。
工廠、抗爭跟家，三者間的交織層疊，衝突協調再衝突，片刻不停正反合，裝置藝術般展示在我面前，但罔市看到的不是這個。她給自己煉成一套法術，讓時間能隨意回到十八歲那年：剛從其他工廠輾轉到此，總算找到歸宿這樣，用青春排滿班表。也不只是為賺錢，跟大家一起做事就好，加班愈多愈好，經理都說我們是在拚世界第一。
台灣曾經拿下的世界第一，從網球拍、雨傘、鞋子、電扇、熱水瓶到味精，五花八門。即使後來知道這叫廉價生產，但由政府帶頭宣傳，還是很有說服力。工人們都被感染了。除了賺錢，生命中從未贏過的榮譽，在此得到滿足。跟其他同事一樣，罔市終究忍不住掏出薪水，把公司當時最熱銷的收音機擺在宿舍床頭，由歌聲帶路去夢遊仙境。
那是她可以，翩翩起舞的年代。
什麼裝置藝術，這不是罔市要的。她很矜持地把不甘願埋得很深，偶爾才從細微的表情變化，透露往事。
那幾年，資本血液裡流動的基因，趨使企業不分大小出外尋找更廉價的勞動力，加上員工陸續符合退休資格，台灣到處都在惡性關廠，新聞報導不時可見勞工上街，追著老闆討要資遣費跟退休金。經濟奇蹟變成神話，連帶把罔市後半生的指望摔個粉碎。她是全廠最資深的女工，總經理說公司不能沒有妳，再做一年就好。
本該千篇一律的故事，被罔市她們十幾人像是走錯棚，橫生劇本沒有的戲碼，加演成超現實主義作品。
街頭抗議大半年，一毛錢也沒著落。沒辦法只剩這步，回去把緊閉的鐵門撬開。原本試探性地逗留，到後來乾脆接起水電，把家搬進工廠。白天輪流排班跟小黑、小黃二三隻留守，傍晚放學、下班的陸續回來，那個誰開始點火熱鍋，那個誰誰去揀菜、擺碗筷，那個誰誰誰趕快寫功課。吵吵鬧鬧三兩下，粗茶淡飯搭配電視新聞上桌，多摻點鹽巴、醬料，也是一頓家常飯。
營業大廳已無賓客來訪，日光燈下只有罔市她們。微弱的身影在閒聊間隨著夜深散去，讓抗爭日誌又多加一天。
說起來，會遇到什麼事，也是時代在決定。要怪就怪窮人運氣差，一旦起風，往往得先低頭。如果罔市她們沒回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後來有人看上這塊地，終於有機會算算這筆帳。
在我採訪完幾個月後，自救會接到通知說法官要來，罔市匆忙趕回工廠。這天，等了很久。疑懼、期盼、委屈、憤怒，還有那些不知道該怎麼講的，經年累積的滋味，爭先恐後竄向腦門，著實讓人迷茫。耳際嗡嗡作響，搽上藥膏也不見效。整場會議聽下來，感覺像在鬼打牆。
其實她明白，法官來就是要為點交作準備。
說到底，還是老闆會算，先把廠房、土地抵押給銀行搞一票，把工人丟了再省一筆。那我們算什麼，勞基法算什麼？「過去，算國家對不起你們。」嗯，還像句人話，大家開始跟法官訴苦。「但很抱歉，這裡已經被拍賣，依法要請你們離開。」哼，這就是法律，只會放屁。
原本懷揣的一絲僥倖，至此完全破滅。
在工運團體協助下，老老少少動員起來。像隻作繭的蠶，竭力把所有拖得動的鐵架，一圈圈將廠房圍起來。怕不夠牢靠，還用點焊跟鎖鏈纏繞加固。對於這種守勢策略，有人主張放手一搏：至少要給社會來個震撼！之後說幹就幹，趁夜來回好幾趟貨車，不斷把汽油送進這座堡壘，宣示飛蛾只有撲向熊熊烈焰才是真正蛻變的最後救贖。
罔市沒有意見，她配合大家，盡本分做事，默默等待點交。
當天一早，我在對街隔著輕薄門板，偷聽法官跟警方進行勤前教育：「大家可能會懷疑，我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公權力來對付。那其實，這間工廠被人家占據八、九年，然後他跟你勒索五千四百萬，你願不願意給他？」「這些人的訴求是，公司積欠他們半年以上的工資跟資遣費，但是這個負債的對象是這個電子廠的老闆，並不是拍定人。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分辨出，執行公權力的正當性。」
聽著聽著，我聽見自己亂糟糟的心跳聲，「今天來這邊，只是要把他們的占用，從房子裡面清出來，最後再把他們請出這塊土地上。」
講完，法官便指揮警力跟怪手陸續越過馬路朝罔市她們這邊開拔。「捍衛家園，保障人權！」由聲援者組成的人牆試圖阻擋，隨著雙方短兵相接，肉身改以激昂口號抵抗：「財團打手！財團打手！」一波波衝突，在民意代表來回穿梭下暫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三點，這場協商，出乎意料最終以買家願意提供補償金，和平收場。
太好了，工人終於靠自己討回公道。我這股喜悅，隨即被迅速傳播的耳語澆熄，大意不外是「玩假的」，或是「等著看，看他們接下來怎麼分錢」，雖然都壓低聲量，但連我都聽得到，想必罔市也知道。
折騰那麼多年，最後變成一件丟臉的事。就像那次，她難得興致好，「走，帶你去雜貨店，我自己也好久沒去了。」老闆娘聽到這位老主顧居然還住在工廠，也沒問所為何來，馬上面帶不屑：「沒志氣，再去找房子就好了啊。」罔市不爭論，付完錢掉頭就走。
我跟在後面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安慰。直到多年後，我才想到，應該跟她分享自己在三鶯部落遇到的事。
某個傍晚，有名警員騎著機車揚塵而至：「縣長待會要來。」一陣騷動後，大家很快達成共識：「先把聚會所掃乾淨！」奇怪，為什麼這是第一反應，而且沒有爭議？接著就是比較細緻的討論跟盤算：「要不要點燈？」當時發電機是部落唯一的電力來源，得省著點用。縣長要來，拉開發電機應該不過分？「不要啦，是他拆我們的家。點蠟燭，讓他知道我們有多苦！」這個提議顯然也獲得共識，才能成為縣長回憶的一部分。
縣長後來公開說，就是那天，讓他理解都市原住民的處境。
或許我們作了場戲，精確地說，應該是真實狀態的臨演。但對方又何嘗不是？差別在於，弱勢者上舞台的籌碼少，代價大，而且演技差。在《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這部紀錄片裡，一群女工同樣在追債，看到跟大家捉迷藏的老闆終於現身，討價還價後同意七折八扣清償薪資。女工原本緊繃的面容，瞬間情不自禁開始掉淚，而他竟也慈祥地摟著她們，輕聲安慰，宛如當年那個大家長一直都在。
離開工廠後，罔市想要作個小生意。我說這樣很好，因為如果沒有被耽擱，那是早該實現的事。「如果可以，也要找個時間去改名。」當年我才二十六歲，不懂這個決定背後的意味深長。眼看沒有回應，她自覺失言，馬上轉移話題：「欸，之後要幫我搬家喔。」
那時我剛開始跑單幫，罔市很快成為常客，總拎著那幾包黑色塑膠袋，在不同的廉價套房流轉。直到離世前，她也沒去改名，最後一個職業還是女工。
這沒什麼不好，只是很可惜，沒能跟她多說一點。時代確實有進步，制度也在改，變得更講道理、懂斯文，讓人叛逆不起來。不過為了討生活，領薪水的一樣得挨個被秤斤論兩，用身體跟時間搾出薪資，換算成未來只有明天，再多想就是笑話。還是年輕人看得透徹，早就知道別浪費力氣，認真就輸了。
罔市，妳不孤單。在輕飄飄的時代，孤單是最熟悉的朋友。我很慶幸，自己在那個善感的年紀，就認識妳們，同樣在離開之後仍時常會繞回去看看，直到廠房改建成大樓為止。這段旅途埋入心裡，長出揮之不去的沉重感，提醒我，沒有人活該本來就是棄物。
罔市的話很少，轉瞬就消失在人群裡，遙遠地走進很久很久以前。她總是這樣，宛如自己不曾存在。
於是這次我決定，請她留下來，多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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