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找一個容器，盛裝自己。最初，是電影。現在，是自然的曠野。
來到池上，我不再那麼愛哭。因為自我不見了。我的窗外有一片稻田，稻田後邊是海岸山脈。我常以為我在想。其實我沒有。我只是空空地看，看眼前的一切。天光，山色，霧嵐，雲影，稻浪。那麼沉靜的生滅，如常的來去。再也不受人世的警治目光所困，我可以平靜地看生，也可以平靜地看死。入夜，我會躺在田邊的石子路上，輕閉雙眼，非常專心地聆聽水圳的細流。不去想像它們的來源和去處，僅僅把握此時此刻的牽連。
在城市生活，難以忘我。我們置身在一切人為建構的線條之中，仰仗人的意志，馴服每一塊空地，視野的、體制的、人心的。我們無法，如實觀看。我們習於介
入，審判，扭轉，屠戮。高於一切，宰制一切。自我無時無刻，都在。我們觀看，是為了殖民這個世界於自己的意志底下。再也不仰賴冒險的覺察，而是披戴各種既定的成見，不顧一切地排外。每一處都在塑造我們的意志，因而每一處也都成了我們的意志的延伸。漸漸地我們無法看生，也無法看死。無法掌握的時候，我們就哭。
我始終在找，找一個容器，彷彿它也是一條撤退路線，讓我能從世界分心，回到自己的真實之中，不去度量，不去劫掠。最初，我回來故鄉，是為了收納自己，同時帶領池上的孩子們透過寫詩，認識自己的侷限和極限。日子一久，我卻開始找尋，自我以外的容器，能夠盛裝更多人的容器。自然的曠野教我，不要那麼敏捷而輕忽地，離開自己和世界的牽連，站到外邊，透過確鑿的言語意義來掩蔽這個變動神祕的世界。
不是不說，而是重新學習說話。被馴服的，要慢慢解放開來。我在池上國中的每一堂課，都跟孩子一起學習，尊重自己的心念，尊重事物的流變，不再拘執同一個容器，不再仰賴一個穩固的意義系統和認知方式。為了明白詩人如何通向我們，我們又怎麼通向他。每讀一首詩，我就問孩子：「你們有什麼感覺？」「你們覺得他是什麼樣的人呢？ 」讀了一首詩，也就擁有了一種理解生命的方式。吸收了，要再轉化。捧在手裡的容器，要再放下。於是我說，「拿起剪刀，剪下字來，讓每一個字無依無靠，重新順著你的心意，有了歸屬。」
不多不少，就是這些字。光是這些字，就能逼著孩子解構原有的語感和表達模式，被迫進入一個新鮮的語言關係來展開自我對話。真正的選擇，本來就無法脫離
限定的條件。而侷限在哪裡，自由就從那裡開始。面對字，就是面對自己。每一回貼近自己的練習，都從否定出發。學習取捨，學習節制。而能重新看待每一個字，重新估量每一個字的份量。不著頭緒地，為字彙賦予了真心，為經驗賦予了力量。畢竟，一首詩的完成，常在無可推諉地觸及自己之後。
有限的課堂時間，我幾乎都在設法解除孩子們因襲而來的規矩和恐懼，再度野放他們，就像池上野放了我。我問，「我」是誰？什麼是愛？什麼是死亡？這片天地教給我的，我也教給孩子。沒有不能正視的存在，也就沒有不能面對的問題。孩子搔搔頭，吞吐回答。回答如此艱難，由於真實如此難於直面。我就是等。讓一個簡短的問題，真正成為一個需要長久面對的問題。而我沒有答案，沒有答案去阻斷他們的思索。一堂課，一個問題。沒有提示，沒有終點。每個人的問題只有最深的情感在最微妙的時刻才能自我回答。
放學了，每天我都繞去看阿婆婆和她的四隻貓。阿婆婆手工製作米饅頭、米冰棒，還手工打造了一個廣場，擺了幾張桌椅。有次問她，為什麼池上的旅遊地圖，沒有介紹她的店？鼓著腮幫子的阿婆婆，豪邁地說：「我才不要加入縣政府的觀光行列！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來推動養生的概念。」阿婆婆的廣場有一面白牆，手繪了一個生態循環的簡圖。廣場上方，懸掛了一個匾額，題寫﹁母親﹂兩個字。她常一邊玩貓，一邊喃喃地說：「大自然就是我們的母親，給了我們最豐富也最簡單的一切。來我這裡用餐的客人，我就給他們上課。一頓餐的時間，他們就會發現，品嚐食物的原始味道，就是在品嚐陽光、品嚐大地。」
阿婆婆和她的廣場，讓我想起蘇格拉底。他抗拒寡頭政治，於是脫離國制，以世界公民的立場，來到Agora（廣場、市集）跟一般市民對話，勇於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展開正義的生活和正義的行動。池上的自然曠野，已給了我一雙新生的眼睛。我從沒想過，來到這裡能夠遇見一個公共的廣場。我多希望和阿婆婆一樣，自己造一個廣場。帶著這樣的廣場，帶著這樣的容器，盛裝更多的人。也許從每一次凝視開始，從每一場接遇開始。而任何一個磨鍊心智的課堂，我要將它還原成一個革命的廣場，跟孩子們一起，踏上革命之路。
吳俞萱
台東人。大學讀文學，研究所唸電影，在日本學舞踏。信任直覺。對安逸過敏，喜歡越界創作，不時舉辦各種結合文學與電影的藝術沙龍，在心上點火。為了那些情感飽滿的瞬間而活著。為了揭示那些被隱蔽的真實而書寫。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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