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全城的人們聽到了她的歌聲,她是鄧麗君。那年我七歲。 先是隔壁的韓家姐姐從產科醫院回來,抱著一個嬰兒,這件事值得慶祝,大雜院裡的人湧進了她家,想討個喜蛋吃,然而我們在房間一角發現了一台三洋牌答錄機。鬼知道這貨是怎麼進了韓家大門的,我爸偷偷告訴我說是走私來的,然而走私是什麼意思我也不大懂。接著,有人按下了播放鍵,裡面自動傳來鄧麗君的歌聲。渾身散發著腐乳氣味的紹興老六說,這是黃色歌曲,派出所會來抓你。韓大伯囂張地拍著自己的胸脯說,來啊,讓他們來。這時我們想起韓家姐姐嫁的就是公安局的員警,而韓大伯本人是體育隊的擊劍運動員,誰也打不過他們家。
紹興老六繼續解釋,鄧麗君除了唱黃色歌曲,她還是一個反動派。
韓大伯說,我見過的反動派比你見過的女人還多。這話不假,整個六七十年代批鬥反動派都是在他們體育館,我們不確定韓大伯有沒有用他的花劍戳死過人,照我爸的猜測,應該沒有,韓大伯在那個年代屬於溫文爾雅的文盲,因為擊劍是一門高雅的運動,如果是個粗暴的文盲很可能擊著擊著就撲上去咬人一口。
反正,從韓大伯家出來以後,一部分人就丟了魂。我爸有一台很小的收音機,一個開關是中波,另一個開關是短波。中波那部分已經完全壞了,什麼都聽不見,全是白噪音,短波那部分只能聽到隱隱約約的臺灣電臺。我爸經常把耳朵緊貼在收音機上,聽一會兒,拍一下,再聽一會兒。有時拉長天線,將窗子打開一條縫,再把天線伸出去。他是絕對不敢在家門外面聽短波的,那有一個術語,叫做"敵臺"。偷聽敵臺的人,很多都去了體育館。
我爸聽著敵臺歎了口氣,他一定是懊悔為什麼每個月只能存下五塊錢。他是個技術員,掙得沒有運動員多。他放下的收音機,幽幽地對我媽說,現在允許聽鄧麗君的歌了。
我媽是個老少女,在玻璃廠工作到三十七歲,落下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聲,因為她有一雙漂亮的白皮鞋。她對我爸說,忍一忍,聽聽評彈吧。
可是我不想再聽評彈了,我爸說,每天晚上七點鐘到八點鐘,一個小時的評彈,八點以後就是天氣預報,然後就什麼都沒了,寂靜,為什麼要這麼寂靜。
因為安靜一點你就可以睡覺了,第二天有力氣去上班。我媽這麼回答他。
今天是他媽的星期六,我爸說。
那天深夜(也許並不是很深,但周遭已然寂靜),我起床打開了我爸的收音機,調到短波。這是我第一次聽短波,先是傳來了噝噝的白噪音,接著,很神奇地聽到一個柔美的女聲:明天天氣很好,大陸的飛行員可以駕機飛往臺灣,下面讓我們聽一曲……沒了,噝噝的白噪音。這時我覺得自己的頭被人摸了一下,我媽起床了。我說,他們在放歌,但我什麼都聽不見了。
我媽說,其實我也好想有一台答錄機,可以完整地聽一首鄧麗君的歌。
我說我們為什麼不去買一台走私的呢。
我媽說很簡單,因為你爸去年剛買了自行車,而明年我們想買一台電視機,一輛自行車要一百塊,一台電視機要三百塊,而我們家每個月的收入是七十塊,這筆賬你算不清,你太小了。
我說,我們語文老師今天提問,為什麼我們不能轟炸臺灣、解放臺灣,所有人的回答都是錯的。
我媽說,因為轟炸臺灣會讓臺灣老百姓白白犧牲所以我們不能這麼殘忍,這是標準答案,你明天這麼回答老師,准沒錯。
我問,我們的飛行員有沒有逃去臺灣的。
我媽說,沒有,我們的飛行員不會這麼幹,我這輩子只聽說過臺灣的飛行員逃到大陸的,睡吧,別問了。
第二天早上韓大伯抄著菜刀(而不是花劍)在大院裡大罵:是他媽的誰把我們家的磁帶給偷走了?由於他表現得過於地失去理智,家家戶戶都把大門緊閉,看上去都像是賊。韓大伯掄著菜刀在空氣中砍了幾下,繼續大罵:那是原版磁帶,原版的啊我X你全家!
我爸向我解釋說,磁帶是可以翻錄的,原版磁帶就是從臺灣走私過來的。
又過了一陣子,我爸廠裡的工會、我媽廠裡的工會,以及各單位的工會,以及散落在城裡的擁有答錄機的人們,都開始播放這盤由臺灣走私而來的原版鄧麗君的翻錄磁帶。韓大伯帶著他的女婿找到了源頭,一個比他更闊氣的擁有雙卡答錄機的傢伙,他在文化館上班,業餘時間翻錄一些磁帶賺錢,然而在他那裡也沒有找到那盒原版,他也說不清原版在哪兒。最後這事情是怎麼解決的,鬼知道,只知道韓大伯帶了一堆翻錄磁帶回家,不僅有鄧麗君,還有鳳飛飛,還有劉文正。總之韓大伯一毛錢都沒付,他沒把那台雙卡答錄機搬回家已經是很理智了。
到了一九九○年,那時候我家已經搬離了大院。我爸不再執著於答錄機了,他更喜歡舞廳的音響效果。我媽熱愛的臺灣歌手是姜育�琚]再後來是周華健),她擁有了答錄機。有一天聽說紹興老六犯了事兒,被員警帶走了,員警問他還犯過什麼事,他交待說,很小的時候偷過韓大伯家裡一盒鄧麗君的磁帶啊,真是不好意思。韓大伯問他女婿,老六判了幾年呢。他女婿說,不長,五年就能出來了。
等到鄧麗君逝世的時候,韓大伯一定會想到,老六該放出來了。然而這一幕只是我猜想了。一九九五年十分遙遠,等得讓人心焦,如今也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路内 一九七三年生,現居上海。著有小說《少年巴比倫》、《花街往事》、《慈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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