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1日 星期五

【詩劇場】陳柏言/一齣詩劇的完成──記《光年》構想及其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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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詩劇場】陳柏言/一齣詩劇的完成──記《光年》構想及其後台
【書評•散文】陳國球/「現代散文」之為「文」

  今日文選

【詩劇場】陳柏言/一齣詩劇的完成──記《光年》構想及其後台
陳柏言/聯合報
詩人羅智成。(圖/趨勢教育基金會提供)
在2022趨勢教育基金會主辦的詩劇《光年》開演以前,我們邀請了幾位發起者、創作者,展開密談。他們談詩,談音樂,也論劇場。我走入他們的談話,就好像闖進布滿管線的後台,展看大型壁畫的草圖。那裡充滿了可能性,一切都還在發生。燈暗下來,也像是一座微宇宙的模型。

大疫時代的詩劇場

基金會執行長陳怡蓁憶述起,詩劇場的發想,源於2012年,在國圖舉辦的《詩的立體書:九十九種讀詩的方法》。她找來大學同屆的詩人羅智成合作,不只演出詩作,也邀請創作者登台朗誦。那次的活動反響極好,也鼓勵她繼續推動詩劇場;希望藉由更親民的方式,向文學大師致敬,也將感動分享給更多的社會大眾。基金會文學顧問陳義芝接著指出,文字固然自足而飽滿,但就讀者的接受而言,總是有限的。他認為,詩劇場藉由不同的媒材「接枝」,將作品開枝散葉,挖掘詩作無窮的可能性。陳義芝說,選擇羅智成作為這次《光年》的主題詩人,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的詩作風格極具特色,且擁有世界性的視野,「他也是點子最多、想像力最天馬行空的詩人。」

「這次的演出,本來在去年九月就該發生;」徐堰鈴說起不期而至的升溫疫情,苦笑著說:「現在只好推託說,我們比較喜歡在春天演出。」

在徐堰鈴眼中,劇場最重要的,是演員與觀眾互動的臨場氛圍。但是,防疫政策總要求人們「儘量不要互動」,這與劇場的本質,產生了相當大的衝突。大疫時代,考驗著導演的既有思維,進而影響整齣戲的呈現方式。徐堰鈴捨棄詩人上台朗誦的橋段,改以錄音或影像播出;而最終挑選的詩作,也將疫情納入考慮,從更遙遠、宏觀的視角,聚焦在詩人對於自然生態的關注,以及對於宇宙文明的感觸上。

徐堰鈴指出,詩印在紙上,它的介面是相對純粹的;但如果要將它演出來,就必須用「立體」的思維去思考,去找尋場景的action,「我常常在想,要怎麼更好的詮釋一首詩?對劇場來講,它就是一個『藝術的全能運動』。比如,我們可以用燈光,用影像,我們也可以用聲音,加上動作……」導演最重要的任務,並不只是詮釋詩作,更要詮釋詩人本身:詩人為什麼去寫那首詩?詩作能帶給觀眾怎麼樣的回饋與延展空間?「我覺得作為一名導演,就好像是在做算術──也就是:我們要怎麼去重新解構又結構它?」 談起詩的詮釋,陳建騏認為,無論是流行音樂或者劇場音樂,和「詩」的關係都非常密切,「詩是所有文字載體中,擁有最多縫隙的藝術形式;而這些空隙,正好提供音樂創作者,很好的發揮空間。」由於充滿孔洞,人們如果要理解「詩」這樣的語言,往往需要通過「翻譯」。而他的工作,正是藉由音樂(包括人聲吟唱、電子音效等),去創造一個詮釋的空間;「我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讀者,用音樂去填補那些空隙。那或許會讓原詩更加飽滿,也可能刻意使之乾涸。」

陳建騏舉羅智成《地球之島》中的〈十月〉為例,為了配合詩中描寫的阿里山神木場景,導演希望參考鄒族的音樂風格。他聆聽鄒族的歌謠,並通過自己對於音樂和詩作的理解,轉化並賦予歌曲特殊的情調。除了譜曲之外,還要考慮到,這些歌曲讓哪一位演員演唱?又要用哪一種方式唱?不同的渲染方式,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感受向度,「就像導演剛剛說的,好像是在做數學題。」

詩是最害羞的文學形式

談起詩的跨界展演,羅智成早在台大讀哲學系二年級時,就已做過類似的嘗試。他與知名舞者羅曼菲合作,在耕莘文教院舉辦一場現代詩舞表演。羅智成憶述,其中一場名為《給愛麗絲》的演出,「有劇,有舞,有音樂,當然也有朗誦。我還幫忙搬了一架鋼琴上台。」為什麼會對藝術媒介的「跨界」感興趣呢?他坦承,自己是一個「大腦過動」,什麼都想試試看的斜槓人;「我不是以一個既定的詩人想像,來製作我自己;而是以對自己的想像,來製作詩人。」

「詩是一種非常害羞的文學形式。」羅智成說,當詩遇不到對的人、對的心情、對的場合,詩往往顯得不合時宜,非常尷尬。但只要一切都對了,詩就會變成一個宗教的聖禮,一場感動人心的彌撒。為了追求「對」的狀態,羅智成竭盡文字的可能去探索,也會嘗試文字以外可作為輔助的媒材。於是,他會將目光投向音樂,舞蹈,劇場,「我一直積極的摸索、探尋各種儀式;希望能夠在閱讀的當下,把那些不對的狀態,都變成對的。」2005年以後,他開始創作「故事雲」系列詩作,正是基於這樣的追求;「我希望透過詩的戲劇元素,來擴大詩的功能與渲染能力。」

羅智成主張,詩是最依賴讀者的創作形式,「如果沒有讀者的感受參與,詩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身為原作者,在這次製作《光年》詩劇的過程中,他樂於當一名觀望者。他很期待導演會如何挑選、展演詩作,形成另一組「創作者的心智地圖」。

不會想要「插手」嗎?

「有時候當然會忍不住好奇,去窺視一下,」羅智成笑著說,「回來後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和羅老師之間的關係,真的很像是在諜對諜。」徐堰鈴饒富深意的眨了眨眼。

答錄機裡的詩

在很年輕的時候,徐堰鈴就已經是羅智成的讀者。

「那時候誠品還沒有開始,要買到羅老師的書,還得到特定的書店才能買到。買到的時候會覺得:『太棒了,這是我的書。』我的意思是:這本書不再是『他的』,而是『我的』。」她非常喜愛羅智成詩,愛到會在夜深人靜時,將詩句錄進電話答錄機裡。打電話來的朋友聽到後,總是想:堰鈴是不是過得不太好?結果沒有人敢留言,「羅老師的詩對我而言,真的是一個生活情境裡面的東西。」

因為導演《光年》,徐堰鈴從單純的讀者,變成了改編者。徐堰鈴說,她很享受這樣的角色改變,「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名演員。」也因此,她看見過往單純讀詩時,較未注意到的面向。比如,通過電腦文字雲的運算,她得出這次選定的羅智成詩,最頻繁出現的關鍵字,竟然是「我們」。此外,她也留意到,詩人對於台灣土地的關懷,以及著迷於定義事物的熱情,「對我來講,作為一名詩劇場導演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可以觸碰到詩人『創作的內在』。」而這次執導《光年》,她希望創造平易近人的詩劇場,讓觀眾重拾對於文字的喜愛。

陳建騏則對羅智成寫「夢」的詩特別有感。他以〈夢中旅者〉為例,說明寫詩的人,甚至詩作中的「我」,都不見得去過詩中描述的地點。但是,創作者可以在詩行之間,不斷地轉換、飛翔;「詩和夢一樣,都是超越生命本身的東西。現實中沒辦法滿足的事物,或是不可能發生的想像,都可以在夢或詩裡面完成。」陳建騏強調,無論是夢,或者是詩,都是想像力的跳躍,不見得會依循邏輯行進;在這個意義上,他希望藉由音樂去跟隨文字,「我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力,將它們連結起來。」

陳建騏補充說明,《光年》講述的是時間,也是距離;「它可長可短,就像詩和藝術跟人的距離是一樣的。」他期許觀眾將自己毫無保留的,投入到劇場這個奇異的時空,打開被長久阻絕的感官,用最直觀的感受來體會詩劇,「我覺得這些感覺是與生俱來的。但有可能因為教育或是社會化的過程,拿走了這些天性。」

觀看星空的方法

關於《光年》,羅智成讚賞導演的選題很好。

「光年」是宏闊的距離,也隱含孤獨的意義,「光」則讓視覺發生。對人類來說,天上的星星,絕大部分在碰觸不到,也永遠抵達不了的地方;然而,他們又在我們眼前閃爍、發光。羅智成說,這產生一種很奇特的感覺,「明明是你知道他存在,但它跟你的關係,卻好像並不存在。」

他進一步說,如果換個角度思考,就會發現「光年」這個概念,似乎可以對應到生活中的許多關係,我們很容易被這個字眼所吸引進去。「當『光年』這一個詞出現的時候,你的位置就在變成了星星。你本來是地球上的一個人,或臉書上的一個名字、一個帳號;可是,當你面對『光年』這個字眼的時候,你自己就自然化成了一顆星星。我覺得詩劇場就是這樣:很多星星跑到劇場裡面,去看別的星星。」

●附註:除了《光年》詩劇場外,趨勢教育基金會更在今年啟動趨勢□詩劇場系列,將連續五年,推出以當代詩人主題,一年兩齣詩劇,喜歡詩與文藝的朋友可以密切關注。


【書評•散文】陳國球/「現代散文」之為「文」
陳國球/聯合報
《未燒書》書影。(圖/聯經提供)
從文類的觀念來看,「散文」是現代文學一個特種類別。實際上,西方的文類三分法並沒有「散文」的位置;至於中國傳統文人筆墨所離不開的「詩」與「文」,後者又不能隨便冠以「散」字。然而,衡之於現今漢語文學論述,「散文」卻非常牢固地與「詩歌」、「小說」、「戲劇」並列成「基本文類」。換個角度看,現代文學此一不中不西,卻又中又西的「散文」類,就是「散」,就是多種文學因緣的湊合而成。這一個「散」,或者可以「多元」視之;其縱橫開闔,「散」而又編織成「文」,則應是上承中國的或駢或散,或平衡有序、或灝氣噴薄的「文」的傳統,再加上以「白話文」行之這個現代標誌,「現代散文」由是「成型」。這次獲「散文大師獎」的《未燒書》,正可作為「文」的傳承的見證。

《未燒書》的作者楊渡,在當日是以記者身分見證一個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回台後,他就撰寫了十萬餘字的「報導文學」。然而他卻表示:「1989年9月出版時,……許多真實的觀察與反省,都無法寫下來。我一直希望在更遠的歷史距離之後,有一天把真正的觀察與思索寫下來。那是更深刻的記錄,也是更深沉的反省。」這個寫作與思考的脈絡,就提醒我們不應再以「報導」看待《未燒書》。比較合宜的參照,或許是上承文化傳統的史傳之「文」。「未燒書」一語源自清代詩人陳恭尹的〈讀秦紀〉詩: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

夜半橋邊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秦紀》固然就是「史」,而詩中所說的「書」,雖則是指張良於橋邊所得的兵書,其間無疑隱含了抗暴精神常存的歷史寓意。

三十年前的歷史事件,其規模之大,其人物之眾,其環境之複雜,若要周全俱備,寫來很容易散漫無歸;作者意想拉開時間的距離,以繞過當日許多障礙與禁忌,效果可以更真更實。不過,三十年的間距,卻使得書寫轉成文字與記憶的纏鬥;為了彌補記憶之日漸流失,得由散落各處的資料再構建成「文獻記憶」(archival memory);過程中再混雜著更多新事件、疊加新歷史,以及種種「後見之明」,於是在複雜的「過去」再上置更多的複雜。事實上,楊渡對自己的書寫,非常自覺;全書也展示出思想與文字之間的拉鋸與協商。

從本書的外現框架看來:前有〈序曲〉,結尾是〈終曲〉,當中是井然鋪列的十章;十足十的紀事本末體。然而《未燒書》的十章之內,卻另有層序:當中的文字是分布在長短不太勻稱的1至52則;各章大略有前後之序,但各則之間與之中的時間則多見跳躍;其間又穿插了新舊裡外的興發印象,好比十四歲時往監獄探訪母親的途中心事、1986年參加鹿港反杜邦環境運動境況,以至1920年代農民抗日運動的史跡等等。正如普實克以西方史詩為本,觀測中國歷史書寫,他只見到一種「抒情詩的秩序」;我們看《未燒書》,也不難見到其事與文,往復於選擇軸上,若納水□,如轉丸珠。例如第五、六章兩章記述同事徐宗懋中槍事件,中間展現了人物形相刻畫、姿態對白,又或者事況敘述、場景描寫,以及感興抒懷等等,互為牽引補充。全書文字張馳起伏於存亡之間,以致生與死、記憶與遺忘的詰問,就遠遠超乎玄學清談;再者,就在這個史詩基址之上,楊渡又架設了一闋傾城戀曲,繾綣柔情伴以晶瑩幽雅的文字,由是敘事與抒情同構,成為經脈一體的書寫。

楊渡在〈終曲〉章說:

愈是寫到最後,我愈是明白,我所有的紀錄,不是為了表白事件的真相,不是為了紀錄當時的社會面貌,而是探討更深層的人性;探尋更幽微而脆弱的人心。……再真實的故事,最後都成了一個象徵,一個隱喻。

《未燒書》當然是個隱喻;楊渡述故事而整齊之,以思來者,就是通古今之變的「文」之隱喻。

(《未燒書》榮獲第34屆「梁實秋文學大師獎散文大師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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