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在中共軍機繞台、M503航路與兩岸春節加班機爭議等兩岸重大事件處理上，處處暴露出決策草率的難堪，其間許多政治操作甚至深化社會對立氛圍，民意支持度下滑實為必然。
平心而論，這些重大事件均非驟然發生或不可預期；但蔡政府屢屢採取左支右絀甚至自傷的因應方式，且一味堅持其錯誤決策的意志力，讓民眾備感無奈。更令人擔心的是，隨著年底九合一選舉逼近，民進黨或親綠政治人物基於「政治正確」考量，難保不會藉由操作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議題，轉移選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並收割個人政治利益。
在近代國際政治史上，領導人在內外交逼、民意支持度下滑的情況下，做出極困難決定的案例不少。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中做出正確的決策，讓危機平和落幕，即是經典案例。任何成功的危機處理，絕非可從單一角度窺得其堂奧，根據國際外交關係權威艾立森（Graham Allison）與澤里科（Philip Zelikow）的分析，古巴飛彈危機有三種政府決策的觀察視角：
首先，必須認清對手未必會有自己假想的理性行為。原因是，決策者並非時時以利害得失為單一考量，往往也受國家尊嚴、個人意志與競爭心理的驅使。甘迺迪在危機發生前，認為蘇聯不會輕易挑釁，即是誤判。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而言，對美挑釁可以取得談判籌碼、獲得軍事效益，並展現蘇聯的傲氣。再加上軍事單位的促成，及轉移國內對經濟惡化注意力的考量下，在古巴部署飛彈便成為赫魯雪夫精心策劃的選擇。
第二，參與決策過程的部門機構為何，其組織的標準作業程序對決策是加分或減分？第三，參與制定重大決策者的個性、政治角力評估，如何對政策產生影響？
尤其，美國在前一年四月的豬玀灣事件苦吞敗績後，甘迺迪聲望嚴重受挫，軍方等鷹派官員與政治人物對他多有不滿。而民意支持度下滑，更令後續的國會期中選舉選情變得嚴峻，在在加深甘迺迪決策的難度。但為避免重蹈豬玀灣事件時因不同意見者噤聲導致決策偏失的覆轍，這次，甘迺迪讓來自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兩大情資體系、白宮內部、軍方與蘇聯專家等各方的看法進行辯論，從不同的角度相互競爭，使情資蒐集與情境分析更加完整。其間，決策小組鷹、鴿兩派立場鮮明，要採納哪一方的意見，及後續的政治後果如何，在在考驗甘迺迪的政治智慧。
事後看來，甘迺迪將各方的建議去蕪存菁後，果斷地做出讓美蘇雙方都有台階下的決定。亦即，先強硬封鎖古巴，並要求蘇聯移除飛彈，卻技術性地未設下移除時限。如此一來，美國利益無損，蘇聯也得以保存顏面，成為古巴飛彈危機平和落幕的關鍵。那年十一月危機結束後，甘迺迪的民意支持度即升高至七四％。
與古巴飛彈危機事出突然、決策時間緊迫相比，蔡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時間顯有更多餘裕。但是，蔡政府卻落入「理性期待」的圈套，既認為中國應該認知武力犯台不符合其利益，又覺得若爆發事端美國定會前來救援台灣，而渾然無視兩岸軍力與國際影響力懸殊的事實。以目前情況看來，國安局與陸委會等情資及智庫單位既無法提供高水準的情資分析，就連是否達到誠實與正確的要求，也頗令人存疑。更遑論，蔡政府總是抱著親信人士的小圈子不放，仰賴同溫層的大腦做成決策，自然欠缺周全，難做出不損及台灣利益、且讓兩岸都有台階下的夢幻決策。
簡言之，在政治壓力極大、雙方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政府須懂得向成功的危機處理案例取經，更有智慧地處理兩岸關係。否則，蔡政府與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歷史定位，恐非只是造成兩岸「彼長我消」的局面可以帶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