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以撒•柏林(聯經Wings:Monogra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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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0 第 145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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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柏林(聯經Wings:Monogra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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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鎖橋
作者:魏綵瑩
作者/麥可•布林
作者/張楚勇
作者:李建漳
作者:曾國祥
編著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作者/杜米尼•齊格勒
作者:清水正之
作者/屋裡寶寶
作者/麥可•布林
作者:愛德華•吉朋
   
  

以撒•柏林(聯經Wings:Monograph 1)

提倡價值多元論的柏林,認為單一價值其實有內在多元性。柏林在知名的〈自由的兩種概念〉裡,就指出「自由」有兩種,一個消極,為不受外力干涉的狀態;一個積極,重點在於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   ※   ※

/葉浩
柏林當年關切的議題,亦即不同文化傳統與意識形態之間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各種衝突,不僅仍是當前人類亟須面對的問題,他所提出的因應策略,對我們來說依舊值得參照。更重要的是,柏林處理此一問題的方式,開啟了一個至今仍盛行於英語世界國家的「分析政治哲學」傳統,許多政治哲學導論書籍或課程,都是從他對於「自由」的概念分析開始介紹起。

本書是筆者對於柏林的理解,唯一的指引是柏林自己。

柏林本人關於一個人如何閱讀另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如何進入那個思想家的心境,並看到他真正想捍衛的世界觀或願景,才是我依循的詮釋方法。同時,我格外看重柏林對政治理論的屬性與方法論告誡,也特別從這角度來分析他本人如何建構理論,再將上述關於閱讀以及理論方法兩者的洞見結合起來,去推敲:柏林究竟試圖透過書寫在讀者身上達成什麼閱讀效果?

對此,筆者的理解是:讓刺蝟成為狐狸─或至少讓刺蝟理解另一隻刺蝟,從而學會與刺蝟相處!(柏林曾以「狐狸懂的事很多,但刺蝟只懂一件大事」來區分兩種不同的思想家)柏林常說,人如果想閱讀, 就該讀跟自己想法不一樣的人寫的作品。許多人以為那是一種「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策略,但筆者的理解卻是,這是出自一個價值多元論者的深切告誡,也是其希望所在:閱讀異己既是拓展一個人想像力的方法,也是培養同情、理解異己的特殊時刻。如果說一個自由主義者是能夠接受價值多元作為事實,甚至以此為理想來捍衛的人,那麼,閱讀是一個讓人最有可能暫時放下自己、進入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的方法,除非這人本來就是隻狐狸。

這正是本書對於柏林的終身關懷之理解,並關乎他所懷抱的自由主義願景能否實現之希望所在。透過閱讀史上的各種政治思想家,即使不變成狐狸,人們內心住的也將不只是一隻刺蝟,於是眾人將更有可能願意溝通、寬容並尋求和平共處的妥協之道。

事實上,筆者見到的頂尖政治哲學家,無論立足於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哪一點,雖然待人上多半謙讓,思想上卻幾乎都是刺蝟,狐狸甚少。閱讀柏林多年下來,筆者因此逐漸體會到柏林這二分法的用意深遠,也更期待自己能從一隻偏愛大理論的刺蝟,變成如柏林一般的狐狸,或至少能欣賞其他的刺蝟。

這並不代表本書照單全收柏林的所有想法。例如,關於自由,筆者認為不僅可以理解成「門開愈多愈好」的消極自由,以及「指向特定一扇門」,宣稱那就是真正自由的積極版本,亦可理解為「如何走向那一扇門的方法」─或許這才是左派真正在意的實質自由。

本書是筆者對於英國政治思想家以撒•柏林的詮釋,或說一種詮釋性的理論重建,也能當作一本政治哲學導論來閱讀。

另一方面,本書也針對價值多元論作為一種「事實描述」的基礎提出質疑。柏林其實欠我們一個關於價值存在的本體論。當然,他在意的是人們的真實道德經驗,但也許那些內心剛硬或堅信只有自己認定的價值,才是唯一真正價值的刺蝟,從不會感到兩難,更不會從異己的視角來理解他們。換言之,大多數刺蝟就像那些裝睡、叫不醒的人,他們不會跨出第一步來理解另一隻刺蝟,更別說想像狐狸的世界觀。

也許正因為困難,所以才算是一種希望。無論如何,本書的首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關於柏林思想輪廓的描繪,並藉此讓讀者理解他諸多書寫與關懷的連結。因此,筆者不意圖在此嘗試解決他思想遺留下來的未解問題。

相關的更進一步批評及未解的問題,也許只能留待日後,以更完整的學術專書來解決。必須強調的是,那將是柏林思想的延伸建構,而非「以作者的語言來理解作者」──亦即柏林所建議的閱讀原則,所能達至的書寫目的。

※   ※   ※

根據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亞當•斯威夫特(Adam Swift)所言,整個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政治思想學界,引起最多討論的一篇文章莫過於英國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後來單獨成書的這篇文章,原本是柏林於一九五八年接任牛津大學「齊契利(Chichele)社會與政治理論講座教授」的就職演說文,後來與另外三篇文章集結成《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一書。.自該書一九六九年出版以來,柏林的「消極」(negative)與「積極」(positive)兩種自由之區分,幾乎是政治學界所有討論「自由」概念的起點。

柏林著作等身,其書寫範圍包括語言分析哲學、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方法論、啟蒙與反啟蒙運動的思想史等學術書寫,以及文學評論、時事分析與人物側寫。此外,他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典範,終其一生透過難以計數的演講與廣播來捍衛個人自由,並提醒人們留意各種承諾解放但實際上卻出賣了人身自由,乃至犧牲個人性命的各種遠大政治願景。

正因其學術關懷的歷史縱深與議題廣博及公共參與,讓甫從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轉任中歐大學校長的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教授, 多年來對柏林推崇備至,並曾於一九九八年出版了《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以薩•柏林傳》(Isaiah Berlin: A Life)。該書不僅取材自他多年來訪談柏林的錄音,還有當時尚未出版的書信,不僅公認為傳記文學的一本經典著作,至今亦是研究柏林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文獻。

柏林常說,理解一個過去的思想家,別無他法,唯有順著他的語言和語意,試著進入作者的心境,並想像其視野所見,從而試圖掌握其欲捍衛的價值或世界觀,方能達致──因為,一位思想家提出的問題或答案,無論如何抽象,都是鑲嵌於特定歷史脈絡之中的具體關懷,其嚴密的邏輯、複雜的推論背後,往往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人生觀或世界觀!

•消極自由及退回內在碉堡的策略
柏林於一九五七年接受牛津大學的講座教授職位。期間,他致力於俄國思想家以及啟蒙運動的研究,亦曾出版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文學評論〈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該文以古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Archilochus, 680-645 BC)所說「狐狸懂的事很多,但刺蝟只會一件大事」,來區分思想家,然後聚焦於托爾斯泰(Tolstoy)的作品之上,認定他是「一隻想當刺蝟的狐狸」。
事實上,柏林的論證特色於此定型:藉由二分法架起一個分析框架來討論具體的個案。他的名著《自由的兩種概念》也是如此。根據柏林的二分:

「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指涉一種「不受外力干涉」(free from interference)的狀態。
「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追求:旨在「當自己的主人」
(being one’s own master)或說「自主」(autonomy)。

讓我們先聚焦於消極自由之上。此刻必須注意的是,上述的界定乃最抽象層次的理解,單純作為一個「概念」,然而從比較具體的層次理解時,它可以涉及不同的事物與主體。例如,「人」可以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從生物層次理解為靈長目人科人屬的直立行走物種,從性別來區分男人與女人,或從年齡來區分嬰兒、幼童、少年、青年、中年、老人,也可由國籍來區分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韓國人等等─當然,亦可稱他們全部為亞洲人,但此時則必須有歐洲人、美洲人等區分作為對照才有意義。

不同的分類仰賴不同的判準,且每個判準皆採取一種特定的角度來觀看,柏林所謂的「消極自由」也不例外。「不受他人的干涉」在具體層次上主要指涉的主體是「個人」,而「他人」則可以是另一個人,整個社會,自己的國家或政府─原則上主體當然也可以是「群體」,而相對應的「他人」則是其他國家的人或政府,甚至是外星人,但這不是柏林的首要關切。

柏林提醒讀者,「不受干涉」是一種「空間」概念,而且可以有大小或程度多少之分。消極自由愈多,也就是一個人擁有隨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之空間愈大。他也曾以「門」作為比喻來說明:開放的門愈多選項就愈多,一個人的消極自由則愈大。. 具體而言,無論是門或空間的比喻,其實都隱含一種「關係」的存在,而根據柏林所聚焦的消極自由主體,主要指涉底下三個層次的關係:

一、個人與個人。
二、個人與社會。
三、個人與國家之間。

是故,消極自由作為一個社會或國家所能給予個人的空間,涉及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群己權界」之劃分。西方現代社會對於這種權界的劃分,通常採取立法的方式來明文規範。籠統地說,法律保障愈多, 或政府管得愈少,人民也就愈自由。更精確一點而言,個人的消極自由之範圍則端視其與他人、社會、政府三個層次之間的實際關係而定。當然,作為一種關係也意味著沒有人可以享有無限度的消極自由,畢竟,人的自由可能彼此妨礙,正如人人都有走同一條路的自由意味著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走同一條路。

柏林常說:「狼群的自由,經常意味著羊群的死亡。」. 此話除了印證上述的「關係」解讀之外,似乎也包含:唯有保障弱勢者一個絕對不能侵犯的空間,才能保障其消極自由,也唯有保障人民擁有絕不受政府侵犯的空間,人民的個人自由才算安全。姑且不論可能對個人造成威脅的其他個人或社會大眾,柏林心中的「狼」主要是指政府。這不意外。西方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概念本身包含底下幾個核心意涵:法律明文保障基本人權;政府所作所為必須符合法律;法律的制定不可違背基本人權;任何受法律制裁的行為,必須事前有明文規定該行為違法。法治概念本身暗示了公權力的危險,並假定公權力是現代國家中最可能干涉個人自由,也最難以抵抗的外力。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就是一個公權力介入人們的「所有」(total)生活領域,「所有」生活領域的國家體制,在此,不受政府干涉的消極自由所剩無幾,作家或藝術家的創作題材與內容將會受到嚴格監控,甚至查禁。生活在這樣的國度,人民爭取消極自由等同想要從當局設下的界限當中突圍,是一種對政府權威的直接挑戰,過程中勢必要付出昂貴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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