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級作家：民國60-69年出生（1971-1980），在而立至不惑之間，在野百合與太陽花之間；前浪尚未著岸，後浪滾滾而來。他們如何描述自己？今起海內外二十餘位六年級作家接力摹繪屬於六年級的世代畫卷，請勿錯過！（編者）
讓我開始覺得自己值得跟他人不同，應該要跟他人不同，甚至當一個怪胎也沒關係的，就是我喜歡上了文學……
我是民國61年出生的，若60年出生的算是六年級第一班，那我便是第二班。在這個年紀附近的一兩年有點微妙，以十年為一階段的分法之下，再怎麼說還是比較接近五年級的「古老」氛圍吧，舉個例子來說，在文學圈子裡，六年級前段班只要成名比較早的都會被當成五年級作家，像是紀大偉（61）、洪凌（60）、張亦絢（62）、張惠菁（60）和徐國能（62）等等，連我以前也搞不清楚，以為他們大我很多歲，為了有禮貌一律猛叫他們哥啊姊啊的，而且也會對他們恭敬地說：「我是讀您的作品長大的。」如今想起來都有賺到的感覺。至於我自己，還好因為被認識的時間很晚，居然有長輩以為我是七年級作家，就跟楊富閔（76）一樣，我聽了常常在心裡竊喜。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便有這種微妙的邊緣的時間感，雖然只是一兩年之間的氣氛轉換，有時好像比較靠近前面，有時又像比較靠近後面，但確實有什麼事情具體地變得不一樣了，例如跟最近熱門的課綱微調有點類似的事情。18歲來台北念大學之前，我一直是在高雄市的一個舊部落區域長大，那裡有鎮日排放汙染彩煙的化工廠、台灣最大的違章建築群，緊鄰建給低階公務人員優先抽籤購買的嶄新公寓，整區混住著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等等。基本上是個大家可以和樂相處，但同時仍然是人口占多數的本省人，私下會輕蔑地把原住民叫作「番仔」，把外省人稱為「老芋仔」和「外省婆」，同時不屑跟客家人來往的年代。念國小、國中的我，對這些歧視與偏見幾乎沒有反省思考的能力，只是隨著大人們怎麼說就怎麼說，我的人生觀非常簡單易懂——這世界怎麼樣都沒差，我只要活得跟隔壁棟的那兩位李氏兄弟一樣就夠好了，爸媽就會高興了。
他們兄弟兩個大我幾歲（真不可思議，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長得又斯文又好看，制服總是又挺又白的，兩人對鄰居都很客氣有禮貌，而且每次考試幾乎都是全校前兩名，他們是整間學校和那個小小地方的驕傲。每次他們要是有什麼新動態，像是得了作文比賽第一名或是出門買東西一類的，我媽等我一放學一定會迫不及待地跟我說，那個李○○怎麼樣，李XX又怎樣，「你看人家這樣，你要學學人家。」雖然老是被這樣說，好像我比他們差很多，但奇怪的是，我卻一點也不在意，好像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樣的教訓。我很少有機會能遇到彷彿高高在上的他們（又是在隔壁棟），但若是遇到了，他們兄弟都對我非常親切，像真的大哥哥一般鼓勵我認真念書，其實不管說什麼，我一看到他們那漂亮聰明的樣子，心裡立刻就同意：「對，我也要變成他們那樣。」不過如同前面所寫的，這一兩年有微妙的氣氛轉換，不只是氣氛而已，事實上有具體的事情不一樣了，讓我無法安穩地照著李氏兄弟的人生步伐前進。比方說就在我這一屆（國中國小都是）開始使用全新的教材，課本換了，本來鄰居學長要借我的參考書和測驗卷也沒用了，得全部重買，我沒法讀李氏兄弟讀過的課本（據說減低了難度），開始被用跟他們不同的觀念教育，然後就忽然發生一件震驚這個小地方的事情——李氏兄弟的哥哥沒考上第一志願高雄中學。
真是不敢相信啊，我記得我媽媽跟我講這件事的時候，連聲音都在發抖，好像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我。在我們家簡單易懂的人生觀裡，考上高雄中學是個素樸而高尚的必要信仰，以我舅舅為例，他一輩子以自己是雄中人為榮，他常說一件事來證明當一位雄中學生有多麼值得驕傲，就好像是他親身經歷過似的：「二二八事件最激烈時，有位老師對著全體學生說，一、二年級的回家去，三年級的跟我去占領火車站！你現在去看，紅樓牆壁上還有彈孔。」我念國中的時候，二二八事件還沒人敢大剌剌地公開講，一度進攻高雄火車站與憲兵部隊作戰的「雄中自衛隊」歷史甚至沒有人提起過，後來也證實了雄中是少數被國民黨軍隊直接用槍砲攻擊的學校。但除了這個當時的我根本搞不清楚是真是假的，激動人心的歷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我們那個曾被視為專門培養流氓打架的國中裡，要考出一個雄中生有多麼困難，只要能從這裡考上，就等於是在那些把孩子送去念私立升學名校，因此趾高氣昂的鄰居親友之間揚眉吐氣，而李氏兄弟正是最不可能失敗的在地夢想，如果連他們都考不上，我到底要如何實踐我的人生呢？
隔年，這國中的高中聯考成績仍然慘不忍睹，但所幸李氏兄弟的弟弟考上了雄中。我看著他白皙制服上繡著清楚無比的「雄中」兩個藍色大字，心裡總算覺得自己或許也有可能穿上這身衣服。結果沒多久，我的模擬考成績就爛到連我爸媽都有心理準備，兒子得重考一年的地步。李氏兄弟後來各自發展如何，我完全不知道。說來也奇怪，他們念了高中之後，我就很少聽到大人們再提到他們的名字。我大概可以想像，他們的高中同學都是來自各校的菁英分子，像是私立的道明中學，還有所謂的「三七五」公立名門學校，也就是三民國中、七賢國中、五福國中，我們這種打架學校的頂尖高材生，在這裡頭一定也成了平凡人。當李氏兄弟的巨大身影，自我們那小小地方褪去，我也有種從被誰附身回復過來的感覺。自那時候起，我的人生不曾再有具體效法的世俗理想典範，不再想跟隨誰的步伐一致性地走一段，而讓我開始覺得自己值得跟他人不同，應該要跟他人不同，甚至當一個怪胎也沒關係的，就是我喜歡上了文學，不用說，一個喜歡寫現代詩的十四、五歲的男孩，一定是個怪胎。
當然人生並沒有那麼順利，想要變成怪胎就可以變成怪胎。我一千個僥倖考上高雄中學的那一年，正好是最後一屆以甲乙丙丁分組，先填志願再考試的大學聯考考完，下一屆改以第一二三四類組分組，可跨組考試，先考試再填志願。六年級前段班和五年級尾末段班一起迎來了一個新的變革，不需要先將人生目標規畫得很周詳，強迫自己去完成，可以緩一點，等一切塵埃落定了，再花時間慢慢思考要做什麼。於是乍看之下好像選擇變得更自由更人性化了，但誰都知道並不是這樣的，舊有的升學體制仍然宰制著屬於「新人類」的我們。我爸跟所有人的爸爸一樣，希望我去當醫生，就算讀國防醫學院也好，大概是那幾年雄中生以跳考台大醫學系或勇奪榜首全國聞名，才給了他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自從我的生物考卷被老師丟在地上叫我自己撿起來後，就不可能實現了。後來，連我自己都動搖了，想去考第二類組，第一志願是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學系，這個系是幹什麼的呢？很抱歉，我到現在都沒弄清楚，當時只覺得可以控制什麼，一定很厲害。這不算是不理性的選擇，在那個大學還沒擴張浮濫成這樣的年代，第二類組的錄取率已超過七成，但第一類組的錄取率只有三成，對手還是那些天生比我細心敏銳又有耐心背書的高中女生。
我最終沒有當醫生，沒成為控制工程師（就算考上也絕對畢不了業），而讓文學將我拉回我應該，並且恐怕是唯一走得通的路上。在整個高中時代，即使我幾乎不認識任何文學同好，沒參加任何文學團體，沒見過任何作家，沒聽說任何一場文學講座的消息，沒有任何人跟我說過一句鼓勵的話，我心裡哀傷地覺得四周是個文學荒漠，唯一跟文學有一點點關係的人只有普通的國文老師，但還是一邊準備考大學，一邊讀張曼娟的《海水正藍》，默默地寫著詩、小說和散文。
只是當時的我所能見到的事物非常有限，大約只有從我家那個郊區小地，坐四十分鐘公車到高雄火車站，再走路去雄中上課的可見的範圍，所以或許只有我的四周是一片荒漠也說不一定，稍微往旁邊走上兩公尺，可能就會發現清泉與繁花構成的綠洲。如今當然不可能知道實況如何了，但即便如此，我很慶幸我最後不是李氏兄弟，無論他們後來的成就如何，也不是任何人，在我能力相當有限的年輕時代，沒有為既定的規則屈服（而我習慣這樣），沒有勉強自己效法的典範，在那微妙的邊緣的時間感輕輕晃動之中，沒有走得太前，也沒有落後太多，僥倖地選擇了喜歡做，一輩子都想做的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