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曾遇到一位兼任老教授，昔年是一位大將軍，在學期末了，他給了全班每一位同學一百分，教務處問他為何如此？他回應得非常經典:「個個都可愛，統統一百分！」
是啊，八十多歲高齡的老將軍，經驗過許多沙場上的硝煙彈雨，看到這些年輕的孩子，
個個都可愛，為何不可都給一百分？……
系裡面打電話來，要我儘快到學校去一趟。現在已經放暑假了，許多老師都出了國，有的才放假第二天便登機「回國」，他們大概提前作了期末考，家在國外，趕著回去團聚。我只是在家避暑，想要好好的讀讀非關課業的書，想不到依然不得安寧，問說要開什麼會啊？系辦說只請我一個人去一趟，難免狐疑。
進入系主任辦公室，主任只說，有一個學生我當了他，能不能改成及格？只要六十分就好。
教了好幾十年的書，這樣的要求還是頭一次遇到，系主任說了學生的名字，我一下子就想起來了，這個學生常常缺課，大家都知道我是有三次不來就死當的，他超過了許多，當然是當掉。我知道來不來上課跟當不當得掉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然而學校存在於一個制度之下，凡是制度都有標準，上班的要上班，上學的要上學，做工的要做工。都不來上課，也可能聰明睿智，那就不必在這個制度之下苟且了，有的是大好前程可以去開創。這是我公開的說法。私下的想法是我不點名計較的話，就不太有計分的標準。單單依試卷打分數，而題目又是申論為多，難有一定的尺度。有一年在其他的系裡兼了一門課，那個系的學生實在不用功，當得多了一些，結果是他們的系主任親自打電話問我標準何在？我只好全班的成績統統每人加一定的分數，讓大家都可以過關，申論題要說有什麼一定的標準很難解釋。要加分都要加，不能說只把當掉的那些加加了事，所以那一次他們好多人得到了滿分，只好如此，要不就要有一百二十分的了。這是我維持一點可憐的公平的手段，以後人家當然也不會再找我兼課了。也還有其他的考察項目，如筆記、如小考，如隨堂口試。但是也同樣困難重重，學生請假沒來，就有權利要求為他們單獨測驗，也是不勝其煩。好在多年來自己費些事，也無大問題。但是系辦要求把已經送到教務處去的成績重打，從來沒遇到過。
原因不是因為這個學生有什麼特殊的背景，而是他知道他這一門過不了關之後，到教務處苦苦哀告，說是他會讓他爸爸打死。我沒見過他爸爸，也不知他爸爸有沒有打死人的前科，心裡有一點不是滋味兒，但馬上就想要給及格給了就是，雖然不一定因此才救了他的小命。你們讀書好不好關我何事？從教務處到系辦都要支持他，我幹嘛為難？馬上在一張便條紙上承認打錯了分數，給了個六十，就回家了。我細想這個學生，花樣不少，有一次他快到下課才來，顯然是怕給當了，隨手帶了一片機車上的擋雨板，說是在路上跟人家撞上了，耽擱了時間，要大家看看證物。我看他身上沒有一點傷，只說沒事就好，全班卻哄堂大笑，還有這一招的！這個學生缺課的理由很多，每一次都很有創意，這是最精采的。
大概過了幾個星期吧？我忽然急急忙忙的打電話給系辦，要求把那一門課的學期成績再拿回來給我重打。我發現有一個嚴重的忽略，是這才想到的，既然他都可以及格，那所有的當掉的學生也都應該讓他們過關，而且，全班都要加分！遺憾的是，來不及了。制度嘛，來不及了。那麼，我也就馬馬虎虎算了，這一件事便擱了下來。繼續讀我的課外書，不亦樂乎。我算不得什麼有原則的教師，心裡很明白。
也要檢討自己，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樣？記得過去曾經得到教務處的一個非正式通知，大意是說，建議出題儘量出是非選擇簡答之類，以外沒多說，這個通知不僅是給我的，大家都有。但一看就知道，申論題很難把打分的標準說得釘釘板板，因而學生就有了抗議的空間，各級辦公室也不勝其擾。但是我想高等教育不考申論怎麼行？一向不怎麼遵守。高等教育甚至應該普遍開卷考試，我認為。律師與法官可以帶六法全書出庭，學者可以把參考書放在手邊作研究，為何學生考試不得開卷？多年後遇到一位在大學兼課的仁兄，他也主張開卷發揮，但是考試時間長達八個小時，足以證明不怎麼行得通，但是我個人是有史以來就開卷考試，很不同意背誦可以等同理解。試卷連同筆記一起交上來，以便查對。這樣子也不一定就完全公平了，盡心而已，不想讓平常用功的學生吃虧，「好人不吃虧」，這一點很重要。一直到離開學校為止，開卷考試這一項，執行到底，是否有用，無法確定。
新學期開學了，照例點點名，卻發現有一位男生不見了，不是點名他沒來，而是從點名單上消失了。這是怎麼回事？系辦助教跟我說，他被當掉的課程太多，有的是三修，也就是重修了三次，不能再修了，因此喪失了就學的資格。不用說，當掉的其中有我教的一門。進一步了解，方知要是我手中的一門沒當掉他，他是可以保留就學資格的。
因此有點自責，怎麼那麼大意，在依教務處要求重打那個學生分數的時候，怎麼沒想到其他人也應該同樣比照？沒有會打死他們的爸爸也應該讓他們過關。現在，要完全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了，比如說歷屆讓我當了的學生，怎麼可能恢復他們應有的權益？然而同一班同一屆而有不同標準是說不過去的。補救已完全沒有辦法，心裡很悶，甚至於想，也許在性格上的堅持，是自找麻煩，這種堅持有必要嗎？記得有一次為研究所報考的學生閱卷，在集中的閱卷室，我一個小時看不了幾份，一連要看好幾天。卻見到一位原來從未出現的教授，翻卷子比數鈔票都要快，十分鐘不到，厚厚的一疊試卷就打完分數了，真是嘆為觀止。一份多少閱卷費他還不是照拿？我為那些來考的學生抱屈，你們那麼想要更上一層樓，但是辛苦的成績是給人這麼打下來分數的。可是誰也拿他沒辦法，我也不會去告密，真告會成為大笑話。
開始關心這個不知去向的學生，跟系辦打聽，知道他已經找了一個工作，好像是在大賣場打工。看來他身強力壯，大賣場給他的應該是要用力氣的工作，他有了工作，我心裡好受一點。卻依然忍不住會常常在其他同學那邊問起他，我想要是可能，我願意給他一點補償。但是我一無金脈，二無人脈，他真的要我幫忙，我可能一籌莫展。當一個教師，沒有什麼可堅持的本錢。
慢慢的知道他更清楚的背景。原來這個男孩子年紀要比一般的學生大一點，卻免服兵役，不是他的健康有問題，而是他有一個非常麻煩的家庭。父親早已去世，應該是個退伍軍人，母親有智障，也生了兩個孩子，他有一位姊姊，也是智障，而且，他家遠在彰化，家裡兩個智障都要靠鄰人照應，他是家裡唯一身心健康的正常人，也進入了大學，不幸的是家裡常常出狀況，一下子哪一個走失了，一下子差一點失火了，便是鄰居照應，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常常要趕著回家處理問題，缺課，無法如期的交作業，考試也不會理想，都肇因於此。他總是緊緊的抿住嘴，後來想想，那應該是一種習慣讓自己忍耐的神情。想不起他跟我說過話了沒有。
很後悔沒有及早去了解學生。當然，要是給自己非當他不可的理由，很容易找到，但都被痛苦的自責擊潰。對他，我什麼都幫不上，但要給一個及格的分數是辦得到的。也許他因為有了這一個特殊的家庭，反而特別的逞強，不肯向我道出他的不得已。而作為一個老師的我，給人的印象是很嚴厲，對自己對學生都是如此。我用功的備課，你們就給我好好的上課，天公地道。誰知天下事總有我們想不到的地方，那個分數打什麼鳥緊？想當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北洋政府忽然要他回去當外交總長，年輕的他總認為學業未完成有點說不過去，哥大馬上發了張博士文憑給他，他也就成了重要的歷史人物。便是我自己的父親馬廷英博士，一篇論文得到了德國柏林大學跟日本東北帝大兩個大學的博士學位，當時德國他連去都沒去過，只能說，柏林大學太愛這篇論文了，也參一腳，有何不可？這位同學有這樣的一個家庭，他卻默默的擔負了照應兩個智障親人的責任，又要極力的應付學校的課業，無非是想，以後可以因為有了大學學士的資格，找工作容易一些，媽媽跟姊姊都可以過好一點的日子。
我要了他的電話，試著聯絡他，我什麼補救的辦法都沒有，那就鄭重的說一聲對不起吧。他非常驚訝老師居然會打這個電話給他，直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有點不想念了。我想他不想念就是因為我這個老師，心中愧疚更甚。但是許多話也說不出更說不清了。
當年曾遇到一位兼任老教授，昔年是一位大將軍，在學期末了，他給了全班每一位同學一百分，教務處問他為何如此？他回應得非常經典：「個個都可愛，統統一百分！」是啊，八十多歲高齡的老將軍，經驗過許多沙場上的硝煙彈雨，看到這些年輕的孩子，個個都可愛，為何不可都給一百分？分數有什麼了不起？請國父來考三民主義，他未必能及格。我們曾經學過的東西，又有多少到今天還有用？連科目名稱、教授姓名等等也都忘得乾淨。
那天系裡要我回去作一場演說，剛剛講完，有個男子抱著個小娃娃到跟前跟我打招呼，居然是他，我反倒有點緊張。他已經結婚生子了，他要兒子來看看這位他的老師，顯然的，他沒有恨我，還有些肯定我。聽到了我回校演講的消息，就特地來見我。過了好幾年，看來他還是老樣子，緊緊抿著的嘴唇，似乎有點怕陽光的雙眼，好像總看到了一些我們看不見的東西。環抱著孩子的手臂強壯有力，那樣沉著的氣質依然。我一時也沒什麼話好跟他講，只客套了兩句，人生就是如此，最深的愧疚，最高的敬意，都只能藏在心裡，是表達不出的。他只管讓小娃娃叫我老師，我心裡想，誰是老師啊？別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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