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自豪的「文明」：受教育，閱讀，以及更進一步的創作，成為文明人，在大難來臨，在我們進入例外狀態，例如在戰爭中成為難民。「文明」能否讓我們存活下來？或者，即使走向毀滅，能否讓我們在那之前，不要去傾軋比我們弱小的人？……
奧許維茲之後，人們仍然寫詩
●童偉格
阿運：
最遲是1941年夏天，最直接原因，是進軍蘇俄後的「經濟」與「管理」考量，納粹正式制定了針對占領區內猶太人的，講究效率的屠殺計畫，代號「最終解決方案」。如此代號所示，也如妳前信已述：屠殺計畫能落實，是因更早之前，帝國官僚已在彼此通聯時，恪遵一套話語規則，使政策執行者慣於將活人，視作待處分的物件。這是說：物化的再現語法，終於遂實了屠殺現場。如在帝國公文中，驅逐出境稱為「重新安置」（Umsiedlung）；屠殺，則有時也寫作「特殊處理」（Sonderbehandlung）。在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裡，我們可找到更多類此的，看來頗無辜的官方用詞。鄂蘭說：這正是邪惡的本質化。
鄂蘭將帝國機器內部話語慣習，及其蘊含的殺傷力，聚焦在對單一官僚的深描裡，此即如今廣為人知，也備受爭議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再現：「惡之平庸性」的代表形象。簡單說來，鄂蘭的分析，沿用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裡的既建架構，強調那建制於現代性法理之上的極權帝國，以其對任一國民，既普照全生命期程，又一再分類揀選的治理方式，所成就的地貌：整個帝國，由一個又一個彼此間無互信、各自單子化了的個體所組成。
單子存有的價值與意義，及其與其他單子的聯繫，仰賴國家權力的單向給定。這是為何，艾希曼忠貞只求帝國眷愛：「只有未遵守命令時，他才會感到良心不安，命令包括——以極大的熱情和最無微不至的關懷，運送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婦女、兒童，送他們迎向死亡。」
艾希曼那「幾乎完全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的性格，鄂蘭詮釋為既是先天局限，亦是後天形塑的結果。他似乎生來就缺乏想像力，而「低落的語言能力一直是他的困擾」，以至於不使用陳言，或官方套語，「他真的一句話都不會說了」；而或許更重要的是：當他被賜與權力，在帝國機器內力圖晉升時，他同時也「被一個堅而不摧的牆包圍，將語言與他人的存有隔離在外，因此，也無法感知現實」。艾希曼：自願受囚於一偌大話語集中營的人類一員。
這再現形象之所以備受爭議，是因現在，在人們發掘艾希曼更多手稿（早從1937年，晚至戰後受阿根廷政府庇護期間）後，如史坦尼斯（Bettina Stangneth）已指出：鄂蘭嚴重低估了艾希曼在體制裡的能動性，以及他始終周全自身邏輯，反轉自身罪惡感為持恆殺害他者之養料的深邃創造力——更黑暗的是，很難說殺人這事對他而言，不存在純粹自娛的成分。
無論如何，若暫免對艾希曼個人心智的幽深探索，則我猜想，鄂蘭的立論，還是頗具啟發性的。可以這麼說：在十九世紀末被命名為「集中營」（reconcentrados）、在納粹治下蛻變為滅絕營的那一人為體制，並非意外出現，也不特別展示人類對他者的殘虐或麻木；它毋寧，就是現代性治理法則，極端濃縮後的示現。
如奧許維茲這般滅絕營的意涵：它嶄新地「經濟」與「管理」他者之死，彷彿在那之前，一切事關人之差異的周折觀照，皆在人類文明史中，被冗長地辯證到失義了；而自那道營門立起後，文明具體內容，僅剩差異之不可逾越。奧許維茲營門上，題著「工作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標語；相似的，看似一派正向的帝國詩學。其中第4859號「保護性拘留犯」（Schutzhäftling），波蘭陸軍中尉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在入營不久後理解標語寓意：在勞動到肉身瀕死，神智卻無暇再記掛環伺四周的致命威脅時，會有一時，人很矛盾地，置身在一種恍如物外的自由中。那片刻失聯，是奧許維茲給「拘留犯」的唯一一種「保護」。
在奧許維茲建起後四個月（即1940年九月），為串聯反抗者，皮雷茨基刻意被捕，在營內待到1943年四月底逃脫為止，帶出《奧許維茲臥底報告》這部有關滅絕營的最早實錄。整部實錄，猶如快轉版人世變相圖：1940年年底某日，冷雨中，他看見三名親衛隊員掏鈔票，賭一名被倒埋進土裡的囚犯能撐多久不死。如此雅興。相隔兩年，到了1942年冬，隨「業績壓力」愈益沉重，親衛隊和監督員（即Kapo）都無餘裕殘虐了；施放氰化氫毒氣、注射苯酚，直驅囚犯至火葬場就近集體射殺等手段快捷並用，只求節省時間。
兩年間，待死囚犯也長出特異心理素質：離集體處決「才過半小時，有些人已開始排隊購買人造奶油或菸草，完全不管自己就站在一具具屍體堆疊起來的屍山旁」。再過半年，就在皮雷茨基明白起義事無可成、開始構思逃脫計畫時，他發現奧許維茲已自我修復出「生命力」：囚犯間，或「不只是親衛隊男性，就連囚犯也會與穿著親衛隊制服的德國女人性交」；甚至「結成伴侶」，「造成情感包袱」。
皮雷茨基速寫的，不外乎人的掙扎：在那為死亡專設的封閉生活圈裡，種種高壓輾磨的複雜體驗。對囚犯而言，當他們度過自砌營區水泥牆，聽教堂鐘聲集合點名（那常常是為見證行刑），日夜趕工為德國高官子弟客製玩具，爭取躋身奧許維茲管弦樂團，以取悅熱愛古典樂的司令官，等等明確帶有反諷意味的關卡，也淡漠看待類此自謔後，他們面對的，是最難解的矛盾：在這自給自足的生活圈內，死難同伴愈多，倖存者也就能過得愈好。
他們稱那些堆積死者遺物的庫房為「加拿大」，一個人人皆同意的，富足和平的烏托邦；而「組織化」（竊集與分配）「加拿大」的物資，使自1942年底起，「集中營不再有人挨餓」。他們亦自主學習，如何使用代號隔絕情感。而他們經驗的，亦是對人性的靜默褫奪：以全副生而為人的努力，你愈堅強活過一日，就更愈疏離生而為人的自己。這導致憤恨，如皮雷茨基始終不明白：營牆外即波蘭故土，何以他企盼的援軍始終冷待不至。這也導致罪咎，如皮雷茨基報告總結：他懷疑，自己能否讓「外人」真切懂得，集中營深刻殺傷了人什麼？
依舊阿多諾（Theodor Adorno）：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在其後，人們仍然寫詩，一如集中營仍在各種國家體制裡延異。關於後者，不免我也懷疑：這是否正說明，人其實是明瞭集中營能殺傷什麼的？而當我們從時間下游回顧，會看見李維（Primo Levi）正搭上那列他將一再重述的火車。時間是1944年，地點，同一奧許維茲。只有在想像中，歷史才會被人類罪行震懾到靜滯，而這位擁有比艾希曼高貴無數倍的心智，也因之真切憤恨，與終身自咎的人類一員，像正搭上一則野蠻故事的全新起始，駛進一個彷彿皮雷茨基等人，從未盡力報訊與控訴過的煉獄。
集中營是一個隱祕的政治矩陣
●房慧真
偉格：
你叫我阿運，「運詩人」這個別稱，來自我們共同朋友駱以軍的一篇小說〈運屍人〉。小說取材自現實，久伴病母的兒子，某日發現母親亡故，沒叫救護車，而是以輪椅運送母親，搭捷運到醫院的太平間。這段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最後「旅程」，卻上了社會新聞。諱莫如深的死亡，並非如預期中被隔離開來，而是依舊沿用生者的軌道，與「屍身」共乘一段，成了幽冥人間。到底是什麼讓死亡顯得卑賤、不潔，必須隱蔽？一個人的死亡尚且如此，如果是大規模的屠殺呢？
2014年春天，我開始閱讀關於集中營的書寫，蒐集所有可見的書籍、影片，並且在2016年，我在波蘭造訪了三個滅絕營：Treblinka、Maidanek，以及Auschwitz，剛好連成三角形，在歐洲的地理中心布下天羅地網，搭配以德國高效率的鐵道運輸。
2014年3月18號，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我開始閱讀集中營？又為什麼是集中營？大屠殺與反抗政府的運動何關？
直到讀到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我才為這無法言明的閱讀動機找到頭緒。集中營是法外的「例外狀態」中絕對權力的充分展現。阿甘本說：「作為那純粹的、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生命政治空間的集中營（因為它完全建立在例外狀態上），將顯現為現代性的政治空間的隱密典範。我們必須學會識別它的變形和偽裝。」
318期間的糾察體系、醫療通道，以及種種「相忍為國」而犧牲的基本價值，都讓我感到不安。這樣自願的規馴並非在傅柯舉例的學校、軍隊、監獄等空間，而恰恰是在因為強力抗爭所掙來的三不管地帶，覺醒之人在短暫的時間內自發性建立秩序，大至戰略制定、媒體傳播，小至物資流通、垃圾清運。議場內的決策者凌駕在一切規則之上，是必須被層層保護的驕矜貴重之人。有貴族就有賤民，喝酒的、刺青的、飆車的，或者僅僅不是學生模樣的，都是必須被排除在外的異類。把守關卡的糾察隊被賦予篩選的權力，確保體制運作順暢，曾經的反抗者和對立面的警察，並沒有什麼不同。
在民主國家的大規模抗爭中，絕對權力運作下的篩選與排除，依然可能。這便是阿甘本所說的，「集中營是一個隱祕的政治矩陣，而我們仍然生活在裡面。」
我不禁要想，人類自豪的「文明」：受教育，閱讀，以及更進一步的創作，成為文明人，在大難來臨，在我們進入例外狀態，例如在戰爭中成為難民。「文明」能否讓我們存活下來？或者，即使走向毀滅，能否讓我們在那之前，不要去傾軋比我們弱小的人？
如果有那麼一天，容許我只帶一本書上路，那將會是奧茲維辛的倖存者，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這是不是個人》。
這是不是個人？人與動物的區分，在於思想與語言，或者有個更容易檢測的方式：懂不懂得「羞恥」。當眾便溺人會感到羞恥，而動物不會。
開往奧茲維辛的列車，不論是從東邊的匈牙利，西邊的荷蘭，或者從南方的義大利發車，第一個充滿惡意的安排是，以運送牲口的列車來運送人，為了塞進更多，裡頭不容許有行走坐臥空間，牲畜的排泄是沿著腿直洩而下，當然也不會有廁所。李維說：「當眾排便都是一種巨大的痛苦──這是文明並未為我們準備的創傷，在人類尊嚴上的深深傷口，一種下流而不祥的挑釁，同時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兇殘體現。」李維和車廂裡的其他人，想方設法，釘上一塊毯子當屏風間隔，即使能預知終局就是死亡，「我們還不是禽獸，只要我們嘗試抵抗。」
可能歷經五天四夜，也可能九天八夜，「抵達」之時，火車停下，門終於全部打開，踏上命運交織的「月台」。上車時披上禦寒貂皮的貴婦，下車時已成髒臭不堪的瘋婦，見到月台上軍裝筆挺，頭面收拾得一絲不苟的黨衛軍，自慚形穢的同時，又放下心來，「這麼體面斯文的人應該幹不出太壞的事吧」。喜愛拿雙胞胎做解剖實驗的納粹醫師門格勒，通常不會錯過「迎接」的時刻。門格勒會隨身帶著餅乾糖果，賞賜給圍繞著他的吉普賽小孩（比猶太人更低等的清除目標），他寶愛地看著初來者，那不是人，而是可充實科學研究的「樣本」。
1944年初，李維來到奧茲維辛，以一個初來乍到者，驚恐卻難得清明的眼光，看到月台上的第三種人：
「在站台的燈光下，卻出現了兩隊模樣怪異的人。他們三人一列成方陣行走著，步履出奇地艱難，腦袋朝前晃動著，雙臂僵硬。頭上戴著一頂滑稽的便帽，穿著不合身的條紋衣服，即使在夜裡也能從遠處看出他們衣衫襤褸。他們默默無言地開始搬動我們的行李。」
剛運來雖骯髒邋遢，但猶然肥壯的羊群，盯著「怪物」的同時，也起了哀愁的預感：「我們一聲不吭，面面相覷。一切都那麼令人費解，那麼瘋狂，但我們又明白了一件事：等待著我們的就是這樣的命運。」
此次對談的主題是「人類創造及其文明」，我們挑了集中營。人類何以能「創造」出集中營，大量殺人並非難事，在今日的巴勒斯坦或伊拉克，泱泱大國化身為主持正義的世界警察，在遠方遙控無人機轟炸，早已不足為「奇」。
集中營的「創造」，並非幾年內為數上百萬的滅絕事實，而是讓人徹底「集中營化」。卡波（Kapo）是管理勞動小隊的囚徒，通常由非猶太人的刑事犯擔任，但也有少數的猶太人。卡波擁有充足的飲食，以及絕對的權力，可恣意虐打底下的猶太人，李維說：「更準確地說，他們的暴力被強加一個下限──要是他們管教其他囚犯時被證明不夠殘忍，那麼他們就會被免職或受到懲罰。」能夠在集中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通常擁有特權，位處加害體系中的灰色地帶，生還後卻以英雄姿態凱旋而歸。
集中營的創造，還包括自己人埋葬自己人。享有特權的除了卡波，還有特遣隊（Sonderkommando）。特遣隊是名副其實的「運屍人」，在毒氣室、焚屍爐幹最髒的差事，平均只有三個月的壽命，代價是三個月內能吃飽穿暖。每個特遣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焚燒前任的屍體，李維提到，這是羞辱猶太人的終極方式：「對於任何命運和羞辱都逆來順受，哪怕是滅絕他們自己。」
百年人類文明及其創造，人性的光譜從此沒有全黑與全白，純粹的加害者與受害者，而是受害者中有加害者，施暴者有精心設計但全無必要的羞辱方式。殺死一個人不只是肉體，還包括倖存者的靈魂。殺光一個族群可以站得遠遠地，儘管讓同類同族動手，不惹一點塵埃。
下期《文學相對論》主題預告：童偉格VS.房慧真 驅離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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