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巷子裡有一戶賣鱔魚麵的人家,他們日日在水溝裡殺鱔魚,導致陰氣過重,一連生了十四個女兒,大概是因為陽氣都飄散到隔壁去了,住在鄰屋的幾任房客,都只生男孩。在祖母的催促之下,父親買了那間「包生男」的雙層木造房子,其後,我的兩個弟弟接連在那個房子裡出生……
嘉義小城給人的感覺就是,平平的。沒有很老的古蹟,也沒有很高的樓。除了阿里山,除了故宮南院和火雞肉飯,你不知道去嘉義要觀什麼光。少了擁擠的人潮,生活的氣味就被充分顯揚了。年少時,我不懂得品嘗這樣的氣味,只覺得嘉義好小,一心嚮往著東部的大山大海。後來,我如願到花蓮上大學,每逢寒暑假,都要繞過半圈台灣才能回家,我享受長途的繞行,對於家,並沒有太多眷戀。
搬離花蓮後,我一路把自己車到綠島、芝加哥和紐約,七年前,定居台北。對我而言,嘉義始終像一枚扣眼,溫吞地嵌合在地圖的皺褶裡。沒有被撐開時,它只是一條直直的細縫;撐開之後,它就被鈕釦遮蔽了,隱著線條咧嘴歌唱。它既不會脫落也不會變形,我隨時都可以抵達它,也隨時可以離開它,因此,即使書寫了許多我浪遊過的城市,不曾想過要用字把嘉義留住。
2015年,我創作了《南無撿破爛菩薩》這支實驗音樂錄影帶。發想之初,正巧碰上過年,趁著回家,我去嘉義公園蒐集畫面,第一眼就看見三個空空的大鐵籠,完全無法把目光挪開。記得小時候,籠子裡豢養著幾隻孔雀,鳥去籠空之後,變成鏽蝕的閒置空間,反而增添了一種卡夫卡式的荒謬美感。那天,我把攝影機貼到籠邊,用灰綠色的方格來框住在公園裡的風景,隔著層層鐵條,我意外捕捉到一位抓癢的男孩,跟曲中一句俗擱有力的歌詞編織在一起,特別引人莞爾。
也是因為拍了這支影像作品,我才真正覺察到,嘉義的庶民文化,一直都在我的血液裡翻攪著。無論我去了多遠的地方,無論我講了多久的英文,無論我寫了多超現實的詩……最根部的那條筋,是抽拉不掉的,它的底蘊永遠屬於故鄉。因此,每次回嘉義,我都會忍不住用我的土腔野調,大聲講著台語,忍不住去植物園偷聽運動的婆媽們聊天,去東市場接地氣來汲取日常活力,聆聽鞭炮般的響亮叫賣。
祖母的旅社就位在一條狹窄的巷子裡。那是嘉義第一批用檜木蓋成的販厝,建於民國四十八年。一開始,那間旅社叫作山梅,由三個人經營,民國五十二年,祖母把旅社買下,改名為鶯歌。當時,旅社旁邊有一座花園和噴水池,後來,因為房間不夠住,祖母把它們拆掉,蓋了一棟三層樓的水泥厝,負責監工的那人,是祖母的舊情人,我素未謀面的,來自澎湖的我的祖父。
祖母是個傳奇的女子,她有過一段婚姻,由於遲遲無法懷孕,飽受丈夫的毒打,於是,她從三峽逃到嘉義,先從賣米做起,後來才到旅社當服務生,並收養了親戚的女兒。祖母在做服務生時,先後跟兩名政界人士談戀愛,與他們生下一男一女,男孩留下,女孩送離,那個男孩就是我的父親。祖父的妻子已經過世,育有幾名子女,祖母不願當續弦,也不願看父親受欺侮,她聘雇了一對保母夫婦,共同把父親撫養長大。
重男輕女的祖母,對於我的誕生,感到焦慮不已,她殷切地期盼金孫降臨。據說,巷子裡有一戶賣鱔魚麵的人家,他們日日在水溝裡殺鱔魚,導致陰氣過重,一連生了十四個女兒,大概是因為陽氣都飄散到隔壁去了,住在鄰屋的幾任房客,都只生男孩。在祖母的催促之下,父親買了那間「包生男」的雙層木造房子,其後,我的兩個弟弟接連在那個房子裡出生,祖母才終於寬了心。
我此生的第一個記憶便是在那棟木宅子裡。我記得我被困在一個嬰兒的身體裡面,動彈不得,只能睜著眼睛,望著空無一人的二樓,大聲啼哭。直到現在,我的眼球邊緣還懸著那個偏僻的視角,那種全世界唯我獨存的慌張感。這棟房子幾乎就是我肉體的發源地,我在那裡盡情噴灑了荒蠻的淚液、汗液與尿液。幼稚園時,在同樣的房間裡,夜夜有一白鬍子神仙爺爺來入夢,他為每日訂定主題,當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緊扣著那個主題而生,我被溫柔慈悲地教導著。
那時,整條窄巷都是我的遊樂場。我的奶媽就住在斜對面,加上旅社的木造、水泥兩厝,我在四間房子裡自由穿梭遊走……跟鄰居男孩用塑膠袋捉蒼蠅、拍打光頭大叔的屁股、在巷子裡追逐嬉戲、擠在裁縫師的家裡看閉路電視。對年幼的我來說,台北跟美國一樣遙不可及,巷底一條雜草叢生的防火巷,是我最熟悉的通往外界的出口,我和弟弟們經常捏著祖母塞到我們手上的銅板,跟一群小孩穿越密道,跑到鄰街的雜貨鋪去。雜貨鋪的店面極小,大約只能容納三個成人轉身,卻像一座發亮的捕蚊燈,讓住在附近的孩子們,涎著羽絨般的口水,成群結隊地飛撲而來。
阿里山公路開通之前,祖母旅社的生意相當興隆。許多住客都是從山裡來的,他們帶著竹筍和各式水果下山來販賣。由於返家交通不便,他們必須投宿旅社,有人一住就是十幾天。旅社雖然匿在小巷弄中,它距離客運下車處並不遠,附近又有三家戲院,許多攤販會推著車子到戲院門口賣吃食,夜裡燈火通明,是小城活絡的筋脈地帶。不過,隨著交通的發達,嘉義市的旅社文化就漸漸沒落了,祖母的全盛時期,我未能親睹。
我不記得祖母的客人,一個名字或臉孔都想不起來,倒是旅社廳堂的影像,還深深刻印在腦中。廳堂中央有三尊神像沉穩坐鎮,祖母每天虔敬地燒香祭拜、供奉新鮮的果物。廳堂裡還有個小電視,白天時,它常常虛弱地開著,到了晚上,楊麗花躍進小小的銀光幕搬演歌仔戲,電視才會真正打起精神來,卯足力氣唱歌。祖母總是坐在櫃台前,有時捻捻佛珠,有時跟女服務生阿霞、哈嚕或鄰居閒談。我在廳堂玩耍的時候,祖母喜歡叫我幫她摺衛生紙,先把兩張衛生紙疊在一起,然後對摺兩次,那些紙,就像一張張雪白而方正的臉,在桌上喘著氣擠壓彼此,越堆越高,抵達一定的高度之後,就被阿霞抱走了。它們最終都變成客人們的廁紙,帶著一臉髒汙,在垃圾桶裡重逢相見。
我八歲那年,父親把我們住的木造矮房賣給牛肉嫂,全家搬到另一條寬闊的巷子,住進全新的四樓鋼筋透天厝。祖母也跟著我們一起住在透天厝裡,但是她並沒有拋棄她的旅社,依然每天獨自散步到旅社去工作,直到嚴重的糖尿病使她體力衰退,她才不得不把旅社交付給別人管理。祖母在我十一歲時,因為心肌梗塞而猝逝,旅社出租一段時日之後,便也歇業了。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那條窄巷還在,除了養樂多嫂的屋厝變成廢墟,大批的木造老屋都還穩穩站立在原地,甚至還收納了幾名嶄新的住戶。由於長年漏水的關係,祖母旅社的水泥地板,冒出怵目驚心的縫隙,父親和母親想方設法修繕屋頂的瓦片,才把水止住了。牛肉嫂的丈夫負了債,我的舊家變成法拍屋,由於產權的關係,拍賣很多年都沒人交關。一個月前,有一群來自台中的投資客,把法拍屋和廢墟都買了。得到這個消息時,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深怕他們會將整條巷子收購下來,把兩排矮房劈開剷平,蓋起沒有心跳、無法呼吸的高樓大廈。
當我終於得閒趕回去拍攝記錄時,舊家只剩下斑駁的淡綠外殼,一樓和二樓的地板以及隔間,已經被卸除得乾乾淨淨,一些鋼條從內部高高支起。我端著相機猛拍,試圖捕捉兒時的每一道痕跡,竟什麼也不識了。彷彿乾涸的蘭潭水庫,它再也映照不出我的形體,只剩下龜裂瑣碎的回憶。
我拍了五分鐘,直到投資客不耐地說:「拍一下就好了,有必要拍那麼久嗎?」
我說不出話來。對他而言,這只是一座需要被整容出租的房子而已;對我而言,再怎麼陌生疏離,它都是珍貴無比的發源地。我多麼希望這房子也可以跟公園裡的大鐵籠一樣,什麼都不做地佇立在那裡,不崩塌不漏水不關孔雀不挪移不被上漆,像株野生的紅檜,讓小城的時間永久銘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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