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書市觀察/戰爭與廢棄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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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書市觀察/戰爭與廢棄的生命
人文薈萃 書評「小說」/手裡的天國之花
書評「小說」/弱者以詩鳴

  今日文選

書市觀察/戰爭與廢棄的生命
黃崇凱/聯合報
1987年軍教片《報告班長》上映不到一個月,台灣正式解嚴。近三十年來這系列拍了七集,加上其他類似題材,堪稱台灣特有類型片。這類電影的公式通常刻畫一個(或一群)男人服兵役的成長,著重在操練管理和團體競賽過程,最終結束在退伍進入社會。台灣許多男性都曾不甘不願奉獻兩年給國軍,自然容易從這些電影獲得共鳴(三大老哏是如何摸魚、機車長官和兵變)。然而隨著義務役期逐漸縮短,軍教片也漸趨沒落。一來是訓練時間不像過往漫長,能累積的甘苦有限;二來更重要的是: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國軍幾乎沒有戰爭經驗。所以軍教片從來只能凸顯成長故事,展示的是人如何克服嚴苛的訓練以及大量閒置的無聊、荒謬。

相較於欠缺戰爭經驗,台灣更錯亂複雜的是戰爭記憶。二戰期間,日本大舉徵斂殖民地台灣人力物資參戰,戰後不久被捲入國共內戰(最慘痛曲折的例子莫過於小說家巴代以台籍原住民老兵陳清山為原型的《走過》),接著國府來台,湧入大批懷有抗日戰爭記憶的軍民。本該眾聲喧譁的記憶,卻在黨國體制壓抑下被篩選過濾,徒留誤解。在一個沒有戰爭、記憶混沌的國度,顯然不太容易出現夠格的戰爭小說(朱西甯《八二三注》可能是唯一例外),更別說最好的戰爭小說時常是反戰的。

山姆大叔上戰場

美國本土超過150年沒有受戰爭侵襲,卻常在世界各地搧風點火,光是20世紀的著名戰事,前有兩次世界大戰,後有韓戰、越戰和波灣戰爭等等。新世紀的代表作則是綿延超過八年的伊拉克戰爭。近日台灣出版美國作家道爾頓.杜倫波《強尼上戰場》和班.方登《半場無戰事》。兩部小說一寫參與一戰的傷兵,一寫參加伊拉克戰爭的大兵,一前一後串起美國近百年的戰爭記憶。

《強尼上戰場》的主角強尼只有二十歲,本來在麵包坊工作,入伍打一戰,最終變成人彘──臉上有洞、沒有四肢、又聾又啞的一大塊活肉。可這塊肉仍會思考,還有細微的感知能力,卻無法跟外界溝通,彷彿是另一物種,再也不是人類。強尼大段大段挑戰讀者的獨白,敘述這具殘缺肉身過去曾有的生活、夢想和情感,時常令人喘不過氣,因為這廢棄的生命太過可怖,因為戰爭的殘酷沒有極限。被迫圍困在自己意識中的強尼,反覆思索戰爭的意義後,最終想出一個點子:他想跟著馬戲團到處展覽自己,就像獵奇怪胎秀,告訴人們「此即戰爭」。

可是戰爭沒完沒了。小說出版的1939年,二次大戰正式開打;小說改編成電影的1971年,美國還陷在越戰泥淖;但它卻從來沒消失在美國人的視野裡,不斷與各種戰爭周旋,與各年代的反戰人士同氣連枝。只要還有戰爭,強尼的悲痛獨白就會不停回響:「他們總是為了什麼而戰,那群混蛋,如果有人敢說管他戰什麼,全都沒差別,每場戰爭都跟另一場相仿,沒有人從中得到好處,敢這麼喊的人被稱為懦夫。假如他們不是為自由而戰,那他們就在為獨立而戰,為民主、為自由、為正直、為榮譽,或是為他們的祖國,為另一種不具意義的事物而戰。戰爭是為了世界和平,為民主,為小國,為每一個人。假如戰爭已經結束了,那麼這個世界的民主必定通行無阻。有嗎?那是哪種民主?何種程度?又屬於誰?」

強尼的呼喊回聲落在班.方登的《半場無戰事》和前兩年凱文.鮑爾斯的小說《黃鳥》。前書描寫參與伊拉克戰爭的一班士兵回美國受勳,進行為時兩周的巡迴表揚之旅;後書作者曾入伍參與伊拉克戰事,在他詩句般的筆法下,戰爭是無邊無際的夢魘,不論生還與否,都會籠罩在它的陰影下,難以掙脫。兩本小說互相補充,分別透過大兵之眼觀看發動反恐戰爭的美國自身,以及火光四射的殺戮戰場。而兩書共同投影出來的戰爭,不是模糊的兩方人群對壘廝殺,也不是統計數字,那是由一條條消逝的年輕生命、毀壞的事物堆疊起來的煉獄。

戰爭廢品

明明知道可能被派往伊拉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美國男孩入伍當兵?戰地記者大衛.芬柯貼身採訪駐紮伊拉克的美國軍人寫成的《坦克車外》,摹畫了一些士兵肖像。有人志願報效國家;有人像《半場無戰事》的主角一樣犯錯,以服役交換服刑;還有更多人是沒辦法有足夠收入養家活口,才選擇入伍。所有人都緊繃地活著,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死亡提領。

書中也寫到像強尼這樣的人彘傷兵,躺在美國陸軍燒燙傷手術研究中心,被稱為「戰傷勇士」。芬柯若讀過《強尼上戰場》,也許會記得最接近死者狀態的強尼另一段獨白:「有沒有任何一個死者曾說,我在這兒,在國外的墳裡腐爛兩年了,但是為你的祖國而死真是美好?可有任何死者說,太好了,我為母國而死,我很快樂,看看我是怎麼用被蟲吃掉的嘴巴歌唱?除了死者沒有任何人知道,為了人們談論的事物而死究竟值不值得。而死者不能說話。」強尼說得沒錯,可有時活著的人也不見得能說得更多。

比起芬柯記錄一個個軍人故事,另個戰地記者戴斯特.費爾金斯的《永遠的戰爭》提供更全面而細膩的角度來解讀伊拉克戰爭,讓失聲的伊拉克人多少現身說話。費爾金斯記述伊拉克戰爭的最初四年多,包括美軍的作為、伊拉克人的感受、反抗游擊組織的作為,乃至於反省這場戰爭的意義,讓人深刻感受到廢棄的生命和景觀是什麼樣子。不論是打著正義名號的美軍士兵,抑或到處組隊丟炸彈的游擊分子,有心為國的民主人士,不同派別立場的穆斯林,無一不被戰爭瘋狂消耗,變成大批量產的死者。然而死者真的見到了戰爭終結嗎?也可能這些死者就像B級片裡忘了仗已打完的死屍士兵,仍處在無限迴圈的戰意執念;也可能這只是仍在作戰的生者的想望,一死百了。

能在這個出產搞笑軍教片的和平國度,隔著安全距離觀看、閱讀戰爭,或許真是幸福的。但願這樣的幸福不會讓人變得麻木。


  人文薈萃

書評「小說」/手裡的天國之花
沈默/聯合報
閱讀毫無疑問有濃濃日系血緣的新日嵯峨子(主要是瀟湘神操刀主控)小說,首先我要憶起推動輕小說大浪潮、擅長文字暗碼轉換以及神魔般天才偵探與罪犯群像的清涼院流水,在四本厚厚的大費周章飄來忽去有多種翻讀順序的《COSMIC世紀末偵探神話》(《流》、《水》)、《JOKER舊約偵探神話》(《清》、《涼》)肆虐玩弄虛實交錯的人物時空狂亂辯證:「……『你』變成了『我』/變成『我』的『你』接下來又要尋找另一個『你』……──人是永遠的謎樣故事──」,《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其實也具備類似旨趣但又進一步有豪壯口氣篤定感:「……我們都處在故事之中啊,因為我們所知的世界,全都是認知後的結果,我們說話的同時便干涉了認知,所以世界一直是扭曲的……只有作家能決定世界的樣貌,將之變成固定的形態。」(測不準原理?觀察者效應?)

而這樣身分矛盾與多元論述的迷宮小說,嚴肅文學有太多例子不勝枚舉(譬如Milan Kundera、Unberto Eco、Paul Auster、董啟章、J.M. Coetzee……),類型領域也很容易推及到森博嗣、新本格的綾辻行人與折原一的【作家倒錯三部曲】乃至於小說偵探與小說作者同名的Ellery Queen、Stephen King《祕窗》、【黑塔七部曲】(九命怪貓老兄乾脆粉墨登場到小說裡),抑或好萊塢罐頭電影《神探愛倫坡:黑鴉疑雲》、Neil Gaiman奇幻文本《美國眾神》等,神魔妖怪方面的賣點亦很難不連結往漫畫藤田和日郎《潮與虎》、安達渡嘉《流浪神差》,和書封提及的京極夏彥神怪雄辯推理,此外包括後外地文學、灣生文學的提出也都指涉牽引向雜種議題,《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堪稱是市場力與娛樂性滿載的華麗大拼盤,讀來讓人感覺精巧、優雅又痛快,作者殷實地擁抱住宛如新太陽一般盛大壯麗又坎坷多歧的書寫野心,企圖在島國逕自開創嶄新的獨門混血文類。

唯我比較關心的還是其中創造與被創造(神性與人性、主體與客體、殖民與奴役、自由與牢籠)的複雜關係,並享受著新日的細膩豐饒推論,且又令我想到Jorge Luis Borges滿喜歡提的Samuel Taylor Coleridge異想,大意是有個人作夢到天國,在那裡有誰給了他一枝花,醒來後花依然在,我個人這些年的心得不外如是:書寫即是握在手中的那枝天國之花,溢滿神祕隱密的奇蹟。Borges又曾這麼寫過:「我覺得我寫的東西象徵著正在寫的人,也就是我自己;為了寫故事,我必須成為那個人;為了成為那個人,我必須寫故事,如此循環不已。」同時這位偉大的盲人小說家尚好心的留下警訊:「……謎的答案始終比謎本身乏味。謎具有超自然,甚至神奇之處;答案只是玩弄手法。」但願新日嵯峨子的【言語道斷之死系列】莫要輕易等閒走入如此末路窮途。


書評「小說」/弱者以詩鳴
楊宗翰/聯合報
當全中國的網路甚至電視台都在討論新詩時,我總是戒慎恐懼遠大於歡欣鼓舞──理由無他,就是近十年間發生太多不堪聞問的「悲劇」了。這類討論皆聚焦在對中國新詩意義與創作前途的論爭,對象則是因萬千網民而突然「火」起來的詩與詩人,譬如趙麗華〈我終於在一棵樹下發現〉:「一隻螞蟻,另一隻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或是烏青〈對白雲的讚美〉:「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別白特白/極其白/賊白/簡直白死了/啊──。」面對趙麗華及取其諧音的「梨花體」、烏青的「烏青體」等現象,中國詩人或追捧或濫罵或激辯,加上媒體推波助瀾、網民各擁立場,真是好不熱鬧。但我必須坦言:這恰恰暴露出中國新詩這十年在創作及理論上,最躁動、卻也最空洞的一面。

所以當2014年底、今年初全中國的網路和電視台,都在討論一個湖北農村女詩人余秀華(1976-)及其〈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時,我一開始以為又是麻雀變鳳凰的「獵奇」故事,而且對這個鳳凰的「純度」不無懷疑。隨著農曆年節前後中國大陸兩家出版社推出她的兩本詩集,印刻也於最快時間引進繁體字版,我才敢篤定地把疑惑轉換成肯定,並被其詩中傳達的生活捶擊疼痛感及飽滿直截式抒情所打動。雖然在真實日常中,因為早產缺氧導致出生便罹患腦性麻痺的余秀華,走路不穩、平衡困難、口齒不清,連寫字、打字都是倚靠單手乃至於單指緩慢完成。殘疾並未影響她的才情與智力,新詩這一字數最少的文類似乎注定與她相繫,遂能創作兩千多首詩並陸續張貼在網上。北京權威文學雜誌《詩刊》編輯劉年偶然在博客(Blog)上讀到余秀華的詩,成了她最早、也最重要的伯樂。劉年寫道:「她的詩,放在中國女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殺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閨秀裡一樣醒目。」透過《詩刊》微信(WeChat)以「腦癱詩人」為名的推薦,這位湖北省鐘祥市石牌鎮橫店村的農婦,以「煙燻火燎、泥沙俱下,字與字之間,還有明顯的血汙」的詩篇在中國大陸颳起旋風。大學邀請詩人到校朗誦、宣傳部急忙到家中送新電腦、保險公司獻上價值數十萬人民幣的「平安保障」、大批媒體記者與出版社編輯趕赴橫店村挖掘消息……圍繞著余秀華的喧囂,至今仍在進行中。

這一切都離台灣太遠,我只能(幸好也只需)透過閱讀文字,細細體會弱者以詩鳴的哀樂。對岸文壇對余秀華詩作的評價,普遍不脫「她是中國的愛蜜莉.狄金森」與「身體患疾為余秀華的創作加上了同情分」兩種觀點。我認為兩種說法都有待修正,譬如余秀華其實比Emily Dickinson幸運太多:狄金森生前僅有個位數字的詩篇得以發表,出版後又被出版商強迫調整為傳統標點,並將少數詩作改成押韻,以符合彼時詩歌規則;38歲的余秀華則一次就出了兩本詩集,編輯沒有作出竄改,並拜網路科技之賜,享有自行發表、修改及回應的自由。但狄金森詩中反常規的大寫字母、標點符號、省略標題及韻腳不齊,在在讓她成為所處時代裡最獨特的存在。反觀余秀華,詩作節奏比行動速度快上許多,直截的判斷、樸素的抒情、原始的主題,確實與中國當代詩壇一度唯技巧是尚的主旋律很不和諧。但若放在中國「草根詩人」、「農民詩人」、「七○後女詩人」系譜中,她當然不是唯一、亦非第一,唯其勝在擅長以直白詩行闡釋生命曲折,毫不避諱肉體之苦、相思之情,以及對遠方的無窮嚮往。

至於身體患疾是否為評價添加了同情分,我認為這僅是從詩外來看問題──此舉既高估了媒體追捧,又低估了讀者判斷。若從詩裡看,試問余秀華的詩作何疾之有?在她最好的詩裡,我只看到飽受生活磨難後,喻依與喻體的完美結合:「越來越薄的我自己/整夜躺在磨刀石上」(〈一把刀〉);或是女人走過家暴陰影後的詩鳴:「他揪著我的頭髮,把我往牆上磕的時候/小巫不停地搖著尾巴/對於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我們走到了外婆屋後,/才想起,她已經死去多年」(〈我養的狗,叫小巫〉)。余秀華是一個女人、一個農民、一個腦癱患者,更是一個健康的詩人,就像她在〈請原諒,我還在寫詩〉中所述:「並且,還將繼續下去/我的詩歌只是為了取悅我自己,與你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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