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外表的確是一座乾燥的都市，1967年台灣老一輩熟悉的大明星石原裕次郎有一首流行歌〈白色的街道〉，直接將名古屋的街道描述為沒有綠蔭、光禿白色的街道，形塑了名古屋的負面印象……
「文字列車暫停，是名古屋……是一座我從未曾下車漫遊過的城市，是你心象裡的一座乾燥的城市……」這段文字是日本著名小說家倉橋由美子在小說〈幽暗之旅〉──戀人未婚夫突然間失蹤不告而別，女主人公為了踏尋往日的戀情，開始她的幽暗之旅，女主人公從東京乘坐火車東海道線，沿著湘南海岸，路過鎌倉前往京都，當列車暫停名古屋時，倉橋透過女主人公寫下的名古屋印象。
名古屋是否真如小說家所言是一座乾燥的城市呢？我在這座城市已經整整住了21年多了。來到名古屋之前，我住過東京、大阪、西京的京都，從來沒有想過我的日本行腳，最後會落腳在這個又被稱為中京的名古屋。我第一次踏上名古屋是來到日本的十年後，為的是目前我任教的A大的面試，以往只是在往來京都與東京的途中路過，名古屋很少在我的腦海裡閃現，面試後名古屋從此就成了我後半生的落腳之處。
在移居這座號稱是日本第三大都市之前，我對名古屋的認識僅是知道中國作家郁達夫從1915年秋到1919年夏，曾在名古屋大學前身的第八高等學校求學，以及台灣作家巫永福從1929年到1932年曾在名古屋的愛知熱田中學校（現改名為愛知縣立瑞陵高等學校）求學。1919年，郁達夫從第八高等學校升學東京帝國大學，兩年後的1921年在其以名古屋留學體驗，發表的名作〈沉淪〉中，寫下剛抵名古屋第一晚的印象：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到了東京之後，……，同他幼時的習慣尚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Ｎ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並無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沉沉的黑影，並且因Ｎ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裡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
青年郁達夫可能沒有預料到日後竟與台灣也有了交集，1936年12月，在中日戰爭暗雲密布的前夕，郁達夫接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安排，以「促進日華親善」為目的，先訪問了日本繼而訪問台灣。他於當年12月22日由基隆港抵台，隔天出席台灣新民報社的座談會，並在台灣日日新報社的公開演講會上講演「支那文學的變遷」。之後遊歷台中、嘉義、台南，29日由高雄離台。郁達夫的台灣行曾會面了林呈祿、黃純青、黃得時、陳紹馨、李獻璋、張星健、郭秋生、郭水潭等台灣文化人、作家，遺憾的是，直到1945年初秋死於蘇門答臘日本憲兵之手為止，郁達夫並沒有留下任何直接書寫台灣或短暫訪台背景的文學作品。
而巫永福在1932年離開名古屋升學位於東京的明治大學，並參與台灣留學生文藝團體「台灣藝術研究會」的文學活動，巫永福的文學作品幾乎沒有關於名古屋的痕跡，但是在其晚年的回憶錄《我的風霜歲月》，仍然留下他的名古屋記憶：
……先至名古屋城仰看純金晶亮的一對魚虎象，並在廣闊優雅的城域內花木青翠美麗的庭園留連，雖然有很多的觀光客參觀，仍不失其清幽值得一遊。然後轉往昔時城主遊樂的日本公園中規模最大以華麗聞名的鶴舞公園遊覽，並至名古屋最美麗的街路廣小路，參拜名古屋市民的信仰中心，人山人海的大須觀音。
郁達夫與巫永福的名古屋風景書寫相隔了十年，僅僅十年間便已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名古屋市是在1889年日本全國實施縣市制後才誕生的都市，當時規模很小，人口大約只有15萬，面積只有13.34平方公里，名古屋因1908年實行劃區制，名古屋市分成四個區，人口也增至37萬，面積擴大一倍多，1915年郁達夫入學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學校（舊址在今天名古屋市立大學瀧子校區）時，學校及其周邊都不屬於名古屋市的範圍，而是屬於當時的愛知郡呼續町。1921年，名古屋市周圍的16個町、村編進名古屋市，市的面積一下達到149.56平方公里，是當時東京的兩倍面積，人口也超過60萬，成為繼東京、大阪之後的日本第三大都市，因此映在郁達夫與巫永福眼簾的是截然不同的風景。
1997年剛抵名古屋赴任A大時，舉目無親，如同當年郁達夫的心情「覺得孤冷得可憐」，97年恰逢香港回歸，中國加強一國兩制的宣傳攻勢，99年台灣提出兩國論企圖反制，兩岸間種種的政策來往近如日本也都有所波動。我任教的A大是一所與中國甚有淵源的學校，來自中國的教員很多，我是A大第一位台灣出身的教員，在當時的氣氛下，中國同事對我這位來自台灣的教員非常警戒，而日本同事基本上對自己不相關的事物都極其冷淡，我內心發出郁達夫式的吶喊：「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只是我有意識的換了一個地理空間，把中國兩個字轉換為台灣兩個字。但是與其做郁達夫式的自憐自艾，我學起作家朱天心做起一位都市漫遊者，只是對象不是古都，而是名古屋。
名古屋外表的確是一座乾燥的都市，1967年台灣老一輩熟悉的大明星石原裕次郎有一首流行歌〈白色的街道〉，直接將名古屋的街道描述為沒有綠蔭、光禿白色的街道，形塑了名古屋的負面印象。二戰期間，名古屋因郊外有三菱重工業、飛機製造廠，也曾是我台灣少年工勞動過的地方，飽受美軍多次慘烈空襲，名古屋整座城市幾乎全被燒毀夷平，戰後按照都市計畫整個重建，打造了一座充滿人工美的新城市，街道整齊劃一，巷弄不見，原本散落在各寺院的墓地，全部集中在市東丘陵地帶的墓園。結果城市景觀裡常有的低俗雜亂性幾乎一夕之間消失了，巫永福筆下的名古屋最美麗的街路廣小路上的路邊攤，以衛生理由完全被逐出。通常小弄小巷最能代表並象徵都會常有的低俗雜亂，如果都會缺乏這種象徵性的表象，等於是奪走城市景觀裡該有的溫度和人性化，一座幾乎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到處可見人工美的清潔街道，難怪會被纖細的女作家認為是一座乾燥的城市。
名古屋表層也許是一座乾燥的城市，但是裡層仍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蘊的城市，其周邊的自然環境是日本本州裡最佳的自然環境，並且遠在1730年名古屋的尾張藩藩主德川宗春即非常獎勵狂言、能樂、平曲、茶道、花道、舞蹈等多彩多樣的文化、娛樂，當時的名古屋被稱為是「東西諸演藝的匯集地」，德川宗春同時也獎勵出版活動，使得當時名古屋的出版量已經和江戶（東京）、京都、大阪並駕齊驅，建立了名古屋的文化底蘊基礎。日本現代作家出身名古屋的也不少，台灣比較熟悉的就有江戶川亂步、城山三郎、連城三紀彥、大□在昌等，他們的一些作品是以自己的故鄉為背景；雖然不是名古屋出身但是以名古屋為小說背景或小說場景的作品也不少，例如台灣熟悉的村上春樹《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角田光代的《八日蟬》、推理小說家夏樹靜子的《光之崖》、松本清張的《喪失的儀禮》、內田康夫的《平家傳說殺人事件》、東野圭吾的《當祈禱落幕時》、《時生》、《假面飯店》等，台灣讀者透過這些作品應該不會對名古屋有陌生感。
1997年剛抵名古屋時，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都市，心情確實是「覺得孤冷得可憐」，但是還不至於沉淪到哭喊著：「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長久以來一直抱著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念頭「有我在就有台灣」，但是我的台灣不是一個偏狹排他、充斥仇恨心的台灣。這些年努力的將台灣與自己的所在地作一個連結，企圖搭建交流的橋梁。名古屋的愛知藝術中心先後舉辦了侯孝賢電影展、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的舞蹈表演、資深歌手紀露霞的演唱。我們熟悉的浪漫聖徒李歐梵教授第一次來到名古屋講上海摩登講張愛玲，到名古屋大學憑弔郁達夫文學紀念碑，《文訊》封德屏社長來名古屋宣傳台灣獨立書店的魅力，詩人學者石計生教授也來名古屋介紹台灣流行音樂。台灣文學日譯選集並首次從名古屋出發，作家陳玉慧、朱天心、胡淑雯、蘇偉貞等人來到名古屋做了精采演講。
在面對純文學蕭條的時代，朱天心仍然樂觀的道出：「在人稱純文學大蕭條的年代，我屢屢被問有何『對策』？我以曾經在六千萬年前活躍於地球的恐龍自況，那就更專心不旁騖的活著、寫著吧，讓世人有一天突然想看恐龍時，不需到博物館、不需翻找圖鑑、不需臆想曾經好像如何如何……」胡淑雯在提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時，斬釘截鐵的宣言：「正因為政治會傷害文藝，所以，文藝絕對要拒絕替政治服務。但同時，文學不能害怕政治。拒絕替政治服務的文學，是不可以害怕政治的。我希望我的書寫，是因為美學的理由，而得到讀者的認可。如同我期許台灣的文學，會因為美學的價值，而獲得其他國家，其他語種的承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獲得一切美好事物不可或缺的特質──這份特質就是『主體性』」。蘇偉貞在講她的《沉默之島》時，鏗然的說「有人對『另一個晨勉』說：『妳生命的本質並沒有變，沒有人能改變它。』這是女性的自我革命，將自身寓示為一座主體性的島嶼，因理解自己的不完整而接近完整。陰陰獨立，深沉而傲岸。」
名古屋市開放的接受台灣文化，而我也因為透過這些交流活動不再感到孤冷與可憐，名古屋對我而言不再是一座乾燥的城市，它是有溫度的，當您造訪名古屋時別急著抱怨它的蒼白，請記得耐心地探訪流動於各處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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