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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全球獨家一刀未剪中文版！ ※ 本書特色：
•透過蘇聯解密檔案，獨家解讀毛澤東與史達林、赫魯雪夫的往來交惡秘辛，描繪蘇聯扶植、操控、牽制中共的錯綜關係，了解毛澤東於蘇聯羽翼下之危局和機運。 •唯一跳脫中共官方神話與個人經驗之侷限，以最新史料揭露毛澤東多樣面貌真相的權威傳記。更以過去未見的機密檔案解開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背後的真相。 •描繪這位自詡詩人的專制者如何從年輕時對革命的理想與堅持，轉變為晚年對權力的執著與狂熱。分析毛澤東嚴密矯飾、「喪事當做喜事辦」的宣傳手法，揭露毛澤東以「創造階級敵人」邁向成功之冷酷哲學和陰狠果決的鬥爭手段。 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十三章/史達林、毛澤東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史達林很有可能在親信圈子裡把毛澤東稱作「窯洞裡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很有可能因為史達林不信任他而相當鬱卒。但是，史達林相信過誰呢？哪一個最忠心的親信他不輕蔑呢？他認為誰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呢？所有的人都只是他棋盤上的卒子。 史達林在他的辦公室徘徊踱步，同時思考在好幾個棋局的步子。中國已經出現一個很複雜、很重要的黨在運作；它的勝利會決定他一生努力的成敗功過。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會激烈改變世界競技場的相對力量關係，有利於蘇聯。前提是他和毛澤東要能讓美國中立、讓華府及其盟國相信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計劃是真心的。羅斯福、杜魯門（H. Truman）必須接受新民主主義的概念，並支持中國共產黨。然後中國共產黨才能逐漸地把蔣介石及其支持者「擠出」權力位置，接下來再在國民黨左派及自由派人士當中操縱運作，最後奪取權力。 這場棋局分布極廣。毛澤東藉由接受訪問、寫文章、發表演講，努力宣傳。艾德加和海倫．佛斯特．史諾夫婦、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其他作家、記者的書籍文章，以及伊凡斯．卡爾森的電文，全都往同一個目標發射。英國作家佛瑞達．尤特蕾（Freda Utley）與克萊兒和威廉．班德（Claire and William Band），以及美國記者畢森（T. A. Bisson）、哈里遜．佛爾曼（Harrison Forman）等人有關毛澤東及其同志的奮鬥故事，也都讓大眾產生極鮮明的印象。他們異口同聲，向全世界保證，中國的共產黨和馬列主義一點都不同。在許多美國人心目中，陰沉的獨裁者蔣介石及其政府，逐漸輸給了「自由派」民族主義者毛澤東及其「人民」政府。 這場棋局的高潮發生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中共其他領導人與美國官員進行直接對話。它們始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底，一架道格拉斯C-47 運輸機載著九名乘客，於延安機場降落。這是所謂狄克西代表團（Dixie Mission）的第一批人員，分別來自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戰略情報處（中央情報局前身）等單位。四十四歲的團長巴大維上校（David D. Barrett）是個矮胖男子，曾任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助理武官。他熟諳中國歷史與文化，能說流利中國話，是公認的中國事務專家。職階次高的是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克萊倫斯．高思（Clarence Gauss）大使稱他是「我們政府有關中國共產主義的專家」。八月初，狄克西代表團第二批人馬也在另一位外交官雷蒙．陸登（Raymond P. Ludden）率領下抵達。後來，美國人愈來愈頻繁來延安，甚至組織起到幾個「解放區」去參訪。一九四五年七月底，這個所謂的「美國駐延安觀察團」共有三十二名成員。 巴大維、謝偉志和觀察團其他許多團員，透過和毛澤東的對話及個人自身觀察，得到的主要結論是： 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一度或許對蘇聯有過的任何傾向，似乎都已成為過去。共產黨努力使他們的思想和計劃吻合中國現實；他們推行民主政策，期盼美國贊同，並予以同情支持。經濟上，中國共產黨尋求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工業化，主要目標是提升人民經濟水準。他們體認到，依據目前中國狀況，這必須透過資本主義，以大規模外國援助才能完成。他們相信美國，而非蘇聯，將是唯一一個能夠給予這種經濟援助的國家，也察覺到基於效率的原因，以及為了吸引美國投資，讓美國的參與有極大自由，才是明智之舉……
結論——共產黨領導人本身也持續如此聲明——對於中國而言，美國的友誼與支持，比起俄國的友誼與支持更加重要。 狄克西代表團成員建議美國政府改變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也提出警告說，「如果被迫為了挺過美國支 持國民黨進攻才能生存，他們也有可能轉回去投靠蘇俄。」 我們很驚訝，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其他領導人竟然如此容易就騙倒這些經驗豐富的美國情報官員。他們是什麼都可以統統拍胸脯承諾。為了中立化華府，一九四四年夏天，毛澤東甚至預備把中國共產黨改名新民主黨。一九四六年十月，「解放區」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果真就如此改名，一九四九年四月整個中國
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名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最後，黨沒有改名，但其他所有的改名把美國人全都耍了。 同時，史達林和他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同樣狡詐地在外交陣線上玩弄美國人。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告訴美國駐蘇聯大使艾維瑞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派垂克．赫爾利將軍（General Patrick J. Hurley）說：「所謂的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根本不是共產黨……蘇聯政府並沒支持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另一場會議裡（這次史達林在場）他又確認這一點。赫爾利立刻把這件事向華府報告。 不過，哈里曼和赫爾利都沒有被史達林的狡詐所騙。華府的情報官員也不相信共產黨這套話。分析同僚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大量文獻之後，一九四五年夏天美國陸軍部軍事情報局的官員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是蘇聯式的民主……中國共產黨運動是國際共產黨運動的一部分，得到莫斯科的資助與指導。」因此，在最後分析下，毛澤東和史達林都沒有騙倒美國領導人。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終止時，中國仍然分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得到美國支持，只控制三分之二國土。共產黨控制陝甘寧邊區政府（下轄三十個縣），以及華北、華東和華南的十八個大型「解放區」，總人口九千五百五十萬人。中國東北（滿洲）則由蘇聯陸軍佔領。但是，多年來這是第一次，中國似乎有真正的可能性實現和平、民主的國家統一。美國和蘇聯都不希望在中國又起戰爭，也生怕在中國的嚴重衝突會擴散為更大規模的戰爭。 史達林在他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地緣政治評估裡，必須顧及到美國壟斷了核子武器。還沒有準備好如何抵擋美國的核子攻擊，他必須竭力避免激怒華府。周恩來日後回憶說：「美國那兩顆原子彈震驚了史達林，使他極力想妥協。」一九四五年二月由三巨頭簽署的雅爾達秘密協定，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同一天宣告投降）蘇聯與國民黨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也局限住這個克里姆林宮獨裁者的動作。透過它們，蘇聯在遠東得到重大的經濟、政治和領土的讓利。特別重要的是和蔣介石達成的協議，連史達林自己都說這是「不平等」條約。伴隨著蘇聯與國民黨條約的特別議定書，授與蘇方有權在旅順港設立海軍基地三十年，控制東北的大連港，還與中方共同經營中東鐵路。這就是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表示懷疑中共有能力奪權的原因。他不想冒險無條件支持中共，卻失去因為協助美國與中國打日本而已經得到的戰果。他甚至勸告毛澤東要與蔣介石達成「臨時協議」，並堅持毛澤東應該到重慶去和他的宿敵親自會談。他替這樣做提出解釋，只能說中國若再爆發內戰，恐怕會導致中華民族的滅亡。 毛澤東被史達林「出賣」大為驚駭，但是他必須聽命，去和蔣介石會談。毛澤東日後說：「由於史達林堅持，我被逼非去不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宣布：「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即使中共中央收到好幾個黨部組織上書反對與國民黨談判，他仍在八月二十八日偕同周恩來飛往重慶。國民黨派出張治中將軍，與美國大使赫爾利在前一天抵達延安，陪中共代表飛往重慶。在延安機場，毛澤東面帶微笑、與江青及政治局委員們道別，但是據蘇聯情報特務佛拉迪米洛夫的說法，他顯然並不高興。毛澤東走向飛機舷梯時，「一副要走上行刑台遭處決」的神色。當著眾人的面，他也沒有覺得害臊，親了江青的唇—這是他在公開場合的第一遭。 然而，國共雙方談判毫無成績。毛澤東在重慶逗留六個星期，與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領導人會談，也和自由派輿論代表會商，甚至也簽署一份和平協議，但是他毫無意願放棄奪權鬥爭。他只是向史達林表態讓步罷了，因為他心知肚明，唯有蘇聯提供軍事及經濟援助，中共才有贏的機會。 現在他必須等待史達林改變立場（毛澤東後來稱史達林是「偽善的洋鬼子」）。同時，他必須聽取蘇聯部隊在東北的總司令羅迪安．馬林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的指示。在史達林的堅持下，馬林諾夫斯基不肯讓八路軍在蘇軍撤出之前就進佔東北城市。他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 當毛澤東能夠向史達林擔保，中共有能力處理面臨的一切困難之後，史達林才開始慢慢克服「偏差」。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國共產黨靠自己的主動，設法在華北一連兩場戰役擊敗國民黨部隊。史達林開始動搖。一九四五年十月，他決定將蘇聯軍隊從關東軍接收過來的部分武器，移交給在東北的中共部隊。雖然他明顯開始認為國共內戰已是事實，但並不希望大家注意到他參與中國內戰。他在這段時候責備助手時說道：「我們的軍官、聯絡人員及其他人員，必須盡快撤出延安，以及毛澤東部隊正在作戰的地區。中國的內戰已經轉趨嚴重，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指控我們在這些地區的人員煽動中國的內戰；其實我們的人員對什麼事也都控制不了。我們愈快把他們撤走愈好。」 一九四六年二至三月，造化弄人，蔣介石本身在右派人士的壓力下，開始執行一項短視的對蘇政策，逼得史達林轉向無條件支持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與輿論此時開始表示不滿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的行為。用不著多說，蘇聯佔領軍肆無忌憚展開劫掠：他們將大型工業設施拆卸、運回蘇聯，還不問主人是日本人或中國人，佔用各種財產。結果是東北工業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三月六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就此事提出抗議，並要求蘇聯軍隊立即撤離東北。蔣介石當時明白中共軍隊將一擁而上，取代蘇聯軍隊嗎？他可能並不明白。仗著有美國人支持，他以為自己的部隊可以佔領俄軍撤退後的東北各城市。但他失算了。 一星期之後，即三月十三日，史達林開始撤軍，行動於五月三日完成。同時，他要求他的中國同志積極、公開行動，甚至批評他們對美國過度柔順。換句話說，他同意中共部隊進入東北城市，而且他甚至堅持毛澤東的部隊要盡快佔領它們，還命令蘇聯軍隊與中共合作控制住各地交通網。 這時候冷戰已經開始，史達林終於決定提供實質援助給中共部隊。東北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基地。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國爆發新的全面內戰。 剛開始，共產黨似乎凶多吉少。國民黨四百三十萬大軍明顯強過中共部隊的一百二十萬官兵。頭幾個月，共軍被迫棄守一百零五座城鎮。蔣介石發動全面攻擊—西起陝西、東抵太平洋濱，全線開戰。他也在東北開戰。美國人認為蔣介石的行動「野心過大」，警告他說，這樣的軍事行動「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紊亂，終致毀滅國民政府」，因為蔣介石延伸戰線，會使他的「交通線暴露，遭到共產黨游擊隊攻擊」，迫使他的士兵「撤退或投降，把美國提供的武器及彈藥」統統送給敵人。 可是這段期間共產黨卻接二連三吃敗仗。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蔣介石的空軍轟炸延安及其周圍窯洞區。自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軍機開始不斷地轟炸以來，延安城本身早已體無完膚，只剩下毀壞的城牆和兩、三條街道。黨、政領導人早已搬遷到延安北郊的窯洞區，毛澤東也住在那兒。現在這個地區遭到蔣介石空軍的B-24 和P-52 飛機密集轟炸。一連一個星期，約五十架飛機持續不停地轟炸，並且國民黨步兵部隊從城南發動大規模進攻。 到了三月十八日，國民黨部隊已逼近到離延安城兩、三公里的距離。毛澤東下令棄守延安，同一天夜裡偕江青、李訥母女撤出窯洞區。坐上他那破舊軍用吉普車之前，毛澤東命令負責撤退事宜的彭德懷，每個窯洞的房間要打掃乾淨、家具不得破壞。他不想讓國民黨部隊以為共產黨是落荒而逃。 他撤往陝北，整個夏天、秋天和冬天，帶著他那些疲憊不堪的部隊在山路流竄。一九四七年三月底，共軍部隊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已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從蘇聯回到延安，也跟著他和江青嘗盡撤退的苦頭。 這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二十三歲青年，有著和善、憂鬱的眼神，的確歷經坎坷。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從國際兒童院畢業，在國際主義衝動的影響下，他上書史達林請求派到前線和納粹作戰：「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蘇聯人民報仇。」一九四四年八月他被派去研習軍事科學，然後，「瑟吉．永福少尉」被派到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當見習官。他只服役四個月，不過已經足夠嘗點滋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被調回莫斯科，這次送到東方學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他一再申請被派到中國。最後，他在一九四五年底獲得批准。毛岸英回國前夕，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召見他，送給他一把鑴上名字的左輪手槍。毛岸英帶著左輪槍飛回延安，從此以後和它形影相隨。 他和父親的關係相當複雜。毛岸英幾乎對毛澤東毫無記憶，覺得賀媽媽很可憐，也一直提防著江青；而江青也經常向毛澤東抱怨他。我們從蘇聯情報官員的報告讀到「父子倆很快就為理論問題意見不合」。報告說： 毛澤東認為他兒子是「教條主義者」，只知理論，根本不清楚中國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毛澤東認為他兒子在蘇聯被慣壞了，也表示不滿意他受到的教育。為了「教他瞭解（中國的）生活」，一九四六年四月，毛岸英被派到農村替一個富農吳滿有做勞力工。毛岸英做了約三個月的粗活。 這時候他父親才滿意。毛澤東說：「每個人這輩子都應該吃點苦頭。」他又說：「以前你吃麵包、喝牛奶，現在回到中國，你應該吃陝北的麥粥，這對身體健康很好。」 然後他把兒子派到中央宣傳部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毛岸英跟著其他中央工作人員離開延安，追隨毛澤東進入陝北山區。不久，毛澤東的其他子女—毛岸青和嬌嬌—也跟著賀子珍從蘇聯回到中國。他們先到哈爾濱，受到地方中共官員的照料。孩子們以俄語吱吱喳喳講話（他們幾乎不會說中國話），但是賀子珍的狀況極差。在蘇聯的最後兩年，備嘗創傷。一九四五年，嬌嬌突然患了急病。她經診斷，得了肺炎，性命垂危。驚慌的賀子珍抱著她出院，生怕又失去最後一個子女。女兒熬了過來，但賀子珍已瀕臨發瘋邊緣。她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女兒復元後，賀子珍住進伊萬諾沃市西南方約三十公里的辛諾佛村（Zinovo）的精神病院。一直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經過來到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及妻子的多次申請，賀子珍才得以出院，交給他們照料。這時候，她才能夠再次見到女兒。嬌嬌本人（即李敏）回憶起母女重逢那一幕：「我被帶到一處像是旅館的地方。進到房間，我見到一個中年婦人。我差點嚇昏過去！這不是媽媽嗎？蒼白、瘦弱、衰老！即使是笑容也很孱弱，而且兩眼無神。」兩個月後，在王稼祥夫婦護送下，賀子珍和李敏母女倆踏上回鄉之旅。抵達哈爾濱時，賀子珍哭了。她說：「我終於擺脫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擺脫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 同一時期，即一九四七年夏天，毛澤東執行了一項漂亮的計劃：他派出一部分部隊潛往蔣介石後方、在華中平原大別山區建立一個新的軍事基地。這項布局意在迫使蔣介石從西北和東北前線抽調部分兵力，以保衛華中平原的重要都巿，如武漢、九江、南昌、上海和首都南京。這一來即可瓦解蔣委員長的戰略計劃。這項行動啟動了內戰的新階段—中共部隊開始反攻。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共軍收復延安。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國民黨部隊已萎縮至三百六十五萬人，而中共的解放軍兵力上升至兩百八十萬人。 一九四八年春天，渡過黃河之後，毛澤東及其部隊進入山西省，繼續以急行軍搶進河北西部。由劉少奇和朱德領導的中央工作委員會自從一九四七年春天即已進駐當地。劉、朱住在西柏坡村，是位於北京西南方五百六十公里相當不易進入的太行山區一處小村落。一九四八年五月底，毛澤東的部隊抵達西柏坡，此後直到國共內戰即將結束前，它都是共產中國的新首都。 在西柏坡，毛澤東和江青住在一棟舒適的一層樓房子，內院鋪了石板。家具不多，但毛澤東滿意這種幾近家徒四壁的環境。他大部分時間待在書房裡，坐在大辦公桌邊辦公。他接見同志、與朱德籌劃軍事行動、起草文書。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這裡和長子又爆發衝突，這件事對父子關係留下長久陰影。有話直說、相當天真的毛岸英，在氣急敗壞下指控他父親製造「領袖崇拜」，甚至稱他是「假領袖」。他在黨的圈子內已經意識到這股氣氛。若不是江青和周恩來批評毛岸英，要求他寫下悔過書，這件事還不知會鬧得多大。 相當痛苦地，這位反個人崇拜的戰士向勝利者投降。他承認，「我的行為……已傷害父親的權威。」他說明他會如此「自負」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蘇聯受到尊寵待遇，他被「當作『小領袖』對待……他享受舒適的物質條件，生活中沒經歷任何困難」。毛澤東、周恩來和江青衡酌案情後，通過決議：「在﹝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管束下，在中央機關中運用毛﹝岸﹞英擔任低階技術工作」。它規定，他的「生活條件不應與這個階級的其他人員有任何不同」。毛澤東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都不肯見他的兒子。毛岸英未獲允准，也不能到他父親的住處探望。 家庭糾紛當然沒使主席分神不顧他和蔣介石的奪權鬥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和黨其他領導人，在西柏坡策劃擊潰蔣介石部隊的策略，儘管國民黨部隊人數佔優勢、美國支持南京政府，以及解放軍的技術和武器都不如人，但從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五個月期間，共產黨仍發動了三大戰略作戰。第一在東北、第二在華中、第三在北平、天津地區。超過五十萬以上的敵軍官兵遭殲滅，包括北平在內許多大城被共軍佔領。一、兩年前，很少人會相信這可能辦得到。當時，毛澤東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薏絲．史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訪問，說了一句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卻只招來微笑。他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可以被當作是雄辯的花俏辭令。縱使如此，解放軍打贏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軍與負責守衛北平的國軍將領傅作義達成協議後，兵不血刃進入北平。南京於四月二十三日淪陷，上海於五月二十七日失守，廣州亦於六月二日易手。國民黨政府先遷廣州，再到重慶、成都，最後在十二月初播遷到台灣。蘇聯政府投資在中國革命上的數千萬美元，現在有了成果。中國大陸現在淪入共產黨獨裁者控制。 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原因在哪裡？解放軍為何能夠突破成功？首要之因是毛澤東部隊在衝突初期階段積極運用傳統的游擊作戰方式。頭幾個月先撤退，共產黨試圖讓敵軍疲於奔命，他們的目的是「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滅之」。毛澤東稱此為「蘑菇戰術」。一九四七年夏天起，解放軍部隊開始攻擊敵軍陣地。 其次，國民黨部隊瓦解，其將領和軍官卻無力改善情勢。國軍士兵作戰精神渙散，而「中國共產黨卻從熱切變成狂熱」。蔣介石的部隊顯示完全沒有作戰能力。所有的部隊都鬧貪瀆和地方派系。軍閥遺跡仍牢不可撼。司令官不願讓他們的部隊涉險作戰，把它們當作本身政治勢力的根源，以及致富之所恃。 第三，政府沒有能力激勵經濟發展也十分明顯。一九四六年全國陷入通貨膨脹風暴。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銀圓價值跌到只剩三十分之一。一九四七年，每個月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六。危機持續惡化。有位目擊者報導：「通貨膨脹製造極大的財政不安定……通貨膨脹嚴重到一堆錢上午可買三個雞蛋，到了下午只能買一個雞蛋。老百姓必須用推車帶著錢。米價高到平常奉公守法、做夢也不會偷竊的人，卻闖進米店為所欲為、任意搶劫。」 罷工的次數攀升。一九四六年，上海一地就發生一千七百一十六次罷工。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政府被迫在各大城市實施配給，並且為了增加穀糧儲備，實施以低價強制收購穀糧的做法。這個做法使國民黨天生的盟友——富農——大為疏離。廣大的民眾愈來愈不滿蔣介石的內政政策。 中共利用這個情勢，號召各大政治勢力向它靠攏。它能崛起奪權不是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史達林主義的旗幟為號召，而是以新民主主義的口號為號召，這一點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 第四，蘇聯的立場也很重要。儘管史達林起先對國共內戰採取審慎立場，他似乎並不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有些歷史學者錯誤地這麼認為。其實，他起先還在談中國是否可能沿長江「隔江而治」分為兩塊——長江以北歸中共，長江以南歸國民黨。然而，儘管蔣介石政府多次請求，他拒絕在交戰雙方之間進行調停。雖然他一再下達斷然指令給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要求它別介入衝突，他也沒有意願要拯救國民黨。沒錯，南京淪陷之前，他命令蘇聯駐華大使羅申（Nikolai Roshchin）跟隨蔣介石到廣州，這時候的美國和英國駐華大使卻留在南京。不過，以史達林自己的話說，他這麼做是為了「取得情報，他﹝羅申﹞才能定期告訴我們﹝史達林﹞長江以南的情勢，以及國民黨高層及其美國主子的動態」。史達林秘密告訴毛澤東這件事。早在一九四八年初，也就是毛澤東抵達西柏坡之前，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和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就承認蘇方錯了，中共對國共內戰前景的評估才正確。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到莫斯科非正式拜訪他時，他也這樣告訴劉少奇。他問劉少奇：「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的電報有沒有妨礙你們的解放戰爭呀？」劉少奇當然回答說沒有，但是史達林感覺到劉少奇這麼說是為了討好他、不讓他對早先的審慎政策有愧疚；他又說：「現在我已經老啦！我現在關心的是，我過世之後，這些同志（他指指克里蒙特．伏洛希羅夫﹝Klimeat Voroshilov﹞元帥、莫洛托夫等人）會害怕帝國主義。」 史達林並不想介入國共內戰，但是他在武器及顧問意見上大力幫忙中共。他在這段期間與毛澤東有特別頻繁的通信。為了保持機密，史達林在密電上署名他的俄國化名菲力波夫（Filippov）或中國化名馮西，然後透過他的代表轉交給毛澤東。他的代表之一是阿洛夫醫生，另一位是一九四九年一月抵達西柏坡的伊凡．柯瓦列夫（Ivan Kovalev）將軍—曾任蘇聯交通部長。史達林既擔心美國有可能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一面又不斷希望能欺騙西方世界。整個國共內戰期間，他比毛澤東還更努力企圖證明中國共產黨和布爾什維克黨有相當距離。一九四七年底起，毛澤東不時表示希望拜訪史達林，但是直到中國境內軍事作戰基本上已經終止，史達林都不肯見他。他不希望讓西方國家及蔣介石有理由指摘毛澤東是「蘇聯代理人」。 一九四六至四九年中國內戰期間，史達林不斷冷卻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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