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後指南 圖/可樂王
我這一代經歷了時代的幾次突變。
在七十年代末之前，個人渴望的精神生活，彷彿只被禁書操縱著。學校教育在個人精神中的比重，比任何成人估計的都要低，但它占據了個人最多的時間。在那個精神荒涼得可怕的年代，讓人亢奮的當然是禁書。經過我們內心的重建，「禁書」一詞已脫離邪惡、少數的貶義，由於被禁的書占了書籍中的大多數，它們迅即成了我們嚮往的一切，它對我們的持久誘惑，大概只有「遠方」這個詞可以與之匹敵。
有兩件事可以說明，「禁書」對學校教育產生的巨大離心力。「禁書」最先誘惑的當然是所謂的差生。上小學時，一個能輕易打倒同齡人的校內混混，有天邀請我去他學藝的朋友那裡，觀賞一本遭禁的女體畫冊。記得我們就像原始人一樣，易於混淆圖畫和實物，對書中的人體圖畫，產生了臨近真實人體的生理和心理反應。他那位朋友極富耐心，任憑我們對那本書翻來覆去看了一小時。混混當場問我感覺如何，我略顯尷尬地嚥著口水，不知該如何駕馭內心受到的衝擊，末了只顫巍巍說出兩個字：太美！回家的路上，我和他都沒有說話，只聽得見沙沙沙的腳步聲。這個向來靠說話顯示威力的混混，顯然也被那些圖畫震住了。臨到分手時，他一反常態，破天荒第一次認同我的看法，「是的，你說得對，太美了！」他很少這麼莊重地說過話。那晚成了我和他「發現」肉體的祕密節日。
當然，要獲得對肉體更敏銳和深入的認識，效果最好的莫過文字。上了初中，這樣的機會從天而降。記得那是寒假快結束時，我住在鄉下親戚家，長我一輩但只大我幾歲的表叔，一天夜裡突然闖進屋裡，塞給我一本筆記，說話的樣子就像一個逃犯，異常緊張和神祕，「你今晚要把它看完，天亮前必須還給我！」我打開筆記本，心差點從口裡跳出來，這便是當時大名鼎鼎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它對肉慾大膽的描繪，導致它一直在地下流行，任何兇狠的查禁都無濟於事。它也導致多年後，我對亨利·米勒和勞倫斯百般書寫的性題材，始終提不起興趣。禁書以過分強調的人性和叛逆，幫我這一代覆蓋了早年的虛無，更使我們意識到，在斗室的咫尺之內，竟有那麼多可以激盪想像的天涯。這樣我們的精神傾向禁書，就勢所必然，學校教育樹立的樣板，因其人性過於乾巴，如同枯葉，難以被幼小的心靈珍藏。我居住的黃州小鎮，還有個可取之處，它有一座造紙廠，紙漿車間堆著大量等待銷毀的禁書，一些禁書當然被人偷偷帶出廠門，輾轉流落到學生手中。在老師眼裡，教室已偷偷降格為禁書的「交易市場」，學生以禁書換禁書，來維持已被刺激起來的蓬勃好奇心。這樣的飢餓式閱讀經歷，導致了我這一代的早慧早熟，如今當然無法複製。上大學前，我們基本擺脫了對言情、武俠、偵探、科幻、色情、恐怖等類型小說的依賴和迷戀，為即將到來的更高閱讀要求，做好了智力準備。
我這一代的高考，更像一場萬人過獨木橋的殘酷選拔賽。我高考那年，只有百分之二點六的錄取率，篩選之苛刻超過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據說巴黎高師一直以百分之九的錄取率，保持著世界紀錄。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瘋狂讀書成了我這一代大學生的日常主項，為什麼這一代的留學生會成為外國大學中的勤奮楷模。
我讀的是理工科，記得班上成績最差的一個同學，依然可以在同學面前高談闊論，因為他不放過任何與戰爭、圍棋有關的書，成了班上的戰爭論和圍棋權威。畢業時，因為他的帶動，班上每個同學都學會了圍棋，都熟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了解邱吉爾因為二戰史著作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同學之間的相互帶動，造成的功效相當於在學校的專業課之外，以攀比、辯論、借閱、泡圖書館的方式，修完了眾多通識課，內容駁雜到嚇人的程度。
班上足有一打人在寫小說和詩歌，也有一打人在做各種研究。我花費一個暑假，不幸重複了高斯的工作。事情起因於數學教授在課堂講授的一個冗長級數，他說尚不知它是否收斂。當我在黃州小鎮花費兩個月，證明它收斂於兩個常數，返校時全班沸騰了，大家衝進校圖書館查閱資料，希望這是獨家發現，直到他們尋到一本專著，發現高斯兩百多年前已得到此結果，方法不同而已。我顯然成了資料匱乏的犧牲品，但同學們不認為我的研究無足輕重，他們把它視作班上的智力頂點。這件事令我意識到，人的智力到底被什麼囚禁著？當然是視野的逼仄！懲罰會來自你臆想自己已身處前沿，這導致我後來把閱讀和開拓眼界當作一生的事，生怕再有閃失。
數日的沮喪和驚愕之後，我放棄了一些理科野心。意識到專業訓練不只提供學識和技巧，它更讓你懂得前沿在哪裡。比如，我放棄了對微分方程、中子星、非平衡態熱力學的研究。我這一代從來不缺最高智力，但當時逼仄的視野，常令我們的智力失靈和變節。直到有一天，我把自己塞進了與精確背道而馳的領域——文學。乍看這次變節十分輕率，我向來是理科高材生，語文永遠是最差的科目，我在父母眼裡的形象，頓時與精神失常無異。
說來也怪，他們不認為我過於縝密的腦子適合搞文學，但我有著難以遏制的信心。信心從何而來？當然來自在閱讀中的發現。變節前，我已有十幾年的文科閱讀經驗，完成了從凡爾納到博爾赫斯、從柏拉圖到羅素的健全閱讀，與課堂文科教育有天壤之別。我從太多名著中讀出的是自由，彰顯寫作個性、鼓動越軌的自由，它們使我看輕作文課上的各種「要求」，當然也找到了我冷遇語文課的深層原因。
當時大學校園正流行沙特哲學，我感到存在主義哲學就是為我這一代量身訂做的，帶給我們行動的嶄新理由。當我們走過「漫長」的童年和少年，發現早年的叛逆，原來是想成為某種人的本能選擇。沙特提示人生不過是一串選擇，他使我的自信提高到空前水準。如果人與人的不同，是因為選擇的不同，那麼我看似反常的選擇，必然會使我成為不同凡俗者。存在主義哲學被我這一代追逐，還因為它鼓勵了對自由的渴望，它把自由鑲嵌到人性深處，認為那就是人之成為人的屬性。它解釋了我們小時對社會規定的假裝遵守，和私下的肆意嘲諷。
七十年代的許多社會規定，是可以殺人的。我曾目睹一個課外思想小組，被定罪為「反革命」，成員遭到槍決。記得那天晚上，驚懼之餘，我偷偷為他們流了眼淚。為了殺一儆百，學校常舉辦公審大會。有一對同性戀者，被定罪為「雞姦犯」，曾拉到我所在的中學遊街。一開始，我不明其意，和同學一起向他倆投擲小石子。直到有同學向我解釋，這一對其實是戀人，我頓時罷手，內心湧出一絲慚愧。當時社會定義的那些「壞事」，恰恰由於飽含人性和自由，漸漸在我內心得到深深回響。當然，與主流的是非觀完全拉開距離，令其在知識人群中顯得不合時宜，還是到了上大學的時候。
鄧麗君的歌之所以首先在大陸大學流行，是因為她代表了異類的聲音（當時大陸只有輕音樂），大學生們用她來抗拒那些「字正腔圓」的正統音樂。用來抗拒的音樂，還有約翰．丹佛代表的美國鄉村音樂等。記得班主任每晚來宿舍的例行檢查，被同學們弄成了一場娛樂。他奉命禁止學生聽鄧麗君、美國之音等。他一來，「哨兵」就會發出信號，宿舍頓時「鼾聲」如雷，他當然知道這是假睡，但無可奈何，一旦他灰溜溜地離去，宿舍又響起了鄧麗君的歌，和美國之音的播音聲。這種悲喜交加的歷程，使我這一代向來蔑視權威，哪怕陷入困境，也不向權威求助。我們內心唯一能接受的「權威」或「英雄」，是先我們一步「揭竿而起」的「兄長們」。這就是詩人韓東描述過的那種衝動，即我們不敬父輩只敬兄長，是一窩狼崽子。這種態度令我這一代不會被文化「嚇傻」，甩掉了諸多包袱，輕裝直面人類殫精力竭的終極問題，逮住了一些創造的靈感和時機。
唯一弔詭的是，一旦獲得成功，他們又對理論、歷史、傳統等開始持敬畏心。有人因辨出過去反叛的局限，開始謙遜地背起古代中國；有人因宣諭的需要，開始自創理論來指導青年。當然，一些理論不乏荒誕或老生常談，比如，阿里巴巴老總馬雲的「懶人論」等等。總之，六十年代人固然神奇，但他們的創造基因，來自青春時的叛逆和大膽選擇。沙特不過幫助他們了然這些選擇，會讓他們成為何種人，達成何種成就，又擺脫不了何種局限。比如，單論懂技術，他們不如後來者，但若論深諳人性，後來者則難以望其項背，這大概是他們可以駕馭更大事業的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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