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時候要繳交的家庭經濟情況有五個選擇：富裕、小康、普通、清寒、貧窮。我一開始勾了「普通」。母親看了一眼，要我擦掉重寫，說一定要勾小康。我抵抗了一陣，但以往總是會採納我意見的母親，對此事異常堅持，彷彿碰觸到了她的某種底線。「一定要勾小康。」她說。
那時候的我，即使尚無法精確衡量自己家庭在全體社會當中的富裕程度，也能從切身發生的一二事察覺端倪——我和弟直到上大學之前，都沒有自己的房間；家中地板沒有錢鋪瓷磚；我的零用錢是「半年」十塊錢。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幫我和弟各買了一個防塵□枕頭，單價一千八，父親知道後徹底暴怒，痛斥母親奢侈浪費。他咆哮的聲音兩條街外都聽得到。兩人為此大吵一架，父親摔門而去。我和弟躲在房間哭。哪一個小康家庭會為了一千八的枕頭鬧這一齣？
當然，我們家絕算不上是窮：父母皆是基層公務員，收入穩定。從小到大我和弟沒有煩惱過生活費。但若要說有餘裕，恐怕也是幻想大於現實。
「一定要勾小康。」母親言猶在耳。
那之中的心眼，後來的我逐漸理解了。
彼時，母親開創了全家一起去西餐廳的儀式。那是一間氣派寬敞、有著現場鋼琴演奏的老式餐館。從玻璃窗望進去，整間店往往沒幾桌客人。晚餐尖峰時段，連三分之一都坐不滿。點菜時，母親不疾不徐喚來經理。她把餐廳裡裡外外都稱讚了一遍，從水晶吊燈到鋼琴到一塵不染的廁所化妝鏡。經理含笑應答。母親接著慢動作環顧四周空蕩蕩的座席，感慨地說，這麼好的餐廳，可不要倒掉才好呀。她低眉，抬頭，終於切入正題：
「我要點主廚今日特餐。兩個小朋友食量小，點主菜怕吃不完，能不能多送我們兩份濃湯和麵包？」
經理答應了。他不僅送了我和弟一人一份濃湯和麵包，還有沙拉、甜點和飲料。基本上除了主菜以外的整整兩套，全部免費。
後來，我們家一再光顧。每次來，都必然要找經理點餐，眨眼努嘴，哼哼哈哈之間，一次又一次地成交。過了八點，店裡燈光調暗，桌邊點上蠟燭，鋼琴師雙手撫上琴鍵。一時之間，燈火搖曳，觥籌交錯——在這間寥寥無人的餐廳裡，我們家好似真真正正地小康了起來。
那是母親施展的幻術，是自幼家貧的她為我和弟跳的祈雨之舞，務使我們滋潤地長大。
除了物質，母親也追求精神上的小康。她熱衷於教育，常常帶我和弟去書店，在冷氣充足的店內坐一整天。我們家附近有金石堂、新學友和誠品。走出店門時，母親會用吃到飽自助餐的賺賠邏輯結算今日戰績：「你看了兩本，弟看了三本，我看了兩本，我們一共賺了一千四百元。」
母親的原生家庭稱得上清寒。她身為么女，小時候曾送給別人寄養，只能在餐桌上撿拾鹹菜脯配飯。十四歲便開始打工賺錢，在鞋廠、燈泡廠、紡織廠做工。老闆原以她年紀太小為由拒絕，她第一天就自願加班到十點證明自己肯拚肯衝。畢業時，雖然考上了五專，但外婆要她選擇可以盡快畢業賺錢的高職，從此升學讀書一事成為她最大的缺憾。因此她對於我和弟的教育安排特別懇切。然而，這種熱情卻又充滿了節制。她拒絕當後座駕駛，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把人生的方向盤交到我手裡。
考高中時，我叛逆未選擇第一志願。父親暴跳，她全力支持。大學申請入學，我只填台大資工系一個志願。她說你決定就好。三十幾歲，我辭去工程師工作，全職寫作。她說早就該這麼做了。
國高中時，她偷看了我的日記，得知我性向的事情，但不說破，我們之間就一直普普通通地過著日常生活。直到我上大學，某日她不小心說溜嘴，我們才以一種與常人母子相反的方式，出櫃。那說溜嘴的當下氣氛也是很平常的，像是講了一句錯話，然後就「啊」地一聲，我們對看一眼，瞬間就把資訊交換完畢了。零 Drama，零「你只是被朋友帶壞」，零「不能結婚生小孩怎麼辦」。啪地一聲彈指，世界如常，彷彿一切本該如此。
小康關乎餘裕的有無。物質上我們闕如；但精神上，她能為無米之炊，克己復禮，無憂無懼，憑空鍛造出一個現代化的知識家庭。
開始工作了以後，某次我們規畫一趟日本旅遊，找飯店時，母親看中富山一家溫泉旅館。全室露天風呂，櫻花樹在河對岸錦繡般綻放，一切都很好，就是價格不美麗。看到她猶豫，我說，就訂下去吧，這一趟旅行，我請客。
在旅館房間水氣氤氳的陽台，她說起十幾歲在紡織廠打工，親眼看到身旁同事的長髮被機器捲進去，她頂著害怕，為了錢咬牙做完一整天工作的心情。語氣恍惚，彷彿又回到了貧乏的少女時代。
「幸好一切都過去了。」
入湯半晌，灼白的水潤了她的肩頸。她感嘆地笑，眼角的紋路更深了，彷彿逝去的時光都鑿進她的臉龐。從年輕到老，母親經歷了這個小康之家從虛構到實構的漫長過程。幸好，她老也不老，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可以一起度過真正的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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