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為文學在台北找個家 3之2】詹宏志/台北文學館的若干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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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為文學在台北找個家 3之2】詹宏志/台北文學館的若干想像
【寫作者言】龍應台/烽火於途 ——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裝珍藏版(時報文化出版)
【閱讀•詩選】向陽/一樹繁花照眼明——《年度詩選》出版40周年有感

  今日文選

【為文學在台北找個家 3之2】詹宏志/台北文學館的若干想像
詹宏志/聯合報
2020年台北文學季走讀活動,攝於北投溫泉博物館。(圖/文訊•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提供)

成立一個「台北文學館」遠比成立一個「南投文學館」(南投是我成長的家鄉)來得困難,我猜想,她甚至比成立一個「台灣文學館」(已經建立多年)還更困難。困難的原因不是物質上的,而是概念本身。「台灣文學館」的概念是全括式的,典藏與研究可以是兼容並蓄,我們幾乎可以說「anything goes」(什麼都可以);「南投文學館」則有一個安定明確的地點,只要包容作者的出身或停留,加上歷史事件與作品中描寫的地理對象,她大概就能擁有一個自足飽滿的概念範圍。但,「台北文學館」卻兩者都不充分。

多年前,我有機會蜻蜓點水般地參與了《台灣大百科》的編輯工作,我與一些工作夥伴(包括出版家王榮文與總召集人曾志朗)連袂前往北美洲拜訪《加拿大百科全書》、《芝加哥百科全書》以及《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輯部,向他們取經編輯百科全書的工作經驗。同樣的,全括式的《大英百科全書》編輯概念最為簡單,因為她「無所不包」,她繼承了啟蒙運動的傳統,目標是對「當下人類知識」進行一個總盤點與總占有,當然今日的百科全書已經從啟蒙運動轉職下修為一種參考工具書,但「all the articles that's fit to print」仍然可以是一個準則或口號。但作為一種「部分知識」的百科全書就不同了,她們最大的困難其實是「界定範圍」,什麼是「加拿大關聯」的詞條?什麼是「芝加哥」的概念?我記得在與《加拿大百科全書》的編輯們討論的時候,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台灣最家喻戶曉的外國人之一「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就是加拿大人,但在加拿大幾乎沒有人聽過他的事蹟,因為他的事蹟都在台灣,27歲來到台灣,57歲死在台灣,三十年的歲月盡瘁於斯。《台灣大百科》絕對不可能漏掉這個重要的條目,但《加拿大百科全書》卻要小心翼翼蒐集資料,才能免於遺漏這麼一位重要的加拿大人。

馬偕的例子也還是循著「出身」與「滯留」兩個面向就可以確立詞條的價值,但台灣的特殊歷史過程有時候連這樣的判斷依據都覺得困窘,譬如說《台灣大百科》要怎麼樣面對「張愛玲」這樣的條目?我不能想像沒有張愛玲的台灣現代文學史,她恐怕是台灣近六十年文學創作最大的一個影響來源,而她六○年代以後的文學創作也主要由台灣的皇冠出版社出版,她對華文世界的長遠影響力也是從台灣散發出去,但她既不是台灣出身,也沒有顯著時期的滯留(只有一場短暫的「旅遊」)……

不管我們想像的「台北文學館」最後要長什麼樣子,真正「出身」台北的文學家恐怕不多,因為大部分的台北人都不是「台北人」,如果他們是「本省人」,他們多是北漂而來,就學或者工作,有的從嘉義,有的從屏東,他們可能已經在台北住了大半輩子,說起話來卻還是:「我們台南人齁……」如果他們是「外省人」,他們可能是漂海落難而來,並不知道自己終將回不了家,就連白先勇名叫《臺北人》的小說裡,也可是一個真正的「台北人」都沒有,只因無處覓鄉關,不得不淪陷在一個叫台北的泥沼裡。

台北在百年之間,因著多重的殖民、移民與難民,變成了各種漂流者的匯集之地,這裡也是他們的陌生地、發跡地、傷心地與沉澱之地;交會與機遇,正是台北在文學地理上的重大特徵。如果容許我題外多加一句,我也會說,香港也是這麼樣的命運的一個地方。

如果台北能夠有一個文學館,我會希望她不是一種「鄉土式」的台北,我會期待並想像她要有能力捕捉這種「流離與撞擊」之感。台北的扎實感可以建立在各種「臨時」之上,譬如她曾是某一個政府的臨時首都,這既有荒謬感卻也有她的獨特感。她曾是很多人的「暫時之地」,不管他是從台東還是山東來,然後這個暫時不斷延長,直到他警覺自己已是「台北人」了。台北人有時是不得已或不經意的,但卻是真實而有溫度的。

台北也是各式各樣的「曾經之地」,意思是說在這個島上活動的各種文學人,不管他們身在何方,他們也經常會有與台北遭逢的機會,前面所舉的張愛玲固然是一個例子,我自己讀到各種台灣文學家的自述裡,他們的最初作品發表與出現在眾人面前,也有不少與台北遭逢的故事,可能是一位慧眼識人的文學編輯,或者是幾位相互打氣的文壇朋友,他們相逢與互動共同譜成了人文薈萃的台北。這樣的例子在其他國家也不少見,譬如當我們講到文學的巴黎,講到了美國人海明威、英國人歐威爾,或者是愛爾蘭人喬埃思,一點也沒有離題的意思,這是巴黎的豐盛美好的原因。

台北當然得天獨厚,作為文學生產鏈的一環,大部分的報紙副刊與文學出版都在這裡,台北有機會留下最多台灣文學原始資料與文學家的各種足跡,也許我不需要擔憂文學館的原稿、手跡、圖片等的館藏來源,但我希望可以期許文學館能通過各種高度包容性的策展與解說,捕捉台北在文學上曾經有過的流離感、撞擊感與匯集感,捕捉台北在各個時期的「當下感」,因為那是台灣文學一路走來最重要的痕跡。

(本文與七月號《文訊雜誌》同步發表)


【寫作者言】龍應台/烽火於途 ——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裝珍藏版(時報文化出版)
龍應台/聯合報

每個周末跟住在維也納的飛力普視訊,總是話些家常,譬如「雪融了嗎」,「槐花開了沒」或是「昨天快篩怎麼樣」。二月中那個尋常周末,他猛然上來第一句話卻是:

「開戰了。」

「沒有啊,」我說,「新聞沒報啊。」

「你等著看,」他說,「維也納是歐洲『前線』,我們的感覺不會錯。」

四天以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三月初,我在荒誕的情境裡搭上飛機。台北直飛維也納已經一年多沒有航班,只能飛伊斯坦堡轉機。兩年半不見的桃園機場空蕩如鬼片場景,伊斯坦堡機場卻又人聲鼎沸。到了維也納機場,一切如常。確診數字仍舊非常高,但是人們決定正常生活,疫情早就不再是話題。

重重壓在人們心頭的,是一種不敢置信的駭異,駭異以為絕對不可能再發生的事情,竟然活生生在眼前出現。

我們先到超市去買物資。民間組織在網上列出烏克蘭人在戰火中所需要的生活物資項目,我們挑選了嬰兒尿布和罐頭食品,加上緊急醫用譬如紗布、繃帶、碘酒、刀傷灼傷藥膏。

抱著大包小包到達火車站外面的定點,放下東西,看見一個女人從很遠的地方奔過來,兩手抓著一個大鍋的雙耳,鍋顯然很重,顯然很熱,她小跑步趕向物資集中攤位。

車站裡的烏克蘭人一眼就能辨認。男人全投入戰場,已經不許離開國境;成群的老弱婦孺帶著行李,疲憊而沉默地坐在長椅上。歐盟幾十個國家對烏克蘭人開放邊境,允許他們免費搭乘火車到任何國家。那些在歐洲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還有一個陌生的地址藏在口袋裡,可以暫時投奔,但是更多的是舉目無親、四顧茫然的人,自己的家園已被炸成廢墟,攜老扶幼,上了一列火車,只知道往西,到哪個國家、往哪個城市、說什麼語言、找什麼地方過夜、做什麼來養活孩子、何年何日可以返鄉,一片深淵似的空白。

成堆的行李放在候車大廳光滑的地板上。大多是簡單的背包;一個人只有兩隻手臂,一手牽著孩子,一手扶著老人,逃難時唯一可以帶上的,也只有一個背包。背包拉鍊沒有拉上的地方,伸出半截孩子毛茸茸的玩具。孩子趴在大人的膝上,累得睡著了。大人睜著空洞的眼睛,看著這陌生車站裡人來人往,彷彿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方向。

「請問這是維也納總站嗎?」一個清脆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我很意外──我們就站在總站的月台上啊;竟然有人到了這裡還不知道這是不是維也納站?

回頭,是個紮馬尾的年輕女孩。

「是,這是維也納總站。」

「謝謝。」她快步跑開。

不一會兒,又看見她了。女孩身上背著一個背包,左手牽著看起來六十多歲的女人,右手牽著看起來九十多歲的女人,顯然是母親和祖母。那母親腳步細碎,低頭只看自己的腳,那祖母穿著厚重的及膝大衣,包著頭巾,體態臃腫,拄著拐杖,艱難移步,彷彿隨時會跌倒。

正在斟酌要不要前去協助,我們自己的列車開始滑動。

從車窗裡往外看,這女孩牽著年邁至親的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突然暗下來的通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烏克蘭文譯本原說二○二二年春天會完成,如今漫天砲火,難民輾轉溝壑;烏克蘭出版社的S和M是否平安呢?

急忙探問。

S:我們已經撤到烏克蘭西部,暫時安全,但是M住在基輔,走不掉,因為八十五歲的祖母不肯離開家鄉。

找到M。

M:祖母終於同意走了,明天出發。火車站人山人海,我們準備自己開車往西走。這幾天天天都聽見城裡的砲火聲。沒想到自己在翻譯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頭多少悲傷、殘酷、荒謬的情境,竟然變成我現在的親身經歷……

M在逃亡的半路上,手裡拿著一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拍了一張照片,傳給我。她神情肅穆,穿著冬衣,身後一地的白雪。

黃昏的維也納,教堂鐘聲響起。冬天的暮靄有一重含蓄而沉靜的、藍灰色的光澤。此起彼落的鐘聲像哀傷的祈禱。寒風獵獵,烽火中流離失所的人,在冰天雪地裡找家。

不能不想起愛因斯坦說過的:「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麼武器,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棍子和石頭。」


【閱讀•詩選】向陽/一樹繁花照眼明——《年度詩選》出版40周年有感
向陽/聯合報
民國九十二年度的《年度詩選》由二魚出版社接棒出版,改為公元紀年。(圖/二魚出版社提供)

1982年10月,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邀請詩人張默編選《年度詩選》,並成立包括向明、蕭蕭、李瑞騰、張漢良和我在內的編輯委員會;次年張默主編的《七十一年詩選》推出,紹啟了迄今長達四十年的《年度詩選》既周折而又延續不斷的旅程。

四十年,漫漫長路。四十年來,《年度詩選》從前十年爾雅版(1983-1992)的始奠宏基,其間有前衛版(1983-1986)的加入競爭,後有現代詩刊版(1993-1998)、創世紀詩刊版(1999-2000)、台灣詩學季刊版(2001-2003)的接棒以繼,到如今二魚版(2004-)之持續經營,《年度詩選》一脈相承,從未間斷,不僅是台灣現代詩壇的年度盛事,同時也是百年台灣新詩史重要標竿,留存了四十年來眾多台灣詩人的佳篇宏構,勾勒了四十年來台灣新詩繁複多變而又清晰可辨的風貌。

四十年間,我曾先後受邀參與爾雅版(1983-1992)和二魚版(2004-2018)《年度詩選》編委,為《年度詩選》服務二十五年,初參與爾雅版時我二十八歲,結束二魚版編委工作時已是六三之齡,從青絲到白髮,一路與詩為伍,為詩作嫁,雖然辛苦,卻也備感幸福。特別是參與二魚版編委會期間,能與同樣先後且長期參與《年度詩選》編選工作的蕭蕭(爾雅版、現代詩刊版、臺灣詩學季刊版)、白靈(現代詩刊版、創世紀詩刊版、臺灣詩學季刊版)、陳義芝(現代詩刊版)、焦桐(創世紀詩刊版、臺灣詩學季刊版)共事;辭卸二魚版編委後,五人又合作編選九歌版的《新世紀20年詩選》(2020)、《新世紀新世代詩選》(2022),持續為詩壇服務,更感到快慰。

年度詩選是了解台灣新詩發展、脈絡、詩風,認識台灣詩壇、詩人及詩作不可或缺的選本。編選《年度詩選》則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得花費一整年時間讀詩、選詩,往往耗掉不少體力和精神;編選時衡量作品,也常陷入左右為難、斟酌躊躇的苦境;編選完成,交給出版社付梓後,也未必能夠符合各方期待,得罪詩人更是難免──但能以棉薄之力,做牛拖犁,為台灣新詩留存佳作,推廣詩的閱讀風氣,再苦也都微不足道了。

如今二魚版《年度詩選》的編選已經改採獨立編選方式,交到新世代詩人手中,由凌性傑、孫梓評、達瑞陸續接棒編選,逐年推出,更具特色,也更能彰顯新世紀詩風;二魚文化在焦桐主事下,從2004年出版《2003台灣詩選》迄今,悠悠十八年,已超過爾雅版的十年紀錄甚多,在文學出版、紙本閱讀都相對低迷的今日,仍然持續以繼,承擔台灣詩學傳承的大業,對台灣新詩佳作的傳播、史料留存,以及新秀詩人的挖掘和鼓勵,都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繁花需要大樹乘載,祈願匯聚詩壇眾力,澆灌四十個年頭的《年度詩選》,一年又一年,為台灣詩壇綻開一樹又一樹的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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