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使命感，
那還能是什麼？
在台經營二○四六出版社已經十個月了。把九月新出的作家王璞回憶錄《故城故事》送到作者手上時，王璞向席間幾位身兼編輯的女作家說她「出書從來沒試過這麼快」，我笑笑當成讚美收下。我在香港文學館工作時，一年出八本書已是極限，這大概就是小型出版社的規模；而來到台灣，一起步就是中型出版社的一年十二本，這個量的跨度也指向層次的跨越，向我的體力與能力的限度挑戰。腦汁、視網膜、腎上腺素、多巴胺與皮質醇等等的揮霍，大概是這些構成了出版業的核心能源。
台灣的出版業較香港專業及具規模，而專業是有門檻的。繁複的行政流程築起密布的死線像邊境上的鐵絲網，篳路藍縷也要跨過去，就像二○四六現任的年輕台灣編輯莊淑婉初次竣工，把閭丘露薇小說《浮世薔薇》成品拿到手上時，情不自禁嘆息說，「喜歡見到書本人」。如果沒有這種由衷的快樂，在出版業的隆隆齒輪中是活不下去的。
當然還要有使命感。香港人比較低調，很少把使命感掛在口邊。但消耗生命而又只能勉強糊口的工作，還要一直以更高標準來鞭策自己，若非以使命感來延續，那還能是什麼呢——正在做出版的人們，你說是不是。
香港大離散時代播撒的種子
二○四六出版社的建立，乃是香港大離散時代所播撒的種子而成。起點是香港題材，姊妹出版社一八四一主打比較社科類，二○四六則偏重文藝與虛構，大概指「文學院那邊」的書。香港題材的書籍自二○一九年在台灣出版界有了比較鮮明的成績，一來是社會運動所催生的港台同命感，致令台灣本地的讀者對香港的興趣增加。而社運素來可以帶動較嚴肅的書籍閱讀潮，在苦難中連帶的是啟蒙的需求，在全世界的書店倒閉潮中，唯香港的獨立書店開得愈來愈多，社科類思想類歷史類的書需求增加，這在各出版社的業績表上應該都有反映——那數字是隱含著一些稀微的希望的。
而當二○一九年過去，在一輪港人遷台與青年在台就學的風潮中，我隱然覺得，這裡會有更多的空間給予故事與虛構。那些以個別角度去敘說的故事，以作者的風格去承托的作品，可以在新聞的客觀與數據之外，繼續疏通港台之間感知的紐帶，帶來更多複雜幽微的相互觀照，推移模糊那些人為的與政治的邊界劃分。在年初的書展講座上，春山出版的莊瑞琳提出：香港並不是台灣的外部，而是台灣的內部；因為在國際出版界的角度來看，台灣與香港本屬於同一個繁體書的巿場。實在是很有見地。
香港文學在台灣的出版素有傳統，如西西的作品由洪範出版，印刻一直有出版香港作家包括媒體人的作品（今年大作是李怡《失敗者回憶錄》），董啟章、馬家輝、鍾曉陽、謝曉虹、韓麗珠、廖偉棠等的作品也在台出版而獲佳績。因為台灣的文學獎與書獎傳統堅實，以往不少香港作家都是因得獎而獲得在台出版的機會，猶如登入殿堂。不過在二○一九後增加的在台出版港人文學作品，則增加了一些流離的性質，我的比喻是殿堂加入街頭的氣質。涉及香港的抗爭與離散之書寫，如今會在台尋找出版機會，而韓麗珠《黑日》、鍾耀華《或者時間並不站在我們這邊》之獲得書獎，更對隔岸的香港文學界造成鼓勵。到得近年沐羽《煙街》、梁莉姿《日常運動》、《樹的憂鬱》、逆彌《蓋層紀》等等的出版，更見香港青年創作者在離散與滅聲狀態下對台灣出版自由的嚮往與倚重。
公共的祕密文化
二○四六也在上述的大潮中奮力攢動，我們有自己的故事。一個新生的出版社，一邊摸索學習，搶作者自然落於下風，幸好我在香港受到不少作者信任，離散的板塊移動也會把一些作者送到我面前。二○四六的諸本書，不少是在港一時無法尋找到出版社的，明明是知名作者，寫的也是香港以前常有的題材——有機會照顧這些書我都是感到榮幸的，但一開始總會先惋然嘆息，怎麼這個都不能出。社運抗爭、文革、六四等等，本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可能只是生命日常的一部分，開明時甚至有一整個文類寫這些，政治鐘擺盪回去時又變成了「公共的祕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
小時候讀馮青的詩〈聊齋〉裡有兩句很記得，「如果乍遇便想起薄倖／故事變得好煩人」。如果提筆便想起紅線，那書寫也會變得好煩人。出版的自由保障一個地方的精神層面之穩定，一旦不存則菁英出走、魂魄流失。讀《出版島讀》中看到台灣禁書年代時不但文句要刪改，作者譯者的名字都會匿名或修改，寧不嘆息同感其悲，現在也有出書而版權頁全筆名的。而紅線的性質自然是摸不清看不透，以增加其恐懼陰影；而又通常毫無理性偏向荒謬，因為這樣方能彰顯權力。
將中港台的文學脈絡連結起來
然而依我所學，文藝應該在政治以外尋找自己獨立的生命；二○四六也不靠「禁書」作招徠，做文學書要堂堂正正地以文學的方法做，不迴避政治也不作政治的附庸。書腰書背，掛名推薦，都以文學先行。而我又極投入在台灣出版業的專業要求中，比如為書尋求序與推薦，本來不少香港作者都會低調免去，但我們興興頭頭的堅持做，作者們為幫助新生出版社也配合，像羅貴祥《夜行紀錄》找到王德威寫序和史書美推薦、周蜜蜜《亂世孤魂》找到陶傑寫序、陳冠中《又一個時代》找到董橋推薦、周漢輝《地納於心》找到鴻鴻和廖偉棠寫序、王璞《故城故事》找到鍾玲寫序等等，其中都有洋洋暖意，我說出書就當是離散時代的重聚。
而借出版將中港台的文學脈絡連結起來，更是一大樂事，我每每把書推給楊佳嫻請她推薦，然後她說「真的好看」我就樂不可支；閭丘露薇與張惠菁的上海因緣背後有很多參差的對照，借《浮世薔薇》出版而鉤出來；均是素未謀面，顧玉玲願意推薦周漢輝《地納於心》是因為基層關懷，洪愛珠願意推薦王璞《故城故事》是因為飲食門道，均出於摯誠同道。這裡無法一一列舉，我真是每一個推薦背後都心中自有一個小劇場，乍遇初見本應云胡不喜。而且，台灣名家的推薦真的會有助打進台灣巿場——這證明了台灣的文化社群的專業凝聚力仍可以穿透巿場消費機制。
「二○四六」誕生十個月，故事如何概括？我有時打趣，我們的男作者作品都偏陰柔，總是讓女性與弱勢說話；而女作者則傳達獨立的性格與思想，賢妻良母如周蜜蜜也是柔中帶剛，閭丘的小說女角總是在思考，而王璞敘事中常常掉臂獨行一意只要讀書寫作——而且她們總是去好多地方，地理跨度極大。這樣的形態，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未必是最主流，但可否做一個理想的他者？我並不覺得台灣與香港有必然的對立劃分，因為我本身就從台灣吸收過很多。因此我不但想像著台灣讀者會接受二○四六所出的書，我還想像著會有台灣作者願意傾近這種邊緣、離散、獨立而傾向連結的性格，把作品給我們出版。在隆隆的出版齒輪中，我們還是相信有想像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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