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連續有幾場領袖高峰會，先於土耳其安卡拉舉行Ｇ20會議，接著菲律賓馬尼拉召開ＡＰＥＣ經濟領袖會議，繼而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東南亞國協高峰會。這個月底又有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若在幾十年前，我們很難想像從歐洲到亞洲的國家領導人會如此密集地集會，這固然感謝交通便利之賜，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國與國間相互依存，利害與共，從安全、經濟到環境議題，無不需要定期協商，區域組織蓬勃發展。
舉辦領袖高峰會，對主辦國來說，壓力沉重，不僅負責維安，還要解決交通問題。以ＡＰＥＣ會議為例，廿一位領袖出席，去年北京與今年馬尼拉都須放假，以舒緩車流，確保各國領袖暢行無阻。這次巴黎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據說一百四十多國元首與會，當地在恐攻不安的氣氛下，安全與交通，將是艱鉅的挑戰。
舉辦高峰會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有時還招惹民怨，惟主辦國並非只有付出，獲益也不少。首先，主辦高峰會，該城市將成全球媒體的焦點，對提升國家形象與城市地位，有所幫助。有的國家為了辦一場高峰會，進行場館建設，大型會議廳與旅館應運而生。另外，主辦國通常對會議的議程設定有影響力，如懂得善用東道主角色，溝通協調各國歧見，即使小國也可以成為議場的主角。
現代高峰會動輒幾十國領袖參加，很難做實質的討論，加上時間緊湊，各國領袖在議場往往行禮如儀。今年馬尼拉的ＡＰＥＣ領袖會議，廿多位領袖參加的圓桌論壇，只有一天。上、下午一場，領袖們每場發言一次，很少超過十分鐘。 即使如此，時間往往不夠用，還要延長。
但這不意味高峰會流於形式，其具體成果則倚賴大量的幕僚作業，各國部長對會議的議程、宣言，早討論多次。儘管與會者眾，總有辦法理出重點，凝聚共識，且各國領袖還有其他重頭戲，包括場外的雙邊與多邊會談。譬如最近中共總理李克強出席東南亞國協高峰會，期間還出席中共與東協及中日韓與東協的會議，並訪問馬來西亞。所以各國參與高峰會往往有多重目的，高峰會也成各國領袖聚會的平台，彼此交流，醞釀合作，化解歧見，當然也少不了彼此角力。隨各國領袖前來的部長們，在此也合縱連橫，施展外交手腕。
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絕大多數政府間國際組織，無法參加，遭嚴重孤立。目前ＡＰＥＣ是我們少數可以參與的領袖高峰會，然只限派領袖代表出席，說明台灣外交處境，仍然艱困。縱使如此，ＡＰＥＣ平台已是台灣的重要國際發聲管道。今年蕭萬長代表，在領袖會議時，即將台灣參加ＴＰＰ第二輪談判的意願，向與會的ＴＰＰ十二個會員國表達；並利用會議期間展開雙邊與多邊會談。
全球化時代，政府間會議日趨頻繁，領袖高峰會也增多了。相對之下，台灣的國際參與不足，局限了我們的視野與判斷力；與各國領袖與部長間見面機會少，關係也不易累積。對以外貿為主的台灣，十分不利。台灣必須爭取參與更多區域與全球的經貿組織與協定，才能確保自身權益。
兩岸關係對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極為重要，中共因素不可能迴避。未來不管參加ＴＰＰ或任何經貿組織，下一任政府不僅要維持美、日良好關係，同時也要展現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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