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航空日前砲轟政府的效率太差，桃園機場第三跑道要到二○三○年才能完工，興建一條跑道竟然長達十五年，而光是土地取得及環境評估便要耗掉十年時間。對走馬燈般來去的官員來說，十五年也許沒有多大感覺，但台灣的競爭力卻隨著時間延宕一點一滴流失。桃園機場跑道建設緩慢，其實不是特例。興建長達十八年的機場捷運，迄今無法通車，成為國內外笑柄。攸關後山居民返鄉安暢的「蘇花改」計畫，則因為經過考古遺址、地質敏感帶及包商倒閉等問題，導致工程一再停擺，完工期程一延再延。而本來要在二○一七年作為世大運場館的台北大巨蛋，目前則處於停工狀態，不知何去何從。政府公共建設趕不上國家社會的發展需求，在台灣似乎已成為常態。
這種現象，如果是因為台灣公共工程建設太多、需求太大，導致人力難以消化，也就罷了。但事實是，近些年國內幾無重大新興建設，多半僅剩零星修補計畫，卻仍落得這般景象，能不令人扼腕？曾幾何時，曾以高效率、高活力創造亞洲經濟奇蹟的台灣，在民粹主義及政黨惡鬥下，正陷於「印度化」的泥沼之中，而且迄無努力自拔的跡象。
所謂「印度化」，指的是印度在發展過程中，因為立法的遲緩化、決策的本位化、和建設的無效率化，造成法令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行政效率追不上全球化的開放腳步，公共建設則落後社會的需求。印度的發展表現追不上「金磚四國」的其他國家，這正是主要原因。
印度的效率不彰，主要來自其畸形的民主政治。印度是亞洲老牌的民主國家，但在議會制度下，立法權經常凌駕行政權；而印度地域廣闊、種族歧異，國會中有多達五十多個政黨，往往難以達成異質社會的最大公約數，而導致立法及行政不時停擺。例如，光是為了討論公務人員是否有權用其他顏色的筆來批示公文，國會便足足耗掉了一年。
其次，印度是聯邦共和國，中央政府有六十八個部會，地方政府則有二十九邦、六個聯邦屬地。在部門繁多且分立的情況下，部會之間不僅橫向聯繫不足，中央與地方的縱向協調也極不易。尤其地方政府的權力相當大，中央的政策除要各部會協調，還要地方政府認可。舉例而言，要在印度取得居留簽證，需經外交部、內政部、新聞部及當地政府的層層審核，時間往往長達半年。
印度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卻極度信仰合意式民主，政府的公共建設不但要經過冗長繁縟的行政協調（包括土地取得、環境評估及租稅法規限制等），只要地方人士反對，建設即隨之停擺。一九七○年印度政府提出一項跨越孟買港口總長僅十四公里的海底隧道建設案，在地方的反對下，最後直到二○一二年才通過環境評估，迄今仍未完成。
台灣的面積僅印度的百分之一，人口僅印度的百分之二，在規模及人種複雜度上皆無法與印度相提並論。然而，台灣的發展，卻走上印度「走一步、停兩步」的軌跡，寧非令人惋惜的事？
台灣的立法效率，近幾年來，已成為國家發展之瘤。國民黨雖在國會擁有絕對多數的優勢，但王金平藉著朝野協商的黑箱作業，卻能凌駕立法院，幫助反對勢力輕易綁架整個國會，使議事無法進行。他甚至縱容學生占領議場，來累積個人政治資源。《服貿協議》與《兩岸監督條例》被擱置至今已兩年多，這和印度花了一年討論公務員該用何種顏色的筆，有何差別？
台灣在六都形成後，小小的國家等於出現六大諸侯，這些地方首長動輒挾黨意與民意和中央對抗。以桃園航空城計畫為例，原本是國家重大建設，卻因地方首長換人，對航空城計畫有不同主張，便要求重新舉辦聽證會，使計畫停擺，第三跑道的興建也因而停頓。目前桃園機場壅塞不堪，第三跑道仍然無著，柯文哲卻宣稱要在五年內將松山機場遷至桃園，豈不是癡人說夢？這與印度地方政府以政黨之私來對抗中央，又有何異？
印度總理莫迪上台後，提倡「最小化政府，創造最大化效能」，讓印度走出無效率魔咒。反觀台灣，過去常自詡要成為「東方瑞士」，要直追美日，居四小龍之先；如今，卻只能困陷「印度化」的泥沼，能不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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