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有學生聽到王大閎談論自己的建築作為時說：「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於是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作了建築嗎？」他迅即回答：「當然不後悔。」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你後悔嗎？」我一時愣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說出話語來……
明天是王大閎先生的一百歲生日，我想起來第一次見到王先生的緊張與震撼難忘。
早在七○年代我初入大學念建築，王大閎與他五○年代剛到台灣時的「建國南路自宅」，就是當時人人敬仰的建築傳奇。2004年我動念編輯一本建築人寫小說的書，忽然想到了曾經花十年時間把王爾德的小說《格雷的畫像》，改寫成台北六○年代時空背景的《杜連魁》、據說還正在寫一本經營數十年科幻小說的王大閎。我私下詢問了王大閎的長子，也是我研究所同學的王守正建築師，竟然得到王大閎同意和我見面的回覆。
我在忠孝東路小巷子餐廳門口緊張的守望著，然後見到烈日下王大閎從巷口現身，在師母伴扶下挺直著身軀走過來，那個意象如此鮮明，到現在還牢牢映在我的腦海裡。我那時小心的問師母是怎麼過來的，師母說就是搭捷運來的啊！
想邀王大閎寫一個短篇的心願，雖然得到首肯，終究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這也開啟後續一連串與王大閎先生的互動過程，這包括策畫了「久違了，王大閎先生」的回顧展覽，以及在王大閎九十四歲生日家宴時，冒昧探詢那本有著濃厚烏托邦色彩英文科幻小說《幻城》出版的可能，後來終於在建築界前輩王秋華老師的翻譯下欣喜現世。
王大閎1917年生於北京，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部長，以及行政院長、司法院長等職務。身為獨子的王大閎，因為父親擔任海牙國際大法官的緣故，十三歲進入瑞士他稱為「畢生難忘」的栗子林中學，以及接續就讀了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尤其在後者，他與貝聿銘同時受教於包浩斯的創辦人、因避躲戰爭遷住美國的一代建築教育大家葛羅匹斯。
王大閎、貝聿銘與長年旅居德國已離世的李承寬，大概是台灣最熟悉的首批戰後華人建築師。王與貝是同窗，彼此偶有書信往返，但一個翩然於國際政商與明星建築舞台間，一個據守台灣六十餘年如一日（王大閎來台灣後，前五十年未離海島一步），人生方向與建築態度南轅北轍。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包括有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林語堂宅、濟南路虹廬、登月紀念碑計畫案、外交部等，可作為代表作品的，大約公認為國父紀念館與已被拆除的建國南路自宅。
王大閎曾說：「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而登月紀念碑則是我自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登月紀念碑七○年代時曾經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回響，當時外交部長魏道明積極推動捐贈這個高逾二十層樓的優美作品，作為美國獨立兩百年的禮物，後來因台美關係與政治環境的改變，讓計畫案胎死腹中。
無論如何，登月紀念碑還是讓我們見到王大閎對人類與科技的未來，積極也善意的某種期許態度。而國父紀念館與建國南路自宅，皆是嘗試將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性作對語的經典作品，一個回應的是大我的文化承傳與符號轉譯，一個則是面對私我的生活／生命語境作思索。
王大閎相信人的全面向可能，除了早年譯寫的《杜連魁》外，同時也繪畫、作曲及寫作，而自年輕就撰寫起、帶著些許自傳色彩的《幻城》，應該是王大閎在建築之外，私心最在意的創作作品。
《幻城》是設定在3069年的故事，九歲的迪諾王子被他統領地球的父親，送上一艘名為「梅杜沙」的太空船，開始一趟不知終點何在的探險／學習之旅。在這艘太空船裡，迪諾與他年齡相近的同伴們一起學習與生活，也有成熟的神父與學者隨行，以進行教育與對話。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優美的音樂藝術，不斷地流淌在日常的生活，幾乎像是某種對於古希臘文明裡，形而上與形而下、理性與感性，得以在日常生活裡自然交織的嚮往致意。
然而，這樣嚮往（烏托邦）與離世（太空船）的特質，隱約還是會讓我聯想起來《杜連魁》這本小說。王爾德與王大閎兩人，都曾經表達出對古希臘「全人」文明的歌頌，並對由理性主導的近世代文明，都以希臘文明對照作出感傷的哀悼或批判。然而比諸王爾德的悲觀，王大閎依舊寄予未知的明天，某種樂觀的期待，因此即令知道人造完美太空船的外面，是「冰冷的無止境黑暗時空」，迪諾王子依舊決定開始書寫他的前世回憶錄，因為他想藉此回返到那個「一度曾經擁有的無憂無慮的日子」。
當然，這小說也不免讓我們與王大閎極其特殊的成長經驗作聯想，譬如他在蘇州的童年經驗，十三歲被父親送到瑞士求學的過程，以及在建築領域登堂入室的挫折與迴旋轉身。此外也可見出他藉由文學創作，所帶出來對生命意義與本質的凝看，以及對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某種憂心。
王大閎十分推崇古希臘全人的教育觀，在談論到他就學的兩所一流大學時，他這樣寫道：「在哈佛追求學術與技能，成為生存的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方式；劍橋大學的生活，卻充滿了悠閒與優雅，除了追求學識外，更為了尋求更富廣的生活，也就是古代希臘所宣揚的全人教育。」
王大閎的生命與建築，都讓我們見到一種自制的簡單性格。1968年葛羅匹斯曾函寄王大閎一封手抄希臘詩人George Seferis的詩，這首受到王大閎珍愛的手稿詩裡，也提到了簡單的重要性：「……已到了只說非說不可話語的時候了，因為明日我們的靈魂將遠航。」
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有幸與王大閎先生數度晤面，也匆匆幾次在電話過語。王先生話語簡約，非不得已絕不發表意見，更不以己見干預別人的想法，對每個人的獨立思考都有極大的尊重。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有學生聽到王大閎談論自己的建築作為時說：「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於是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作了建築嗎？」他迅即回答：「當然不後悔。」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你後悔嗎？」我一時愣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說出話語來。
從我與王大閎來往的經驗與觀察，他從不眷戀權力與名聲，個性謙遜但具有傲骨，喜歡獨立行事不成群結黨，對於自己外在與內在的要求極高，話語的簡短更是我平生僅見，是一個誠實也認真的創作者，對於自己與作品皆嚴厲不寬容。
於我，王大閎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他更象徵了一種時代的曾經存在、與正流逝中的某種文人風骨，和在時光回望時創作者顯現的寬厚胸襟。
最重要的，王大閎讓我見到一種生命的品質，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典範。
明天，是王大閎先生的百歲生日，對照今年同為百歲、廣泛得到全球建築界各樣祝賀的貝聿銘，我不免覺得有些世道不平的感傷惋惜，不過我知道王大閎會完全淡然也不會在意的。
儘管如此，有幸作為台灣建築界的後輩，我還是要大聲對已經不太能出席公眾活動的王大閎說：
祝你生日快樂，王大閎先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