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可否分享一下當你得知簽證被取消時，你的感受為何？
張彥：當時我人在倫敦，而中國政府是透過電郵通知我的。我當下感到有些不真實，因為我並沒有被囊括在首波被驅逐的記者名單內。很多人可能都認為這些改變應該不會影響到我，因為我並不是紐約時報的正式員工，雖然他們贊助我的記者簽證。
所以當我得知簽證被取消後，我其實是很震驚的。以往我都認為如果中國政府打算將我驅逐出境的話，可能會是因為我報導的主題激怒了他們。但是因為中美兩國的爭端而被驅逐出境，對我來說是件有些荒謬的事。換句話說，我成為中美爭端的一部分，而中國政府的決定與我個人一點關系都沒有。
然而，這個結局依然使我生活完全變了樣。我的感覺就像是夾在兩個爭奪權力的巨人之間，而把我從中國驅逐只是一個附帶損害。所以這一點讓我感到有些無力。
德國之聲：您兩周前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中，分享了您如何看待美國記者遭中國政府驅逐一事。您在文中也點出美國政府過去幾年來改變了與中國交涉的方法。與十年前相比，您認為美國對中國的策略改變最大之處在哪？
張彥：我認為很難去分辨哪件事先發生，以及什麼是導致現在中美對抗的最關鍵因素。但我認為中國的政策在某些領域確實有越來越強勢的跡象。舉例來說，中國近年來在南海開始透過軍事優勢來控制他們眼中的中國領土範圍。此外，他們對於新疆與西藏的控制越來越強勢。雖然這兩個地區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但中國政府以往能在這兩個區域擴大控制的方式並不多。近年來，隨著中國政府越來越有信心，他們開始在新疆與西藏擴大控制權。
現在華府的共識已很明顯是不打算與中國交涉，但我認為美國的對中政策其實在歐巴馬時期便已逐漸轉變。美國在911事件發生後，把很大部分的外交精力花費在中東地區，而這也讓中國得以在亞洲地區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積極擴展其影響力。所以在歐巴馬時期，美國政府才會將外交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回亞洲。
我認為川普政府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他們非常「業餘」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政策有時天真，有時卻又莽撞。以朝鮮為例，川普總統當時認為他只要能與金正恩坐下來開會，他便能順利的與朝鮮建立互信關系。他在當上總統初期與習近平交涉時，也是採取類似的策略。他不斷對外宣稱「我喜歡習近平，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John Bolton) 的新書中也透露，川普在與習近平會晤時，曾經□過類似「只要你願意與我簽署貿易協議，我不在乎你在新疆或香港所做的事」。這是種非常憤世忌俗又重商主義的世界觀。他認為只要他能與任何人坐下對談，並與他們握手，他便可以讓這些原本與他立場不同的人，站在同一陣線。
同時，川普的執政團隊中，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們能主導政策走向的機會。這些人通常以非常兩極的方式在看待世界局勢，而他們應該是以非常保守的方式在重新審視美中關系。在他們眼中，中美兩國終將產生正面衝突，所以他們希望在完全失控之前控制住中國，並成功地抑制中國的勢力擴張。
在美中兩國順利簽署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後，美國政府便開始從一個非常負面的角度來看待中國。他們嘗試了各種極右派對抗中國的方式，並將所有的爭端的過錯都怪在中國身上。他們除了關閉中國駐士頓的總領事館外，還未想清楚要達成什麼目的前便逮補了幾名中國駐美軍事科學家。他們這樣的做法讓我感到有些沮喪，因為這些造成我們被中國政府驅逐的爭端，似乎並沒有真的實質上改變中美兩國的關系。現階段，他們的策略看起來都只是盲目地與中國對抗。
德國之聲：自從中美兩國爭端加劇後，已有十多名美國記者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而他們所屬的新聞機構都是相對有資源去做深度報導的新聞機構。你認為這樣的結果會如何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
張彥：最明顯的差別便是往後國際媒體將發布越來越少關於中國的深度報導。目前國際社會中有不少人在推特或是其他平台上，針對中國相關的議題發表言論或分析，但是我們從中國發布的調查性報導卻越來越少。
一旦沒了這些調查性的深度報導，國際社會在與中國交涉時，將會缺乏事實來作為依據。相反的，只會有越來越多人從紐約□華盛頓□倫敦或是柏林等大城市評論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大部分的媒體機構目前在中國只有一至兩名特派記者，而他們的報導大多是由編輯所指派的。對這些記者來說，他們有非常多的突發新聞要處理，所以他們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會花費在報導這些新聞上。
媒體機構需要有更多的記者派駐中國，才有可能有餘力去進行調查性報導。我認為，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的美國記者有許多都是具備在中國進行調查性報導的人。如果比較中美兩國在「媒體戰」當中所施行的策略，中國的策略可以說是策略性更強。雖然美國驅逐了六十名中國記者，但中國驅逐美國記者對於國際社會來說，造成的損失更大。
以關閉領事館這個事件為例，雖然美國關閉了中國駐休士頓的總領事館，但這對於中國在美國境內的營運並未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社會，所以中國可以非常容易從外部了解美國內部的情勢。但當中國下令美國關閉駐成都總領事館時，美國在中國國內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
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館不僅涉及西藏事務，成都當地也有個非常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當地許多作家都時常與成都領事館的人員交流。透過這種關系所建立的聯系是非常特殊的，也是無法取代的。然而，美國的決策等同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一點邏輯都沒有。
德國之聲：您認為被迫離開中國的外籍記者，應該如何維持他們報導中國議題的能力？
張彥：很顯然的，他們報導中國的條件將變得越來越有挑戰性。新聞機構會需要更多具備中文能力的人員，而他們必須具備優良的中文閱讀能力。此外，外籍記者必須透過更多不同管道來吸取中文資訊。
此外，他們也必須與在中國國內的人建立信任感更強的關系。從某方面來說，這些記者會變成社會學家，透過更多量化的技巧而非質化的技巧來報導中國議題。他們能夠大量運用資訊，但無法像以前一樣做很多真人訪問。
張彥是一名曾派駐中國超過20年的記者，他2001年因揭露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相關報導，獲得普立茲獎。他於2020年3月被中國政府告知取消了他的記者簽證，目前旅居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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