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
內容簡介：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中文版，關於冷戰，我們聽西方敘述太久了。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該聽聽另一個方向，關於冷戰的另一種詮釋。舊蘇聯終結者、冷戰中終結者、又或是，新世代的開創者？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眾所皆知，如果不是他的決斷，冷戰不會在一九九一年劃下句點。而若是如此，舊蘇聯勢力或者將可以留存得更久，我們所熟悉的俄羅斯，或許會是更具威攝力、更有力、仍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另一強權？
然而，是什麼讓這一個強國的國家領導者下定決心，徹底中止象徵二戰結束後勢力分布的大國對立狀態？又是什麼原因，讓他願意支持兩德統一、讓舊蘇聯與新世界接軌？歷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多有爭議，但在那樣的時代、站在蘇聯政局高點，主導整個舊蘇聯動向的他，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與西方國家和談、甚至合作，並重新修好中蘇關係，讓世界往前邁步？
事實上，除了舊蘇聯的改革開放，與冷戰結束外，二戰以來歐洲的重大變局，幾乎都與戈巴契夫有關。
不管是決策由東德撤軍，推動兩德統一；或是參與放棄以武力干涉東歐諸國內政、促進大多數的政權和平轉移；又或是在蘇聯內部進行選舉、擔任唯一一任蘇聯總統；以及修好中蘇關係、與鄧小平及趙紫陽會面；以及議定歐盟雛形，裁減武力的各項協定。
上述現代國際關係的形成，可說皆與戈巴契夫卅年前的諸多決策有關。但戈巴契夫視角的詮釋論述，卻在主流世界缺席卅年。
本書由戈巴契夫本人親自執筆，回憶結束冷戰的動機、過程，遭遇的困厄，諸多考量，以及他對當代政治人物的看法。
透過本書，我們不再需要透過下一個世代的筆觸或詮釋，而是可以透過當事人的視線與角度，重新檢視冷戰下的事件與政治人物的權謀與決策。從老羅斯福、雷根、老布希到小布希等美國總統，到柴契爾夫人、梅傑等英國首相，何內克、魏查克、柯爾等兩德總理，以及葉爾辛、普丁等蘇聯/俄羅斯領袖（或政敵）皆在內。透過本書，我們將接觸到的，不會只是後人的評論或對資料的判讀。而是從歷史中走出的見證，帶給我們未來的線索，或許也是現今世界所需要的解答。
作者介紹：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戈巴契夫，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至今。前蘇聯政治領袖、一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歷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唯一一任民選總統。在職期間推行蘇聯民主化與市場經濟，並與西方領袖諸如：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梅傑（John Major）以及法國前總理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等西方重要人物一同推動結束冷戰，且退出東歐勢力範圍，默許兩德統一；蘇聯與中共交惡長達卅年的緊張關係，亦於其任內趨緩。
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伊始，即在蘇聯內部大力推動各項開放改革政策，但蘇聯卻也於其在職的六年的九個多月中，隨改革深化而弱化，經冷戰終結而解體，十五個加盟國先後獨立，戈巴契夫無力回天黯然下野。
儘管如此，戈巴契夫為蘇聯所播下的和平種籽，在多年後仍持續在歐洲、甚至世界政局上發揮其正面影響力。卸下總統職務後，創辦戈巴契夫基金會及國際綠十字會，致力世界和平及環保工作。著有《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廿世紀的精神教訓》（與池田大作對談錄）《新俄羅斯》等書。戈巴契夫亦為現今為數不多，仍在世的冷戰時期國家級領導人。
搶先試閱：〈一定要先從美國著手〉
（摘錄）
外交政策要能執行，既不能缺乏宏觀思想，也不能不具備對於世界和地區形勢的完整認識。
要應對這個需求就必須擁有「新思維」。但是外交政策——是份一分一秒都不能間斷的細緻工作。對我個人而言，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這項日常工作始於與契爾年科國葬時與國家領導人的會晤。而這已是三年多來的第三場葬禮。但所有人還是趕來—— 美國副總統布希與國務卿舒茲連袂（我們日後確認許多從對立到合作的項目）；而我與柴契爾夫人相識於造訪英國的一九八四年，還有法國總統密特朗，西德總理柯爾……與他們討論的時間雖然匆促，但絕非流於簽署備忘錄的形式主義。
至少，我希望他們能感覺到我方在排除國際關係僵局上的態度。只是，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的領袖會晤。我告訴他們：
我打算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在此聲明，我們十分信任各位，今後不會再提出監督與指揮你們的要求。
諸位所提出的政策，由國家利益角度出發，需要對貴國人民和政黨負起全部責任。至於貴我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即將安排會晤，擬定好路線並開始採取行動。
其實，這算是直接公開宣布「布里茲涅夫主義」終結。
在我看來，與會者都能領會這有別於總書記常態性的例行聲明。儘管有人要求我們干預他國內政，我們卻一次也不曾動搖。即便是西奧賽古這樣努力為獨立自主而奮鬥的人，也立即質疑，提出「一定要捍衛社會主義」的要求。我想，大家都能明白這位羅馬尼亞領袖所指為何── 就是要求動武。
我們致力於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從而改變社會主義的形象，使「改革重組」得以發展。過去曾認為這種想法不可能被接受，也不可能被認同，因此必須改以其他辦法行事。而在這次會晤中，我們將確定在未來的日子裡，與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
此外，我們也排列好優先順序：停止軍備競賽，尤其是核武方面；與西方各國關係正常化、在合理的期間從阿富汗撤軍、尋求調解地區衝突、結束與中國的對立。我們一致認為，這些改變，一定要先從美國著手。美國是超級強權，以及西方世界的領頭羊，假使美國不點頭，任何改變東西方關係的嘗試都是徒勞無功。
一九八○年代初期，蘇聯與美國關係有兩個主要特徵：幾乎完全不存在互信；以及軍國主義在議程上佔據主導地位。而這兩個特徵在談判過程中所帶來的後果，只能勉強控制軍備競賽和談判各種武器的發展設立上限── 儘管這個上限高到不可思議。
蘇美兩國無法互信而加劇軍備競賽，軍備競賽又讓互信變得更低。想要擺脫在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兩國陷入的惡性循環簡直是難如登天。因此，在「改革重組」後，雙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以限武和裁武為首要核心議題。這些議題關乎到能否改善蘇美關係。
當時，我們希望在與美國總統的第一次峰會中，把我們主要議程上的所有問題「放到檯面上」。畢竟，兩國領袖已經六年不見了！雙方不知不覺已經累積太多問題與矛盾，有時僅僅是點小誤會，但若不當面會晤是不可能化解的。
會見雷根總統的必要性，對我和所有蘇聯領導人來說，都無庸置疑。我們也知道，雷根同樣期待這次峰會。但在美國的政權體制和其國內環境之下，有一些人千方百計阻撓蘇美峰會，甚至不惜在媒體上發布假新聞、或是恫嚇性的言詞。例如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在阻撓蘇美峰會這一點上，他簡直可以說是熱心過頭。
即便我們已經議定峰會的日期和地點—— 日內瓦—— 但反對派人士仍不打算罷手。所幸雷根總統未被他們說服或挑撥成功，光就這點來說就是一個好兆頭。
不過細節是這樣：美國人透過外交渠道轉達，他們認為沒必要在談判有結果後，特別發表聯合聲明。據他們所說，聯合聲明基本上只是種表面修辭或善意說法，談判結果終歸需要簽署具體協議。如果協議簽不成，那麼兩國領袖相約碰面，相互了解也不失為美事一樁。
我們對此並無異議。為了峰會我們認真地準備，全盤研究要提出的立場與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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