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案涉及司法管轄權，政治意味高。在五二○前北京碰觸兩岸主權神經，到底在打什麼樣的政治算盤？法務部在肯亞案前兩個動作，的確讓綠營懷疑兩岸當局之間是有些政治盤算在進行。
一月間總統大選以來，兩岸關係處於低盪。北京透過各種方式向蔡英文施展壓力，要蔡英文在「九二共識」上表態；蔡英文這邊，即使身段壓低、語氣放軟，依然不肯在「九二」議題上鬆口。
隨著五二○就職愈來愈近，北京逐漸出招，先是三月初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習近平對兩岸議題定調，做出「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定調。接著，三月底中國和甘比亞復交，到了四月中，肯亞詐騙犯引渡問題，再度在台海掀波興浪。
對岸不送事證筆錄，檢方只能放人
肯亞案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事務性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運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二、本案涉及兩岸司法管轄權問題，北京是否要藉此案進行政治警告？
內定接任新政府法務部長的邱太三，在接受本刊訪問談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時指出，問題在於「沒有一套ＳＯＰ（標準作業程序）。」他強調，要共同打擊犯罪就要雙方互相協助，相關事證要相互共通。
他舉四月十五日馬來西亞遣返的二十名詐騙嫌犯為例，中國公安單位偵辦這個案子半年以上了，對方有筆錄，但嫌犯遣返時，中方卻不願把筆錄事證交給台灣。「他們說東西都打包送回去了！」
這批嫌犯一回台灣隨即被釋放，也引發「台灣縱容詐騙犯」的批評。不過，邱太三說，在對方沒有交付任何事證的情況下，「檢察官能怎麼辦？你問他們有沒有犯罪，他們都否認，這樣檢察官可以向法官申請羈押嗎？」
至於肯亞案，邱太三批評法務部說；「這件事二○一四年就知道，也知道法院一定會有定論，難道兩岸雙方事前都沒有想到要怎麼一起處理嗎？」
不應配合落後社會採重刑
除了事證的移交，對岸的被害人可能無法到台灣，但邱太三認為這也可以考慮用視訊來解決。此外，兩岸人權保障的程度不同，例如台灣有「交互詰問」制度，中國沒有；對岸的警察只能個別作筆錄，不能要求雙方對質，有些自白也沒有律師在場。
「我們人權保障已到了這個程度，總不能對岸送過來的罪犯不適用這個程序吧？」邱太三說，這些都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有待解決的問題。「雙方應對此就要建立一個ＳＯＰ，很可惜這麼多年沒把這套建立起來。」
許多支持中國引渡詐欺犯的理由是，台灣的刑度太輕，無法有效遏止犯罪。邱太三解釋說，前幾年為了因應電信詐欺，特別把電信詐欺從五年提高到七年以下刑期。不過，「這不是單純修『詐欺罪』就可以，整個刑事政策都要考量。」
邱太三指出，詐欺罪要提高刑責，那麼同樣屬於財產犯的搶奪罪、強盜罪和竊盜罪也要跟著提高，「我們社會對於不法行為有一個基本的評價，怎樣的罪有怎樣的刑度，這項罪責提高其他也要跟著調整。」
刑度提高後，還有後續的獄政、出獄後的更生都要考慮。而提高刑責，台灣的人權評價可能會下降；犯罪人數增加，投資風險評批也會提高。「這些都是連動的，但大家沒想到修個刑度後面會衍生多少問題，連國家競爭力都被影響。」
邱太三指出，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社會經濟都慢慢往文明程度高發展，怎麼會因為對方比我們落後就要我們用重刑去應對。」
那麼要怎麼降低這類詐欺犯罪？邱太三以實際數字分析，二○○九年，台灣起訴詐欺犯兩萬四千五百多人，竊盜三萬多人，到了一四年，詐欺起訴剩下一萬人，而竊盜只下降三成左右。「詐欺大幅下降，是因為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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