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瘟疫的陰翳之下，各種祕方大量出爐：從黃連、大蒜，到「三碗家居消毒藥水煮成一碗煲滾後即可飲用」；現在竟然傳出「可少量攝取氰化物」的可怕假新聞。讕言囂囂，市面蕭蕭；貨架空空，人心惶惶。仿前輩史家陳寅恪，在1937年北京圍城中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淪城之日，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陳氏取當日親身目睹之事與史料印證，不覺汗流浹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的故智，重讀道格拉斯□史塔的《血液》。其中談到了所謂「靜脈切開術」或是「放血」的歷史──這一項毫無用處的手術，在人類醫學史上竟然持續了二千五百多年。
書裡頭說：光是1833年，法國就進口4150萬隻用以執行放血手術的水蛭。甚至晚至1920年代，美國南方某些小鎮醫生，仍會為病患放血。對於這樣古老的偏執、信仰或是不合時宜的傳統，人們總問為什麼：為什麼當時人會相信這些明顯讓病人更加虛弱、原始而「血腥」的技術有益？作者史塔的說法是：
疾病一向予人神祕可怕的印象，當醫生根本不知道如何醫治時，「放血」，會讓他們覺得稍有主控權──感覺醫者至少可以為患者做點什麼。特別是在放血之後，通常患者會暈厥，大部分人會自動退燒，這更使醫師們覺得：他們找到了一種克服疾病的方法。即使到了近代，當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放血對病人沒有好處的時候，仍有醫生為之辯解──多半是為了捍衛醫生自己的「專業形象」。
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美國國父華盛頓。他在1799年冬天的一次騎馬之旅後，似乎受到鏈球菌感染發燒。不顧他的高齡與身體狀況，醫生仍舊為他大量放血，二天之後他就去世。
當風燭殘年的華盛頓，因他的醫生堅持進行放血治療而更加衰弱不堪時，醫生們的辯解之詞使人不寒而慄：「我們提供的是當時公認最佳的治療，那時我們認為自己一定不會錯，因此無須為此擔負任何罪名。」
而人類對抗瘟疫的歷史上，放血也曾占有一席之地。
曾有這麼一位令人低迴景仰的大人物，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也是學者、人道主義者、社會改革者。他曾公開反對奴隸制度，主張廢除死刑，撻伐虐待兒童的惡行。他又創立「費城診所」以服務貧民，並與富蘭克林一同建立「保護自由奴隸協會」。他曾任費城大學醫學院主任，又是殖民地軍隊總醫生──相當於當時美國軍方的軍醫業務最高負責人。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他被時人稱許為「美國的希波克拉提斯」。（註：古希臘的希波克拉提斯是眾所公認的西方醫學之父。）
他就是班哲明□拉什。除了「美國醫學之父」的溢美，他還擁有一個「放血王子」的綽號──因為拉什深信放血對治病有益。
1793年，正是所謂「英雄式醫學的年代」──一種講究獻身的精神與對患者施以強烈但一勞永逸式神奇療法的醫學。美國的費城爆發了黃熱病的大流行。費城當時是美國首府，但卻不幸位於二條河匯聚的低地上，夏季悶熱而潮濕──這正是黃熱病病媒埃及斑蚊的最佳棲息繁衍地。
當時的人並不知道疾病與微生物的關係，更不了解蚊子作為病媒的關鍵傳遞角色。而且，也跟現在類似，費城市長曾希望將輿情導向「是一艘滿載多明尼加難民的船導致了此次疫情」的種族主義遁辭，而不讓民眾歸咎於公共衛生施政失敗及當地惡劣的積水環境。
所以醫生們只能根據症狀，臆想瘟疫的成因與解決方案。儘管費城人民大量出走，但瘟疫始終不去，死亡人數居高不下，許多醫護於是選擇留下繼續奮鬥。
拉什也是堅守崗位的一員。費城昔日的繁華街道已然完全成了空城，偶有一二行人，也是口嚼大蒜或抽菸，全身灑滿醋液以防止感染；城市的街角還仿照中世紀「黑死病」時的作法，點起火堆，冀圖以瀰漫的煙霧「淨化空氣」。
此時拉什宣稱找到了英雄式醫學的萬靈丹──除了常用的催吐、通便、放血之外，他開給病人高劑量的水銀和瀉藥以誘發下痢，並大量放血。我們的醫學權威以為這就是終極解藥，還身體力行（拉什此時自己也染上黃熱病）：「我以我自己的身體證明，用這個新法對付黃熱病，就像治療感冒一樣容易。」
沒有人能質疑拉什的使命感與獻身精神──每周七天不分晝夜的工作，每天為上百位病人放血。在死亡恐懼的陰影下，他往往毫無猶豫地走進重症病房並溫言安慰垂死的病患：「別擔心，只不過是黃熱病而已。」
有一則軼事最能說明瘟疫之下的絕望感與盲目的樂觀：有一次拉什駕車穿越費城肯辛頓區，一大群人將他的馬車團團圍住，懇求「當時最好的醫生」的協助。拉什大聲疾呼：「我以水銀、瀉藥，與大量放血治好了許多人。因此，我建議親愛的朋友們，也採用同樣的方法治療！」
「什麼？」某人大叫：「你是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放血嗎？」
「是的！」拉什大聲回答：「為肯辛頓區的每一個人放血！走吧！我們還得趕路哩！」
一個世紀之後，賓州大學還如此紀念他：「讓我們每一個人全心感念這位偉人……連續六周，他未做任何防衛措施，睡在病榻旁，在病房內吃喝，每天治療百位以上患者，用自己的家收容無數貧民。由於沒有足夠的碗收集放出的血液，只好任其在地上漫流……」
二個世紀之後，我們終於了解：這個勇敢、虔誠，有如聖人一般的人，所殺掉的人比他拯救的人多得多。換言之，手術刀下流的血，比瘟疫犧牲者的血還多得多。
為什麼我們要相信：人類一定會對每一種疾病都有辦法？
近日研究發現：除了原來的接觸傳染與飛沫傳染之外，新冠病毒又有了「氣溶膠」傳染的途徑。這種似乎無孔不入的狡猾瘟疫，是可以人為治療，中和，停止的嗎？還是除了自體免疫，靜待自然因素──比如說氣溫改變，使疫情自行平息外，別無其他良方？還是它最終會像麻疹腮腺炎等古老的傳染病一般，與人類社會取得「感染──發病──免疫──潛伏」的「再平衡」，變成始終存在的「幼年病」，成為人類生活的一環？
而我們為了倖存，為了「我們總應該能做點什麼吧」的幻象──就像我們的祖先相信大蒜、菸草、醋酸，或是放血可以遏止瘟疫一樣，透過歧視性隔離等手段，讓種族主義大剌剌地借屍還魂，到頭來，因「防疫」之名的受害者，會比被拯救的人還多嗎？
我們對病毒，了解多少？
我們對自己，對人性，又了解多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