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MeToo第一槍★一則比黑暗更黑暗的故事。即使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也要奮力一搏，尋求真實與正義。
內容簡介：受害者不可恥，該撻伐的是傷害的加諸者，性暴力，必須被終結。受同業前輩性侵，身為記者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仍直搗問題核心；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黑箱──的殘酷真相。一起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真相就此被封閉。以權職作為惡行的藉口，有多少加害人仍在大眾的默許下逍遙法外？又有多少受害者發聲捍衛自己，換來的卻是大眾的控訴？
2013年，伊藤詩織遠赴紐約攻讀學位，期間結識了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並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新聞業的工作機會。恰逢雙方都回到日本時，兩人相約居酒屋，原以為主要是討論提供工作機會，沒想到山口只是不斷吹噓自己與總理等政商界有權人士的人脈。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兩人一同搭上計程車後，雖然伊藤要求在車站下車，山口卻以工作機會的名義為由強留下她。從車上到飯店的這個過程，伊藤近乎沒有記憶，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山口正跨坐在她身上。飯店的攝影機證實，當晚伊藤是被抱進房間的，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事件紀錄。身為記者，她有著強烈找出真相的決心，回首痛苦記憶將只有當事人知曉的密室對話，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每個地方都有Black Box，強暴受害者勇敢道出自己的經歷，只為停止這種最沉默的傷害。
作者介紹：伊藤詩織 ，1989年出生，獨立記者。目前主要在《經濟學人》、半島電視台以及路透社等外國媒體發佈影像新聞和紀錄片。
搶先試閱：〈從劇痛中清醒〉
劇烈的疼痛使我恢復意識。在一個拉上輕薄窗簾的房間，我被某個沉重的東西壓在床上。即使頭腦一片茫然，我卻沒有像宿醉那樣令人沮喪的鬱悶感。撕裂般的疼痛從下腹部傳來，加上映入眼前的光景，我明白了自己身處的情況。當時意識到的事，我連回想都不願去想。剛睜開眼，沒有記憶，又無法判斷自己處境的那一瞬間。
難以置信，我無法容忍對方做出這種事。床頭燈加上電視旁的燈控面板，除了靠窗的區域，朦朧的燈光幾乎照亮了整個房間。也許玄關的燈也開著。筆記型電腦被不自然地放在架子上，電源開著，螢幕散發出亮光。那個架子不是拿來用作辦公的地方，也沒有放置椅子。從螢幕朝向這裡的角度來看，我直覺地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拍攝。「好痛、好痛！」即使知道我恢復意識，也聽見我的哀號，他仍然無動於衷。事情到底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儘管思緒一片混亂，我仍清楚感受到我只想著要從這裡逃出去。不逃出去不行。「會痛嗎？」我不斷地叫痛，山口才停下動作。然而，他並不打算起身。即使我試圖移動身體，但在被壓制住的狀態下，根本動彈不得。我拚了命地想把他推開，終究力氣不敵。當我說「想去廁所」時，山口總算起身。我衝進浴室將門鎖上，恐慌使我的腦袋一片混亂。乾淨的浴室裡有一面大鏡子，鏡中的我一絲不掛。身體的某些部位泛紅，有些還滲著血跡。刮鬍刀之類的男性洗漱用品，過於整齊地排列在一條散開的白色小毛巾上。我意識到，這裡是山口住宿的飯店。
以為要被殺掉的瞬間
不管怎樣，我必須離開房間。我做好了覺悟。一打開門，山口早已站在那裡，就這樣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再次拖回床上。當我緊閉雙腿並彎曲身體時，山口將臉湊近索吻，我絕望地別過臉，而因為這樣臉被緊緊壓在床上。在頭和身體都被壓制住的狀態，我漸漸無法呼吸，在即將窒息的瞬間，我以為自己會被殺。要是以裸體的模樣被發現的話，父母想必會很悲傷。混亂之中，我的腦海裡浮現了母親哭泣的面容，以及自己被晨間新聞報導的畫面。我絕對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我把身體蜷縮成一團，夾緊雙腿死命地持續抵抗。等到山口的手不再緊壓著我的頭，我總算能夠重新呼吸。「好痛。請住手。」「會痛嗎？」山口一邊說著諸如此類的話，一邊緊抓我的膝蓋，硬是要掰開我的腿，劇烈的疼痛從膝關節處傳來。就這樣拉鋸了數分鐘，我繃緊全身，竭盡抵抗。山口終於停下動作。我奄奄一息地背著身體躺臥在床，並思索痛罵的詞彙。儘管我重複說了那麼多次的「請住手」，但光是這樣太過微不足道。於是我不禁用英文說道：「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若要將這句話翻譯成日語，大概是「你這是在做什麼！」，但實際上是更潑辣的咒罵字眼。「Why the fuck do you do this to me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I thought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and now after what you did to me, how do you think we can work together ？」（對將來會一起工作的人做出這種事，你有何居心？）
事後回想起來，對於將來會是自己上司的人，我從頭到尾都使用敬語向山口問話。女性對身分較高的男性使用的對等抗議字眼，無法自然地從我的口中說出。也許日語裡本來就不存在這種詞彙。在國外被半開玩笑地問日語有沒有什麼髒話時，我都會回答日語裡沒有這種詞彙，還為此感到自豪。直到這一刻。
「至少內褲留給我當紀念吧！」山口以安撫般的語氣，用日語回答我。「我真的喜歡上你了。我想早點帶你去華盛頓。你合格了喔！」「既然那樣，那為什麼要對將來會一起工作的人做這種事？又沒有避孕，要是懷孕了怎麼辦？染病的話怎麼辦？」我再一次地用英語說。「對不起啦！」山口只說了這句道歉。終於能從床上下來的我，腦袋一片空白地在房間四處撿起衣服，一件件地拿回身邊。但是卻遍尋不著內褲。儘管叫山口還給我，他仍無動於衷。之後總算在山口攤開來的旅行箱上面找到胸罩，但還是完全找不到我的內褲。此時，山口說：「至少內褲留給我當紀念吧！」聽到這句話的我，全身無力地倒坐在地。我沒有力氣起身，將身體倚靠在眼前的另一張床，躲避山口的視線。這個房間是有兩張床的雙人房，另一張床仍是鋪著床尾巾的狀態，並沒有使用過的痕跡，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之前明明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現在倒像是個困惑的孩子一樣，真可愛。」山口又開了口。必須盡快離開這個房間才行，刻不容緩。我終於拿回內褲，匆忙地將衣服穿回身上。在自己成為被害者之前，我一直沒意識到性犯罪是何等地暴力。就算我以為自己知道，也不明白那將會是多麼具有破壞性的行為。某個事物被猛烈地摧毀了。
前往原宿警察署
四月九日的傍晚，我獨自一人前往離當時住處最近的原宿警察署。那一天，在絕望的深淵，我惴惴不安地踏入警局大門，當時的一切至今仍歷歷在目。櫃台前還有其他民眾在等待，我只好當眾解釋報案的原因。我簡扼地說明，並請櫃台改換女性警察對應，結果被當場問了更多問題。由於難以解釋清楚，只好直接說「我被強姦了」。由於這點，我希望警察相關單位能再多顧慮一下當事人的感受。女性的警察，在特別諮詢室聽我說了將近兩小時。然後她說：「我去請負責刑事案件的人過來。」直到這一句話，我才知道原來她隸屬於交通隊。
我不得不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細節。回想起當時的恐懼，我淚流不止，加上過度換氣，我的頭腦有如缺氧般地失神發愣。我想回家，卻回不了。我把同樣的話再次說給刑事單位的男性搜查員聽，又談了兩個小時以上。雖然初次能向警察說明事情的經緯，但這只不過是一開始而已。在這之後，我究竟還要重複敘說幾次相同的內容呢？話雖如此，原宿警察署的搜查員在聽完我的話後，誠懇地建議我提出受害申報。由於事件發生的地點屬於高輪警察署的管轄範圍，下一次會換高輪警察署的搜查員，來原宿署與我約談。結束諮詢離開警局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就如先前所述，我不敢一個人回公寓，擔心我的看護師朋友S來到車站接我。我把在警局的事說給她聽後，決定回到父母的住處。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表情，來面對毫不知情的父母。
「這種事情很常見，很難辦喔！」兩天後，我於四月十一日再次來到原宿警察署。這次在那裡遇見的，是負責這起案件的高輪署搜查員A先生。我又再一次把事情從頭說起。和原宿警察署相比，A先生的態度強硬許多。「都過了一星期了嗎？這就難辦了。」他突然開口，接著繼續說，「這種事情很常見，很難當成案件來搜查喔！」對經過一番內心掙扎，終於邁出第一步的我來說，這句話實在是太殘酷了，我不禁打了個寒顫。A的話震驚了我，這種事情竟然如此常見，又這麼容易粉飾太平。
「再現」的屈辱
大約在這個時候，警方告知我，伴隨著搜查的進展，他們必須確認案件的經緯。這個被稱為「再現」的作業，通常是在案發現場進行。如同字面上的意思，目的在於還原案發現場並拍攝照片。那次我們並沒有前往現場，而是被帶去高輪警察署的頂樓，一個像是柔道館的地方。那裡的地板鋪滿了藍色軟墊，牆壁上並排掛著像是柔道服般的衣物。也許是很多警察都在這裡訓練的緣故，整個房間混雜著一股汗味。男性搜查員們站成一排，在柔道館用人偶還原當時被強暴的情況。「那麼，請您躺在上面。」我仰躺在藍色軟墊上，被搜查員們圍繞著。「這種感覺？」「還是像這樣？」其中一名搜查員把一個大型人偶騎在我身上，一邊問一邊移動人偶。
當閃光燈亮起，快門被按下的瞬間，強撐著理智的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也許很難回答，您是處女嗎？」似乎是在同一天，我被搜查員這麼問。這個問題之前也被其他搜查員問過好幾次。對於三番兩次的奇怪質問，我忍不住說「這和案件有什麼關係嗎？」，搜查員只答「這是不得不確認的問題。」所有和我談話過的搜查員都問過這個問題。然而，在這之前我都沒能反過來質疑這個問題和案件的關聯，只能勉強回答。
若是性侵害的被害者非得忍受這種屈辱，那一定是搜查體系和教育出了問題。當我和路透社的同事提起這件事時，他說這是「二次強暴」，馬上開始取材。這是我在配合警方調查的過程中最痛苦的經歷。不知為何，當時朋友K不被允許與我同席。直到這項作業結束前，她都在一樓的接待室等我。要是能夠讓K在我身邊，也許就能稍微釋懷一些吧。此外，在案件從高輪警察署轉手至警視廳搜查一課後，我的兩位朋友被傳喚到局製作筆錄。她們是與我有多年交情，在事件發生後最先知情的K和S。據說，搜查員向她們詢問我喜好的男性類型以及過去的戀愛史。過去的性經驗和男性偏好和搜查有關聯嗎？能改變對這起案件的看法嗎？ ▶▶ 閱讀更多 伊藤詩織（ゆシよ ウれベ）《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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