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黃彥霖｜攝影．陳佩芸】
退休後的詹偉雄開始重拾年輕時中斷的爬山興趣，能多親近山就多親近，他說自己是喜歡重複爬同一座山的人，總是找各種機會待在山裡，雪山就去了八次。今年的攀登目標是丹大東郡橫斷，也替年輕一代登山家張元植和呂宗翰做起攀爬K2高峰的募資案。一直以來，登山和創作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比較像是頭銜，而不是能穩定支持生活的職業，詹偉雄這幾年在專欄和文章裡反覆提到「冒險」的概念，對山的閱讀與態度，是否也成就了他的人生哲學？
Ｑ 你在幫募資案寫的文章裡引用了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and Russell），用他對哲學的討論去描述冒險登上高山與一個人心志之間的關係。對你自己來說，冒險登山的意義是什麼？
A 從功益的角度來看，如果只是要活著，那麼哲學對一般人是沒有用處的。羅素的意思是，哲學能提供超出生活邊界外的想像，對人存在的狀態提出問題，讓你的人生因為發出這些問題而不同。哲學無法溫飽，但可以拯救困頓的靈魂。我個人的經驗是，登山跟冒險擁有非常強的拓展靈魂的力量。我們平常住在城市裡面，所有生活起居都已經例行化了，不必擔心危險、也不會被大自然懲罰，所以不需要用上百分之百的感官意識。但在冒險中，你的身體必須全神貫注去面對挑戰，運用每一道肌肉和大自然交涉、對話，最終完成起初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我比較喜歡用現象學的說法：那是一種活生生的活著，是全然獨屬於你自己的自我完成。相對於都市生活裡複雜的人際關係，山是不同的。山不會欺騙你，永遠都是直球對決，所以當你完成某個任務時，它能帶給你的滿足和自由感就非常巨大。我在世界各地登山家的傳記裡常看到這樣的處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登山家最終會葬身山上，那是他們自己決定的道路，你在懷念的同時也恭喜他們。
Ｑ 這幾年台灣在山難的討論上有了很多新的進展。今年六月山林解禁的政策開始上路後，風險的承擔責任從國家單位轉至個人身上，你怎麼看待台灣社會跟「險」的關係？
A 以歐洲的例子來說，阿爾卑斯山脈橫亙過的國家其實都有很旺盛的冒險精神，他們的職業登山家也長年能受到企業贊助，二○一七年過世的「瑞士機器」史戴克（Ueli Steck）就受到私募基金、製造業公司等十家以上的企業支援。台灣這座海島有百分之七十的面積都是山地，照理說應該也會充滿冒險風格，但我們的社會過去幾十年來對登山與冒險都有種內在的敵意，這有兩個重要的歷史成因：第一是時間漫長的戒嚴令。雖然解嚴後取消了山、海的管制，但在國民心中所埋下對未知的恐懼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消除。我們在做募資時訪問過張元植的母親，她說張元植國中就去爬六千多公尺的北美最高峰德納利峰（Denali），之後又決定以爬山為志業，身為母親當然非常擔心。後來是因為有一次張元植帶她去爬雪山，親身經歷讓她了解登山的危險並不是那麼絕對。每個登山者其實都會對途中可能的危險做足準備，畢竟你要能活著回來才能獲得最無止盡的收穫。第二個阻礙冒險文化的原因，是山難救援「浪費社會資源」的說法。這背後其實是一個經濟性的論述，代表的是台灣過去四十年所處的社會機制。我們在一九六○到八○年代是生產力最大的世界工廠，生產線式的體制思維堅信個人要為集體服務，所以當我們相信「其他人必須要付出稅金來救援你的自私與不負責任」時，登山就成了不道德的事。
Ｑ 你認為登山在台灣，有沒有可能像公路旅行之於美國那樣，為台灣的認同帶來類似的影響？
Ａ 我對台灣的國族主義態度倒沒那麼絕對。在我看來，個人的自由應該遠大於社會倡議的制度。冒險的地理環境不一定非得在這片土地上不可，比方說海明威去了那麼多地方，但你不會說他的作品沒有美國性或沒有美國認同。冰島的經驗讓我看到的台灣的可能性，那是我們沒做，但可能做到的樣子。冰島人口密度比台灣低非常多，從小到大教育他們的是自然而不是人，大自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挑戰，所以每個人都毫無意外地慷慨。他們的法律甚至規定，任何人都可以你私人的土地上露營或露宿一晚，而無需要你的同意。從冰島回來之後，我想說反正裝備都有了，就開始爬台灣的百岳。小時候在林務局雜誌或是報紙上看到很多奇萊山難的故事，但當我去爬了奇萊，就會看到它其實不是黑色的，而是綠色的大草原。當時我站在奇萊稜線上，右邊看到台中、彰化，左邊看到花蓮市街，那一刻我對自己身為台灣孩子的認同就非常深，而我跟土地的連結也比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在台灣，登山是最便宜的奢侈活動，讓山把你整個人包覆起來，那是非常神奇的經驗。
Ｑ 你在國外一些地區旅行、健行過，這些國家的山況和登山文化都有差異，他們跟台灣的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Ａ 在日本登山縱走的特色就是走岩嶺，可能兩邊下去都是七、八百公尺的深谷，像是站在一○一上往下看。日本跟台灣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社會跟政府都很鼓勵人民去爬山。他們在明治維新之後引進歐美登山制度，以直升機支援運補體系，很多山屋都能提供飲食跟過夜裝備，整體環境相對安全，讓你有餘韻去欣賞自然景觀。當你這樣接受山的洗禮之後，就會成為比較尊重環境的人。有趣的是，正因為日本的登山活動相對安全，所以很多日本山客反而喜歡去國外爬山，比方說來台灣。我們的山比較狂野，給他們的生命衝擊也更大。台灣的地質還很年輕，雖然不像國外七、八千公尺高山那麼困難，但高低海拔劇烈的地形落差也是很戲劇性的挑戰，這是台灣山脈的魅力。歐美國家的冒險文化已經發展非常久了，也都開發出各自的領域。比方說去年的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攀岩家追求的刺激感來自巨大的岩壁，和地心引力進行純粹的對抗。有些登山家著重在攀登冰雪岩混合地形，他們更需要當下的知性抉擇判斷，了解如何活用裝備。有的人則選擇高海拔無氧攀登，追求孤獨的長途爬升過程中，自我身心的砥礪跟成長。每一種環境都有不同的風險，也有各自面對的方式。台灣的冒險文化還沒發展到這些階段，絕大多數人的身體都尚未開發。假如我們同意人生經驗很大部分要透過身體去認識，那其實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還在幼兒的狀態。冒險可以讓我們快速成長，就像面對各式各樣的人生難題，在每次的抉擇跟結果之間得到歷練，並隨著年紀和能力變化而跟著調適，我們在台灣應該勇敢踏出這一步。
Ｑ 目前最喜歡的山？能否為我們推薦一些跟山有關的書？
Ａ 現在最喜歡馬博橫斷的馬利加南山，那時從北稜下嘆息灣，前前後後看了它四次，椎狀的岩石山體讓我印象深刻。關於推薦書籍，知識性的話，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的《心向群山》，講了西方社會對山如何從恐懼走向迷戀。身體性的話，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的《山之生》，作者寫她在蘇格蘭家鄉登山時身體所感受到的故事。
Ｑ 用一句話描述你的攀登哲學？
Ａ 安靜地爬山，虛懷若谷地爬山，把身體打開地爬山。
【採訪撰文｜陳姵穎】
現職編輯，採訪文字散見報刊及網路。喜歡散步、閱讀、觀察動植物與登山。
【攝影｜高穆凡】
更多「山在那裡」 精彩文章，都在《聯合文學》雜誌2019年7月號（NO.4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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