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八○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那一年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剛好從中山女中畢業，進入大學。對於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而言，進入大學的意義非同小可，那代表我終於從聯考的桎梏解脫了，可以把教科書全都扔進垃圾桶，從此青春的小鳥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巧合的是，一九八七年不只是我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是台灣社會集體的轉捩點。記得就在高中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所以髮禁也一併解除，從現在開始妳們可以留長頭髮了。學妹們爆出一陣熱烈的歡呼，然而高三的我們還頂著西瓜皮短髮，眼看著即將畢業，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大家只能面面相覷，放學後，索性跑到美容院把它削成又短又薄的「羽毛剪」，就算是自己也終於邁向了解嚴的一種宣告。
但至今我仍舊搞不清楚，髮禁究竟和戒嚴有什麼關係？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我從高中跨入了大學，也告別戒嚴，走入一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台大校園。後來，我這一輩人多被定義成「學運世代」，這個名詞雖然有點以偏蓋全，卻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性，因為就我記憶所及，當時尤其是台北的大學生，就算是沒有親自參與學運，也曾經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對學運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再加上我所就讀的科系，又恰好是最敏感的政治系，大學四年，竟因此有一大半就在張望熱鬧的街頭運動之中度過。
台大政治系是我在大學聯考填的第一志願，如今回想起來，這個志願實在有點古怪，都該歸咎於七○、八○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從小就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應該要從政，報效國家。於是當我如願以償進入了台大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地在校園之中展開。那只不過是一場學生選舉而已，但兩個候選人的背後已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就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坦白說，才剛解嚴不久的我們，就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尚且不懂得文明的規範，選舉一拚鬥起來，就淪為齜牙咧嘴的野獸。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更非理想的實踐，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也才體悟到民主不只是美麗的口號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進行「社會集體成員的利益分配」。
社會集體成員的利益分配。我在政治系修了一整年的「政治學」，腦袋中牢牢記得的只剩下這句話，其餘的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在解嚴之前，我的小學到高中老師都在教導我們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如今來到大學卻要學習如何進行「利益分配」？這不免讓我一頭霧水。後來我又被系上的同學拉去參加「民權初步營」，本來以為是在研讀三民主義，到了營隊才發現是學習如何開會。營隊的學員絕大多數來自於法學院，個個都是辯才無礙，思慮敏捷，其中有好幾位如今已是台灣政壇明星級的人物，而他們當年在營隊之中如魚得水，但我卻恰好相反，打開一本厚重的議事規則講義，只覺得頭昏腦脹，不知所云。
經過五天四夜的營隊議事演練，我仍舊搞不懂「開會」為什麼會變得如此複雜？當學長姊花費很大的功夫，傳授我們如何利用程序問題去進行「杯葛」，好讓一場會議「流會」之時，更是讓我格外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不就是為了「開會」而來的嗎？為什麼又要費盡心思讓它「流會」？於是最後我只學會了一件事——「鼓掌通過」，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刻，大家排排坐一起鼓掌，每個人的臉上全是笑容，不復先前杯葛之時的殺氣騰騰。
我在營隊的另外一個收穫就是：原來從事政治不只要熱血，更要天分，很遺憾的是我一點全無，只能後悔當初填錯了志願，就這樣茫茫然地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我因此也試著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默默坐在角落，帶著一顆忐忑不安又惶恐的心，聆聽社團的老骨頭們口沫橫飛批評時政。
我彷彿成了校園的邊緣人，即便如此，解嚴後台大自由開放的風氣，卻依舊為我帶來了一場劇烈的成年禮，不僅徹底瓦解我過去的政治信仰，也讓我不再輕易相信教科書或媒體所說的一切。當讀到暢銷一時的米蘭．昆德拉《笑忘書》時，更是心有戚戚焉——原來抵抗極權的最好辦法，就是大聲地笑，我因此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以及狂歡的信徒，最喜歡的一張音樂專輯就是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每每聽到〈民主阿草〉中聲嘶力竭地大喊「我要抗議」這四個字，就不禁心中大樂。但我卻也無法像一些投身政治運動的同學般，以絕對的激昂和憤怒，去為另外一種主張吶喊。與其站在台上，我寧可隱身台下，就像是一個從事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只躲在一旁觀察和記錄，而不會輕易地站起來介入。
幸運的是，八○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我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我還記得剛因蓬萊島事件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會時，被成千上萬的民眾簇擁歡呼，有如神降人世似的光榮景象；也記得謝長廷豪氣地封街演講，而我興沖沖趕去聆聽，只見無數黑壓壓的人頭在前方竄動，更襯得講台上的燈光輝煌如火，讓整個夜都沸騰燃燒。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用最虔誠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然後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但我終究是和政治格格不入，於是大一下學期，我跑到台大共同教室前的公布欄，仔細研究文學院每一個科系的課表，中文系下羅列著一排「詩選」、「詞選」、「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等課程，讓我不禁為之神往，毅然決定要從政治系轉到中文系去。也拜八○年代是媒體的黃金盛世所賜，報紙副刊的文學獎可以說是社會大眾矚目的焦點，文人和知識分子更是地位崇高的意見領袖，所以我的轉系不但沒有遭到家人反對，還頗有幾分讚許的意思。
從此政治學就被我擱到一旁了，我改抱起《史記》、《說文解字》這些厚重的古書，一下子就從現實跳到了它的對立面：浪漫的文青世界。那時的台大學生也自動分成了四類：第一類是準備留美的高材生，整天躲在圖書館中猛K托福和GRE；第二類是在街頭奔走學運的熱血青年；第三類是股市狂飆萬點，乾脆蹺課改去號子報到的學生，還沒畢業就提前加入全民炒股的行列；至於我呢，便成了最不著邊際的第四類，既沒錢出國，也沒政治天分，更缺乏金錢概念，只能當一個自認為叛逆的頹廢文青，就這樣一頭栽入了當時文青們最愛的法國電影世界。
我開始躲入遍布台北大街小巷的MTV尤其是太陽系，沒日沒夜看起法國電影，心目中的美女典範才不是現在流行的日韓女星，而是《夏日之戀》的珍妮摩露和《日以作夜》的賈桂林貝茜。她們有著一雙堅定的眼神，驕傲上揚的嘴角，刨光木頭似的修長小腿，以及一頭蓬鬆的長髮，纖細的身軀上總是套著一件過分寬大的毛衣，而躲藏在毛衣底下的卻是謎一般的神祕內在，讓所有不幸遇到她們的男人，都甘願因此而受苦發狂。
於是我彷彿活在法國電影的光點裡，而不是八○年代末的台灣。每當走在椰林大道，我總想像自己是走在楚浮或高達的世界，忍不住要模仿他們鏡頭下的女主角迎著風大笑，作鬼臉，搖頭晃腦像隻機靈的小鳥一般唱歌，或是飛也似地踩著腳踏車，要不然就是咬一根香菸，假裝自己是一列噗噗作響的蒸汽火車。那時我家住在北投的大度路旁，周末晚上照例是飆車族競技的聖地，路旁紅磚道上滿滿是圍觀的人潮，穿插著幾攤賣烤香腸的小販，而我置身在如此台味的場景之中，邊咬香腸邊為飆車族喝采，腦海裡卻還淨是《壞痞子》中的茱麗葉．畢諾許和李歐．卡霍，總之，就是非常法國的、迎風狂飆的年代。
十八歲的我們坐在涼爽的夏夜中，背誦楊牧在十八歲時寫下的詩：「在年輕的飛奔裡，你是迎面而來的風。」而星星是唯一的嚮導，仰頭看十八歲的夜空竟是如此的不羈與遼闊。
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終於讀到了夏宇翻譯的《夏日之戀》電影原著小說，作者亨利－皮耶．侯歇形容「這是兩個朋友與他們共同愛人之間的故事」，而「幸虧有一種一再斟酌衡量過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他們終其一生，幾乎沒有矛盾地溫柔地相愛」。讀到這兒，我的心彷彿被大力地撞擊了一下——「幾乎沒有矛盾地溫柔地相愛」，不正是被當年的我所一心嚮往？而「一種一再斟酌衡量過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不也正是我所生活過的八○年代的最好註腳？
當一切禁令在解嚴之後譁然崩塌，我們也只好各自在街頭、在音樂、在小說、詩歌和電影之中摸索著，嘗試去建立一個全然屬於自己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而這也正是我所深深緬懷的八○年代最美善的一面。從政治的街頭運動到經濟的股市瘋漲，它那不知疲倦的狂歡，粗礪而真誠的，洋溢著激情又明亮的夏日之光，全把正值大好青春的我們一股腦兒推到時代的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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