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近來炙手可熱，儼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顯學。
其實大數據很早就影響我們，十九世紀一位約翰史諾（John Snow）運用早期數據科學，繪製倫敦霍亂爆發的「群聚」地圖，找出汙染的公共水井是元凶，奠定霍亂流行病學基礎，即是大數據「祖先」立下的戰功。
聯合國二○一二年發布「大數據白皮書」，指出大資料對於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來說是個歷史機遇，人們可以使用豐富的資料資源，對社會經濟進行即時分析，幫助政府回應。
歐巴馬政府將「資料」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更在上個月發表《大數據》白皮書（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Preserving Values），勾勒應該如何抓住機遇，創造最大價值。美國政府認為，一國擁有資料的規模、靈活性和解釋運用的能力，將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成分；更把對資料的占有和控制，視為陸、海、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
四月間，我到北京清華大學參加研討會，看到大陸最新公布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藍皮書，已把大數據加行動和社群媒體衍生的新傳媒經營模式，納入傳媒產業政策發展重大目標，並認為將帶給傳媒產業進一步革命。浙江大學等一流學府已成立研究團隊，迎接大數據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著名的聖吉（Sage）出版社這個月推出先驅性的《大數據與社會》期刊，發刊詞說二○○八年開始的數據革命，無論在典範轉移和認識世界，都是人類社會前所未見；透過大數據之美和複雜分析過程，希望開放地迎接一個大數據的美麗世界，重新認識資料和人類社會的關係。
從這些趨勢看，大數據作為資訊戰略的「新石油」和重要資源，早就存在我們身邊，如何開採挖掘，不但要看國家的科技發展，更要靠政府的智慧與遠見。
大數據確實能告訴我們新鮮事，讓我們看世界的觀點變的不同。
舉例來說，美國線上影音串流服務商Netflix一砲而紅的政治劇《紙牌屋》，狡詐的主角凱文史貝西最後如願入主白宮，就是用網路點閱資料分析，創造觀眾喜歡的劇情「亮點」。觀眾愈看愈高興，收視率自然居高不下。
上個月在西雅圖舉行的國際傳播學會年會，我發現大數據的研究主題不但更多，而且更推陳出新。例如，公關界相信公關新聞是無往不在的利器，在媒體露出愈多，愈代表績效好。然而事實是如此嗎？
美國三位學者從《財富》雜誌前一百大中，抽出包括摩根、艾克森石油、ＩＢＭ和富國銀行在內的四十家公司，研究大企業公關稿效益為何。他們用電腦軟體蒐集二○一二年一整年的公關稿，共六一七一則，對照公關稿相關的四萬八千則新聞稿，分析結果打破公關界的「露出迷思」。
公關稿多半在說公司好話，但是這近五萬則新聞報導反而多數只是中立，有些甚至呈現負面。新聞提到公司名稱的更只低到一％到十％，想藉公關稿拉抬自己的大公司，想必大失所望。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精英媒體不買公關新聞的帳也一覽無遺，當然也讓人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公關高手。「大數據」在此時，更像一面照妖鏡。
不但如此，德國傳媒今年運用大數據分析選舉變化；挪威政府啟動「創新挪威」大數據計畫，提升了和產業及民眾的溝通效率。大數據確實啟發各領域未來作為，開拓無限遐想的新疆界。
台灣除了有科技島硬基礎，還有社會科學和人文軟實力，這場國際競爭是我們的機會。然而，如果不肯大力投資，不但難以成事，可能落居下風。
各國都在力拚，時間稍縱即逝，期望政府不要只跳謹慎的小步舞曲，何妨勇敢地擁抱大膽奔放的探戈。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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