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到達九十三歲的鍾老，並未發出任何嘆息。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斬釘截鐵的肯定句。
沒有任何猶豫，也沒有任何遲疑，就像他過去所寫的小說作品那樣……
1.
很久沒有見到鍾肇政老師，上次看到他時，是在2010年左右的政大校園。那時他來學校演講，題目就是「台灣戰後文學發展史」的其中一章。在黃昏時刻他到達，便立刻走入演講廳，當時問他要不要晚餐，他說已經吃過了。從來沒有看過一位如此乾淨俐落的長者，他把演講看得比用餐還嚴重。雖然已經非常重聽，耳朵總是戴著助聽器，似乎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聽力，而且對答如流。在他身上，我彷彿看見父親的影像。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與他相見，似乎有一個孩子的靈魂就立刻附身。在他面前，我總是聆聽他說話。這次因為《文訊》的社長封德屏邀請我南下去拜訪鍾老，我毫不遲疑就答應了。將近十年未見，深怕他早已忘記了我。
七月的夏日特別炎熱，高速公路沿途鋪滿了燦爛的陽光。那彷彿是我心情的寫照，似乎帶著某種朝聖的期待，又好像是要去拜見久已未見的老師。於我而言，鍾老師是我文學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象徵。在我的青春時期，就已經開始閱讀他在《中央日報》連載的長篇小說。那應該是屬於「濁流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分，十五、六歲的南部少年，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文學，更不知道什麼是台灣歷史。卻因為偶然開始追蹤他的連載小說，冥冥中有一條看不見的道路就在我生命裡展開。在那之前，我從未專注讀完一本長篇作品，鍾老可能就是第一位帶著我去尋找奧祕的前輩作家。尤其小說裡所描述的一位日本老師谷清子，隱約之間使一個鄉下少年突然獲得了性啟蒙。鍾老的筆是那樣純潔，而那位少年的閱讀是那樣邪惡。這是非常神祕的生命交錯。我後來終於寫了一篇〈希望樹〉的散文，詳細記錄了我是如何讀完鍾老的小說。
直到我過了中年，甚至已經在海外流亡浮沉之際，鍾老所帶給我的記憶，是那樣無可磨滅。我太晚接觸台灣文壇，又太早出國讀書。在整個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機會與鍾老相遇。在遙遠的另一個海岸，有時不免回望著年少歲月。青春時期的小說閱讀經驗，總是不期然浮現在我的記憶裡。直到1985年，鍾老收到邀請，到北美的各個城市展開巡迴演講，我才有機會第一次見到他。在三個不同的城市，我與他相聚三次。第一次是在芝加哥，他應邀參加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第二次是在洛杉磯，他在台灣同鄉會做了一次文學演講。第三次是在西雅圖，純粹是為了觀光而去。那年，我已經三十八歲，心情已近中年。那時才慢慢開始摸索台灣文學的發展軌跡，而且也開始大量閱讀台灣本地作家的文學作品。離開台灣之前，我總是眷戀地沉浸在現代主義運動。必須到了國外之後，我才密集而專注地閱讀五○年代以降的台籍作家文學。完整讀過了鍾老的「濁流三部曲」與「台灣人三部曲」，才第一次清楚看見台籍作家的精神面貌。
到今天仍然記得在西雅圖時的相處，那時我送他去機場的途中，不經意想起吳濁流有一部遺稿《台灣連翹》。吳濁流在1976年去世，他完成這部日文回憶作品時，曾經在稿末留下遺願說，死後十年，才能翻譯出版。不知道從哪裡得到的消息，這部遺作就存放在鍾老那邊。在車上，我向鍾老提起這件事。他說，吳濁流確確實實把他的手稿交代給他。車子往西雅圖機場奔馳時，我瞥見鍾老的神情相當嚴肅，好像這個話題觸及了一樁敏感事件。畢竟當時台灣還未解嚴，吳濁流會如此慎重託付給他，必然是相當嚴重的一個遺願。在候機室與鍾老談話時，他才提起《台灣連翹》其實是在描述二二八事件發展的過程。我只能以委婉的語氣探問鍾老，再過一年就是吳濁流去世十周年，是否願意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如果無法在台灣出版，也許可以優先在海外發行。鍾老非常慎重地承諾了，他說回去以後會開始動筆。
他回去後不久，家裡立刻發生了不幸事件。他的兒子鍾延豪喝酒後騎摩托車回家，卻發生車禍而死亡。我曾經寫信向他慰問，卻不敢提起《台灣連翹》的翻譯工作。一年後，我收到鍾老的來信，他總是用航空郵簡寄信給我。敞開的兩頁，寫得密密麻麻，他告訴我翻譯已經完成。那時我才明白，他是一位重然諾的長者。在悲傷之餘，他竟能夠那麼專心，把如此重要的作品翻譯出來。再過不久，他的手稿也全部寄達。那時我的心情頗為激動，不僅僅是因為鍾老完成吳濁流的遺願，而且也讓我這位二二八的未亡人，清楚看見整個事件的過程。鍾老既對吳老的遺願有所交代，也對我這樣的後輩有了交代。
2.
我第一次回來台灣時，是在1989年，那時還是屬於黑名單的身分。當時驅車載我去的是《辛酸六十年》的作者鍾逸人先生。我們到達龍潭時，那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小鎮。車子停靠在他家的門前，鍾老已經站在門外等待。鍾逸人的年紀較諸鍾老稍長一些，兩人不僅熱情擁抱，還不時使用日語交談。鍾老走過來與我擁抱，並且歡迎我安全歸來。龍潭的街道非常安靜，也非常乾淨。他的客廳相當空曠，總覺得外面的樹蔭特別濃，也覺得鍾老對我的態度更為親切。他邀請我到他樓上的書房，坐在桌前，他拿出手稿給我看。每張紙頁的字跡，清晰可辨。尤其他流動的筆法，帶著相當程度的瀟灑，似乎也透露了他的思考毫無阻礙。我更喜歡的是，他的妻子也進來書房。他們夫妻用客語交談，可以想見他所營造的家庭生活是如此友善而親切。
這次封德屏帶著我到達龍潭時，才發現整個龍潭小鎮已經變得非常熱鬧。他屋前的寧靜街道，現在已經變成了菜市場。他家門口也有菜販擺著攤子，似乎與我的記憶全然兩樣。他的兒子鍾延威出來開門，我才發現他的輪廓與鍾老是何等相像。十年未見的鍾老，據說記憶已不復從前，而且健康也不再那麼硬朗。我們都坐在客廳等他下來，二十分鐘之後就聽到鍾老的聲音，從裡面傳出。那聲音帶著興奮之情，想必他也等待了一個早上。外傭扶著他出現在客廳時，看到那麼多人，他的聲音有點像驚呼那樣。一時之間，他似乎分辨不出到底來者是誰。封德屏、莫渝、林央敏與我，圍繞在鍾老身邊。他左右看來看去，情緒似乎緩緩沉澱下來。我們每個人都報出自己的名字，他只是頷首微笑。當我坐在他身邊，在紙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他看著紙板，又看著我，突然一聲尖叫，雙手張開擁抱了我。在那時刻，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動。尤其他再三呼喚我的名字，同時又以溫暖的手握住我，似乎使他的記憶鮮明地回來了。
他也許已經遺忘在海外的相見，也已經遺忘他曾經到政治大學演講的事情。但是我心裡確知，他確實記得我，並且也提到曾經在海外的時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頭，讓我感激也讓我感傷。時間過了那麼久之後，似乎已經在他與我之間劃出一道鮮明的界線，是一條無可跨越的時間之牆。當他的記憶慢慢放棄之際，生命裡有多少難忘的時刻，似乎已經都付諸遺忘。我也只能緊緊握住他的手，他的體溫源源不斷傳到我這邊。正是那樣的溫度，兩人好像突破了時間的隔閡，記憶的隔閡，年代的隔閡。那年第一次來到他的書房，他特地為我寫了一副書法。他以毛筆題上「怒濤」兩字，這是他當年剛完成的歷史小說的書名。這部小說寫的是他所見證的二二八事件過程，那是他生命裡永恆的傷痕，必須不斷透過書寫才能夠走出那黑暗的噩夢。這兩個字其實也強烈暗示了他的內心之暗潮洶湧，整部作品完成時，他應該也超越了曾經所經歷過的歷史折磨。那副「怒濤」的書法作品，對我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因為他的刺激，使我回去加州時，更加積極地完成了我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
圍坐在他的客廳，我們只能在紙板上寫字與他溝通。他往往答非所問，有時他只講出他想講的，並不必然回應每個人的問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在創作時，能夠在日語與中文之間出入自如。他是客家人，也會說流利的福佬話。他說，日語與中文都是「類母語」。這說明了為什麼他早年能夠順暢地譯出《沙丘之女》與《金閣寺》，因為他能夠跨越多種語言。不僅創作很快，翻譯速度也非常快。他說話時，有時很謙卑，有時也很誇張。但是我深深相信，他內心深處擁有一個傲慢的靈魂。隨著不同時代的變化，他所堅持的文學魂魄，到今天不僅還是那麼生動，而且也讓我這代人可以觸摸。坐在他旁邊，清楚看見他的面頰已經有了斑痕。那是歲月的印記，也是他長年不斷書寫的痕跡。已經到達九十三歲的鍾老，並未發出任何嘆息。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斬釘截鐵的肯定句。沒有任何猶豫，也沒有任何遲疑，就像他過去所寫的小說作品那樣。
那是一個不近情理的時刻，我無法解釋他是如何在那麼困難而曲折的年代走出來。他伸出左手，搭在我的肩頭時，讓我覺得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靠近過他。他的小說恐怕不只是一個時代心靈的呈現，也是從戰前到戰後的重要歷史證詞。我非常感謝封德屏邀請我一起前往，讓我回到那懷想中的龍潭小鎮。鍾老說話時，一直握著我的手，他的溫暖還是遺留在我的掌中。龍潭那平凡的街道，那尋常的光影，讓人無法相信這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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