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友人聚會時鄭愁予對大家說：「我們同一隊爬大壩尖山，我上去了，夏烈沒上去。」我趕緊說：「愁予，爬山你贏了我，但是幸好我的詩寫得比你好！」他說：「可以，夏烈，你手下功夫比我強，我腳下功夫比你強。」……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有時會想到山坡上無止無盡的森林，清晨薄霧瀰散在青綠的冷杉及紅木樹群中，四周靜寂，只有許多高大的樹幹默默無聲的俯視著我，似是進入一個不真實的世界，卻沒有虛幻的臆想。
那段在美國國家森林局的日子不短也不長，愉快，也不愉快。
我曾在谷關接受山地作戰師的訓練，主要是岩壁攀登，繩索垂直下降，長時登山體力訓練，還有山地作戰的基本操作。但是美國國家森林局的日子是另一種情調，另一種感受。起碼，一個是台灣，一個是美國，不同的森林，甚至不相似的森林。
做了美國官
剛入國家森林局任職時，已然了解這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並沒有感覺是做了美國官，因為工作性質與政治或外交無關。我是大地工程專案經理，也就是技術官。美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65倍，三分之一被森林覆蓋，這些林地近一半屬私人所有，還有地方政府及私人公司的林地，剩下近2億英畝是由國家森林局管轄，也就是台灣故鄉的22倍大。有沒有在這兩億英畝上遊山玩水不亦樂乎哪？沒有，因為分區管理，我是在加州及夏威夷州，偶爾去別州出差個幾天。小官兒，好地方輪不到我去。
雖是國家機構，但接近森林，所以職工的心態一定比較保守、傳統、愛美國、反共、篤信基督教，當然也免不了歧視黑人及老墨。亞裔因人數相當少，技術高而且溫和，也就不被注意了。這些鄉土味重的老美有兩種稱呼，一是WASP（意為黃蜂），代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也就是白種人的英國及德國（盎格魯-撒克遜）後裔，基督教而非天主教，代表主流中的主流。另一個是red neck（紅頸是戶外曬太陽太多之故），代表鄉野老粗。當然，在林區工作這種人占大多數，但是在總局或分局辦公室工作就不一定了。
我的工作是有關邊坡穩定、擋土牆、橋梁基礎、滑雪場的纜車地基、運材重卡車的路面工程，還有工程地質探勘等。因為有工程研究的經驗及博士學位，所以剛一入門也負責研究工作。兩篇論文被接受，到荷蘭及英國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去發表，按規定必須持美國聯邦政府官員護照。我穿著牛仔褲在比利時入境，臉上掛著稚氣，英文有口音，面孔是黃的，引起海關人員的疑心，怎麼會有這種美國官兒？但又看不出任何破綻。於是我向他們解釋，還拿出國際會議的邀請函，才算過關。在歐洲，學成很難找個正式工作，只能開中國餐館（還得會講溫州話）。但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歸化的外國佬甚至可做到像基辛吉那樣的國務卿，就是我們的宰相。
贏過鄭愁予
我在大城市出生及長大，第一次接觸到森林是念台北國語實小低年級，老師要我們用「偶爾」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森林裡忽然跑出一隻大偶爾來。」大概是聯想到玩偶及熊。
高中以後加入「台灣省山岳會」及救國團的「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大一暑假隨後者組隊攀登大霸尖山，隊中有些基隆港務局的職員，年齡較長，經驗足，口袋深，登山裝備很高級。其中有位約三十歲左右的鄭文韜，長相英俊，用鄭愁予的筆名寫詩。那時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小蘿蔔頭，也沒瞄一眼交談過。入山幾天後連日大雨，溪水暴漲，糧食不夠，吸血螞蝗附身 （要用燃著的香菸燒退）。大隊決定撤返，只選五人去攀登大霸尖山。那當然是年齡較長，裝備精良的鄭愁予等五人了。
許多年後，愁予與梅香夫妻和我成為朋友，由美國來台北住過我家，我替他張羅出版社及各大學演講事宜。有次友人聚會時他對大家說：「我們同一隊爬大壩尖山，我上去了，夏烈沒上去。」我趕緊說：「愁予，爬山你贏了我，但是幸好我的詩寫得比你好！」他說：「可以，夏烈，你手下功夫比我強，我腳下功夫比你強。」
所以，從未寫過，現在要開始學習寫詩了，以追上（及超過）鄭愁予達達的馬蹄。
林中伐木人
人們一般認為國家森林局的局長一定是森林系或植物系出身，不然也是資源或環保有關科系畢業，但我任職時總局局長是土木工程師。為什麼？因為主要的工作是開建運材道路到森林中，讓得標的木材公司將伐下的樹木運出來。美國的房屋多是單棟的木屋，不是鋼筋水泥，需木材量極大。運材路總長竟是州際公路的8倍。山路地形險峻，一輛運材卡車載滿重後相當40輛小轎車的重量，所以運材山路的設計及施工要比平地道路複雜得多。但這也是為人詬病之處──為什麼國家森林局專為有錢、在國會遊說活動有人、交大筆稅的木材公司或造紙公司著想？環境及資源保護呢？所以有環保組織「賽拉俱樂部」（Sierra Club，加州賽拉山區盛產木材）出來對抗。我的工作是林地的各種工程設計及施工，所以是站在木材公司「不仁」的這一邊。此外，住在森林小鎮的居民也常不喜歡我們，因為森林局管到這些標榜自由的山野居民，薪酬收入更遠高於他們所得。我有一次晚間開有森林局標記的淺綠色公務車入小山鎮，被人用爛泥擊中車身。
除了工程以外，還要負責撲滅森林火災的工作，森林局的總預算有將近一半用在夏季森林救火。所以我們也經過救火訓練。這並不是每人都像消防員一樣去噴水或打火，我的訓練是使用電腦在火場做地質工程的支援工作。因為森林大火燃燒多日，火場涵蓋面積極大，所以需要各種專業人員的支援。森林救火員有許多許多加班費，火災季節工作幾個月，就可暢玩起其他月分，或另外找份工養家。伐木工人相同，是十大最危險工作的榜首，每年每10萬名伐木人有100名因工作死亡。據美國勞工部統計，是一般工人因工死亡率的26倍，超過小飛機駕駛員、高壓線電工、高樓鋼架工、阿拉斯加捕蟹人，及屋頂修理工。（按：勞工部長曾是出身再興小學的趙曉蘭，現任交通運輸部長。）然而伐木人並不受人重視，嚴格說來，只有一部電影《永不讓步》（Sometimes a Great Notion或Never Give an Inch，保羅紐曼主演）是以伐木為背景。原因很簡單：沒有幾個人曾進入森林看到伐木。對我來說，最能將森林與電影連在一起的是《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片中一場「斑鳩對決」（Dueling Banjo）更是經典戲作，藝術性極高，觀後迴腸蕩氣。原著是James Dickey所寫，入選上一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的第42名。記得片中主角在穿過層層密林後，停下，喘氣，在搖動的樹葉陰影及陽光下說：「有時你要失掉你自己，才能找回你自己。」是嗎？
洲際飛彈工地不得去
我們常要入森林查看工地及做探勘工作，運材道路只為運木材，伐光運完後路常就廢棄，所以有不少路面只鋪碎石，連柏油都不上，就是為了省錢及施工快。因為有道路工程經驗，所以我與高速公路機構或顧問工程公司來往也不少。1980年代美蘇冷戰，美國研發某種洲際彈道飛彈，有一方案是不用固定的發射基地，而是使用日夜不斷繞行的巨型車輛載飛彈，也就是活動的發射裝置，而且每20輛運彈巨型車中只有一輛載有核子彈頭，其他都是虛張聲勢。如此，蘇聯必須要將二十輛真假運彈巨車都摧毀才能達成目的，也就是摧毀困難了二十倍。這些車路都是碎石路，我被邀請做顧問，訂好了幾天去那兩個州的工地做實勘，有各種專家一齊會合，兼帶開聯席會議。但行前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有兩人不能去：一位是英國人專家，因為他不是美國公民；另一個是我，因為出生不是美國人，歸化美籍的不准去核彈工地——這是可以了解的。後來此方案也未被採納。
美國承認中國大陸後，我深知中華民國處境改變，以私人身分來台灣，與山地農牧局、林務局及國道高速公路公路局做了不少交流，建立友誼，也被邀參加國建會，及成為高速公路局的外籍工程顧問。台大土木系的侯教授有一次邀我來台主持「亞澳道路工程會議」的某一階段，因為缺少能以流利英語主持會議的人，我也很高興，向國家森林局申請獲准。沒想到森林局為我申請官員護照時接到國務院的一封信，言明美國聯邦政府規定不得以官員身分前往台灣，另加註一條：「夏博士如以私人身分前往，也觸犯規定。」如此，沒心去抗爭，掀起軒波，因為我是單純實際的工程人員，不是政客、男模或名嘴。其實，自己請假跑來台灣就算了，國務院知道了還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前不久到地下室整理，看到一些與台灣工程單位來往信件，許多的回憶，許多感慨。台灣曾多年鋪紅地毯歡迎美國老大哥，但承認中國大陸時，竟在凌晨三時，將身患糖尿重病的蔣經國總統由睡夢中喚醒，告以6小時後宣布與大陸建交，國際道義由此可見。
「雪鄉」與「江雪」
我自幼接觸美國文化，喜歡美國人的爽朗、開放及誠懇。在森林局那段日子結交了些好友，與他們聊天也很愉快，彼此請到家吃飯，也從他們那兒學到不少美國的習俗、幽默、娛樂及地方特色。他們喜歡我的友善，工程技術判斷，對美國及歐洲的知識及了解。對我說：「你23歲才來美國，但你比生長在這裡的亞洲後裔還美國化（more Americanized）。」
森林或工地是個男人的世界，我們開車入林時，一路談男人的話題，講黃色笑話，唱鄉村西部歌曲，互相開玩笑，要喝純黑咖啡不能加奶糖，因為女性多加奶糖。有時需要在工地露營，暗中帶手槍防身及帶酒消寒。有一次我們看到斜坡上有一隻長相可愛的蜜獾（badger，鼬科動物），車子立刻慢下來停住，四個大男人跑上小坡圍捉那隻獾（捉到又該怎麼辦？），像小孩一樣快樂四面攔圍。還有一次戈登邀我去他工作的林區出差，那個山城多是愛爾蘭後裔，晚上我加入居民舞團跳愛爾蘭舞，也就是今日的大河之舞。晚上回旅館，山路上車燈照到一條蛇過路，竟不是地上滑行，而是弓身90度一聳一聳盤行。我下車撿一枯樹枝在車燈下鬥牠玩到入草叢。我屬蛇，第一次看到蛇直立弓行，不知是否車燈的刺激。這與舊約《創世紀》伊甸園中敘述的蛇行不同。
交到最親近的朋友是肯尼，因為他對東方有興趣，我常對他講述中國與日本的文學、文化與電影。他與丹娜都溫和有禮，不像一般老美一副理直氣壯的氣派，兩個孩子也教養有成，被認為是局裡的模範夫妻。多年後我由台灣回美國，興高采烈的打個電話給他，丹娜接的電話，告訴我他倆已離婚，我沒說什麼。
麥克金恩是工程地質博士，另一位哈佛出身的地質學家柯曲博士是猶太人，喜歡耍大牌，言語刻薄，樹敵不少。我們三人常在我的房間談論美國及歐洲的政治、宗教、音樂、經濟、人種及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的運作。我們與森林局粗獷的工程人種不同，我由這兩位科學家學到不少，成長了許多，也變得更美國化。後來三人都去大學教書——麥克去紐西蘭，我去台灣。
要辭職前不久，戈登又邀我去他所管林場參與一項工程。那是冬季，賽拉山區已然覆雪，我們一路開車進入一片巨大的紅杉木及道格拉斯樅木林，滿目銀白。林中竟有一個小湖，尚未完全結冰，一艘小小的空船孤獨的泊在湖雪中。於是，我由川端康成的「雪鄉」聯想到柳宗元的「江雪」──但是這靜寂的世界並沒有給我禪或佛的感覺。日本文學的特色是風雅、物哀、空寂，然而，巨大的紅杉木或道格拉斯樅木高達300英呎，與東方的細緻截然相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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