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祁立峰/宗教文學與散文的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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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書市觀察】祁立峰/宗教文學與散文的虛實
人文薈萃 【書評•新詩】楊宗翰/藍色的夢
【閱讀•人文】謝宜安/故事與文學史之間

  今日文選

【書市觀察】祁立峰/宗教文學與散文的虛實
祁立峰/聯合報

如果抒情傳統遺留下黃金之心,實則也不容怪被過度抒情性所感染的讀者,將這些作品與作者人格或信仰百分百融合。且我以為更內裡的勾連是某種宗教性的號召……

淡淡的反思與諄諄的告誡

年初乍聞散文家林清玄逝世的消息,意外的是同溫層卻不見太多聲量議論此事,這某程度寄寓了林清玄的兩極評價。林的書在當年可是本本暢銷,列階心靈導師門牆,譬若《紫色菩提》、《身心安頓》等小故事小格言之作,我老家書櫃不知誰購、卻都能擺上一本。其後因外遇醜聞爆發而淡出台灣文壇,即便我教的國文課本仍選錄其作品,且其依舊筆耕不輟,但不知何故對我們這個世代來說,林清玄就宛如遙遠的、懷念《金曲龍虎榜》上的名字了。

我們如今將林清玄、劉墉此類風格的文字視為心靈雞湯,在林潛心學佛修禪之後,其文風更轉向佛理體貼或佛經闡釋,被稱之為宗教文學。說起來宗教文學起源甚早,早在六朝時佛教傳入,士人就開始寫所謂「遊寺詩」,一方面鐫刻清曠山水或宮闈之內的富麗描摹,另一方面感受佛寺古剎和梵音唄頌的無量願力。文學史論者認為這是六朝貴族的小聰明,信佛追求的是來世的福報,但宮體描繪出現世的享樂。就這般雙重標準來看,當初因外遇醜聞而怒叱林清玄的讀者粉絲,其實也不至如此怒搞搞氣噗噗。

我覺得林清玄式文字風格,之所以在過去造成轟動,其實就是那個年代流行的《讀者文摘》或「家庭副刊」風格。也不是現代主義式疊床架屋盤根錯節的帝俄小說,也不是擅專虛構裝置身世記憶的大河小說,首先是這些故事極白話,極日常,都是些生活起居得見的小事,但正是因為這些家常嫻熟的鄰家故事,能讓更多數的讀者同情共感。再來就是這些故事末尾帶出教訓與格言,淡淡的反思與諄諄的告誡。

其實如果認真考索,這樣的格言譜系一直未曾斷絕,且往往是暢銷的保障。只是不同時代對警句有不同的需求,長輩圖裡的警句總是這般溫暖常談——「顫抖過寒冷的人,才會體會太陽的溫暖」;至於新世代IG圖文集則追求恬淡靜好的文青況味——「如果你不開心整整一分鐘,生命就失去了六十秒的快樂」。

那古老的文心,黃金之心

我雖並不嗜讀此類作品,但以上也無指摘之意。每個時代的人們都難免經歷物色世界的紛紜撩擾,波瀾起伏,那麼這般舉重若輕的文字,就如同籤詩如同幸運曲奇,掰開的一瞬腦內啡分泌,幾秒鐘的歡快輕盈,那也就夠了。文學起源遊戲,無論勵志或厭世,在字裡行間找到情緒歸結,那也就夠了。至於那些現實風聞,只能說政治歸政治,情慾歸情慾,文學歸文學了。

這幾年文壇有了幾次關於抒情散文虛實的論戰,鍾怡雯、黃錦樹和唐捐都為此星火燎原幾回。即便林清玄成名甚早,還不及親歷此役,但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來說,他真可謂是散文虛實辯證的受害者或加害人了。但事實是若將散文全然等同作者,那是太危險飛太遠的聯想,我們如今識見漸長,重讀這些家庭日常生活般的故事格言,就會發現它未必真實,書中那些或嗜玉而傾家蕩產的朋友,或因放縱情慾思春的流浪貓,或日常的見聞俯拾,或佛典裡故事闡述,都可以是作者一時的體貼與發明,亦可視為作者另外一種敘事聲音。

當然,這樣說起來讀者恐怕還未必能全然接受,譬如當年苦苓婚變後前妻出書以復仇;又如當年九把刀別戀後鄉民撕書以洩憤,就算以虛構以幻術著名的小說家,遭遇事變尚且如此,更何況與敘事者密切關聯的散文呢?如果說以虛構超經驗矇騙文學獎尚不可輕恕,那麼以這種大悟大徹作為暢銷典範的作者,其情慾流動又何能容忍呢?黃錦樹這篇收錄在《論嘗試文》的〈文心凋零〉的結論,或許值得我們參照:

「抒情散文以經驗及情感的本真性作為價值支撐,文類的界限就是為了守護它。讀抒情散文不就是為了看到那一絲純真之心、真摰的情感、真誠的抒情自我,它和世界的磨擦或和解。這興許是中國抒情詩遺留下來的基本教養吧,那古老的文心。黃金之心。」

文學也不僅止文學而已

如果抒情傳統遺留下黃金之心,實則也不容怪被過度抒情性所感染的讀者,將這些作品與作者人格或信仰百分百融合。且我以為更內裡的勾連是某種宗教性的號召。君不見某某師父或上人開壇弘法,那也是信徒萬千齊呼感恩讚嘆,那種信眾濟濟萬眾一心的虛擲,就算如今網紅直播主再怎麼抖內邀贊助呼告老鐵可能都沒得比。一旦作品成了一種弘揚教義的載體,那麼文學也不僅止文學而已。

但如果問起我對文學的想法,譬若遊寺詩這樣主題美則美矣,但大抵皈依佛理玄妙,而少了詩歌與現實與情慾的絲纏轇葛。說到底嘛人生在世,即肉身即道場,人之所以為人某程度就在於那些七情六慾、貪嗔癡妄,現世日常不僅有恬淡靜好,也有執迷與耽溺,而將此一切涵攝包攬,聖極俗極,那才真正算是文學的感染力所在,一旦破執愛染,諸行無我,那些字行間的承重難免要淡乎寡味了。

當然,這也不過是我一隅偏見。這幾年書市衰頹,若我們將銷售當作一位作者的聲量與流行,那林清玄無疑在余秋雨、蔣勳、龍應台、張曼娟或九把刀之前,就真正颳起旋風,實實在地影響了上世紀的許多讀者。那些五十萬以上的銷量,可能是吾輩今日難以想像的「影響一代人甚鉅」,即便爾後有些讀者不再捧讀其人散文,有些讀者遭醜聞八卦之累而對作者有了偏見,但又怎能無視其意義價值呢?


  人文薈萃

【書評•新詩】楊宗翰/藍色的夢
楊宗翰/聯合報
《永無止境的現在》書影。(圖/黑眼睛文化提供)

推薦書:隱匿詩集《永無止境的現在》(黑眼睛文化出版)

若說上個世紀六、七○年代,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騎樓擺書攤的周夢蝶是台北十大人文風景;本世紀於淡水河邊開業、和一百多隻貓咪相伴共生的有河BOOK「書店臭臉老闆娘」隱匿(1969-),亦堪稱是新北的十大人文風景,她經營書店有成,讓徹底觀光夜市化、嘈雜喧闐至極的淡水老街區,保留了一方供詩歌與電影容身的小天地。這間蘊藏能量可抵一處文化局的書店,最終因為女主人需要養病,在創設十一載後的2017年宣告永久歇業。幸有四位愛書的護理人員與一位藝術家合力承接,改以療癒暨藝術為主題,在原址新開「無論如河」書店。店主跟選書畢竟是獨立書店的心與腦,今昔「兩河」之間的變與不變,當然值得愛書人關心、文化界追索。隨著書店易主,曾在「有河文化」印行四冊個人詩集、一冊散文、主編兩部玻璃詩選的隱匿,於告別書店一年後,選擇在「黑眼睛文化」出版《永無止境的現在》。當有河BOOK不在/不再,隱匿的詩於今昔之間,又有何變與不變?

猶記得首部詩集《自由肉體》中,那首寫給書店的動人情詩〈我想我會甘心過這樣的日子〉:「有一間書店,緊臨著河岸邊/我為祂,守候著時間/守候每個季節的水鳥/守候泥穴裡沉睡的蟹」。我以為書店之於詩人,既是窺探紅塵之眼,亦為生命情調的復現:「我花了十一年的時間/終於將它打造成/一座監牢//現在我醒了/從那個藍色的夢中/帶回七彩的寶石/好用來裝飾我的/下一個監牢」(〈藍色的夢〉)。她在第三部詩集《冤獄》中便寫道:「儘管戴著手銬與腳鐐/詩是我找到的唯一一扇/通往自由的門」(〈我的詩〉),可見唯有詩能領人逃獄,通往自由。但果真能夠逃向「自由」嗎?因為就算回到自己的家,詩人也僅能「為這小小的地盤加上/一道又一道的鎖」,連「自由」二字於此都宛如牢籠,甚且「籠子上面還有個把手/可以提起來觀賞/逗弄」(〈地盤〉)。抑或牢籠根本就設在天地之間,生而為人,不必抱歉,接受便是:「那都已經無所謂了/因為此時此刻/再度為我/敞開了牢門//但我卻選擇了/留下來」(〈永無止境的現在〉)。所以她寫街友、寫病友、寫醫生、寫博愛座、寫遺失的傘、寫網紅作家時,總有一種看透生命無常、無奈與無謂之感。但詩人從來就不想尋求超脫逸出,反倒隨年歲更加體會「無論如何閃避/我都在這裡面」,她明瞭「在這個/擁擠又疏離的世界上/肉體和自我/都可能無法消滅」(〈原因〉)。我以為隱匿並不是厭世系詩人,她只是看得太明白、想得太徹底,仍在手術治療、書店歇業、貓群離散中進行「艱難又漫長的告別」(〈回診〉)

淡水八里一帶,向來能詩者眾。除了隱匿,還有席慕蓉、陳義芝、羅任玲、顏艾琳、吳岱穎、凌性傑、廖亮羽……多數皆非原生於斯,而是中年後移居而至。看訪問稿得知隱匿不日將遷居南方,遂想到她那首〈曾經有河〉:「曾經有河/曾經有貓//曾經觀音的側臉/是我的/世界的盡頭//但我已離開了/那個永遠/無法離開的地方」。沒有河,還有詩,無論身在何處,藍色的夢終究不會歇業。


【閱讀•人文】謝宜安/故事與文學史之間
謝宜安/聯合報
《百年降生:臺灣文學故事1900-2000》(圖/聯經提供)

推薦書:《百年降生:臺灣文學故事1900-2000》(聯經出版)

近年來,關於台灣文學/台灣史的非虛構集體寫作很多,例如《終戰那一天》、「拾藏」計畫,以及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百年降生》。此一熱潮,顯示了台灣文學建制化二十年的成果。《百年降生》所敘述的一九○○到二○○○這一百年,正是「台灣文學」的意識,在漫長的壓迫中抬頭的歷程。可以說,台灣文學花了百年才終於培育出這批作者,回頭書寫它的百年身世。

此書以年代為引,寫「一百年,一百個故事」。一九四九年以前,由陳允元、盛浩偉、何敬堯、楊傑銘四位作者執筆;戰後,則由另八位作者接力。這正是此書優異之處,各作者帶著自己的學術興趣進入文學史,分別淘挖出不同的面向。無論是日治的現代主義詩學、在台日人漢文學,或是戰後的戲劇、原住民文學、馬華文學等,都包含在同一個百年之中。

但「一百年,一百個故事。」對作者們來說,也充滿限制。

台灣的新文學始自一九二○年代,在這之前居於主流的是古典文學。然而古典文學並非台灣文學領域所著重的中心,因此〈一九○二〉、〈一九○三〉,作者們寫的並非該年文學大事,而是作家謝春木、朱點人的出生。但這麼做會使依時序閱讀的讀者陷入混亂,他們才進入二十世紀,就已跳到作家活躍的二十年後。然而也有作者能自同樣模式開出新意:〈一九一二〉雖從該年出生的詩人饒正太郎切入,卻因提及詩人後來與同世代詩人發行的詩刊,而回頭放大了「一九一二年生」的意義。

面對戰前的空白,另一個平庸的作答方式是,挑選該年發表的作品略述其梗概,如〈一九○九〉、〈一九一八〉兩篇。但〈一九一三〉一篇並不滿足於此,它從《夢界叢書》的出版,拉出舊時代文人的終結,格局宏大。

扣年代扣得最別樹一格的,分別是〈一九一五〉和〈一九二三〉。前者將西來庵事件留下的弔詭空白問題化,後者從關東大地震上野大佛掉落的頭,談到台灣小說中「首與體」分離的殖民難題,最後又收回大佛融成武器的身體,「頭」與「身體」的意象用得淋漓盡致。即便篇幅短小,條件嚴苛,優異的作者們也能華麗轉身。

相對於戰前多以「一個人一件事」為主軸,戰後的作者常有概括當年數起重要事件的企圖——或者說,包袱。即便是描述一人一事者,也會著重其文學史意義,使得後半本基調比前半本更硬,定位也變得逐漸模糊:它想呈現的究竟是「故事」,還是「文學史」?〈一九九二〉概述「後殖民」討論,以簡馭繁,但這算是「故事」嗎?「故事」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整體來說,本書不乏優秀的篇章,例如談原住民正名的〈一九九四〉,就是我戰後最喜歡的一篇。但也存在體例不統一的問題,令人對「年」跟「故事」的定義心生質疑。這或許是集體創作必然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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