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花 是多麼的香
秋天的月 是多麼的亮
少年的我 是多麼快樂
美麗的她 不知怎麼樣？
這是五○年代收音機裡經常播放的一首歌，由梁萍主唱，一九三六年底，從基隆碼頭坐車到台北，一進寧波西街的家，本來一直哭著的我，聽到屋裡有人唱歌，立即停止哭聲，好奇地尋找唱歌的人在哪裡，除了帶我到家的爸爸，和有些陌生的母親，還有一個幾乎我不認得的姊姊，家裡再沒有別人，後來母親告訴我，那是收音機播放的歌聲……什麼叫收音機，我是從崑山鄉下來的孩子，什麼都不知道，全家人大笑，笑我這個小土包子。
以後幾年，就跟著媽媽一直聽收音機播放出來的歌，從周璇的〈鳳凰于飛〉、〈高崗上〉，白光〈假正經〉、〈我等著你回來〉，龔秋霞〈秋水伊人〉，姚莉〈玫瑰玫瑰我愛你〉、〈蘇州河邊〉（和姚敏合唱），一九四九年之前，兩岸尚未隔絕，所有上海的電影，上海的流行歌曲，整天都在電影院和收音機不停上映和播放，直到十月一日，兩岸因毛澤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一切隔絕，但周璇、白光和姚莉的歌仍在台灣大街小巷每家的收音機裡不停播放，因為大多數三○年代的歌星全都到了香港，成為當時國人心目中的自由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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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代離我們多麼遙遠，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那也是我從小毛頭進入青春的年代──從十三到二十二歲，進女師附小，越過新莊中學到育英高中畢業，一點也不錯，五○年代結尾的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慘淡、苦惱的一年。我正在為大專聯考衝刺，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放榜，名落孫山的我，竟然同一天，我的小說〈榜上〉在林海音先生編的《聯合副刊》上全版刊出，對於我，真是悲喜交集的一天。
二十二歲應當是大學畢業的年齡，為何我二十二歲才要參加大專聯考？是的，十歲時我還是個文盲，爸爸將我從崑山鄉下接來台北，進小學比別的小孩子遲了四年，所以，我的人生做什麼都比他人遲了四年，不管小學、中學或後來進了軍校，我的同學幾乎都是民國三十年前後出生，只有我，生於民國二十六年，同樣誕生於二十六年的白先勇，已經在台大和同學商議合辦《現代文學》，我卻還是一個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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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過頭想五○年代的往事，真有些像在說夢。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台北街頭行人稀少，汽、機車難得見到一部兩部，大多數人都靠自己一雙腿，所謂11路是也；交通工具還在黃包車階段──黃包車，就是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拉著一部僅有兩個輪子的車子，上有座位可供一至二人入座，而車費若干，由坐車的人報出地點，再由拉車的人說出一個價碼，客人還可殺價，直到出現雙方同意的金額，客人才上車，於是黃包車伕向前奔跑，到達目的地，車伕必已滿頭大汗，這也是為何「黃包車伕」的頸間永遠掛著毛巾一條。
黃包車亦稱人力車，直到民國四十一（一九五二）年，政府全面提倡三輪車替代人拉的黃包車，讓看起來極不人道的畫面不再出現街頭。
五○年代，台北市只有六十多萬人，入夜後一片蛙鳴。作家周嘯虹，就寫過一篇〈信義路的蛙鳴〉，他說，當時他服務的陸軍總部營房，就在信義路、上海路（現在改成林森北路）附近，晚上和同伴走路到延平區迪化街的永樂戲院看顧正秋、胡少安、張正芬的平劇，要穿過一片稻田，聽到的總是此起彼落的蛙鳴；彼時台北比較熱鬧的只有西門町和東門町，東門町從信義路到新生南路，再往東就荒涼了，而且，五○年代的台北，全是砂石路，鋪有柏油的只有中山南北路，總統府附近的重慶南路、博愛路、衡陽路和延平南路，所以每到下午四時，台北市政府就會派出灑水車，以免馬路上塵土飛揚。
五○年代初的台灣，國共內戰剛結束，大人們談論著的都是驚慌逃難的故事，還有年前從上海出發的太平輪在舟山群島與貨輪建元號相撞，死了一千多人，更讓許多人驚魂未定。特別是外省人，剛從大陸各省，紛紛逃難來台，幾乎一無所有，公教人員尚有宿舍可住，軍人也有眷村，一般人只好租房子或沿著中華路鐵道兩旁，蓋間違章建築，能遮風擋雨過日子，已屬萬幸。於是一切從頭開始，擺個小攤，或沿街叫賣，無非只為討生活。所以衣食住行，都只能簡簡陋陋，好在寶島四季如春，氣候溫和，一年到頭，有件襯衫或加件外套就可打發日子。克難年代，凡事克難，連娛樂，只要拿起廚房的鍋碗瓢盆，敲敲打打，就可充作樂器，戲稱「克難樂隊」。反正那年頭，你窮我窮大家都窮，窮有窮的快樂，所謂「窮快樂」，拉個胡琴，哼兩句〈三娘教子〉或〈四郎探母〉，再有清茶一杯，坐在藤椅上看看報紙、讀讀副刊上的小品、隨筆，日子倒也愜意。而小朋友沒有玩具，仍然有他們頑皮的玩法，騎馬打仗之外，還有踢毽子、跳房子，幾根橡皮筋綁在一起，也可玩出許多花樣。那時多數人都住日式榻榻米房子，於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只要有一條棉被，就能玩遊戲——四位小朋友壓住棉被四角，把另一小朋友當作鬼壓在棉被中央不准他出來，而棉被中央的鬼，想盡辦法掙脫出來，四個角落一旦有縫隙，讓鬼鑽了出來，那失守一方角落的小朋友就要變成鬼，讓大家重新壓在棉被中央，如此周而復始，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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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年代，什麼都少，就是孩子多；每家都有三個五個小蘿蔔頭，八個十個也不稀奇，大寶、二寶、三寶、四寶，一路可以叫到十寶，啊，真是搞不懂，為何越窮的年代，大家越會生孩子？尤其大陸天寒地凍，一到台灣，春暖花開，許多張媽媽王媽媽李媽媽聚在一起，互相抱怨，台灣什麼鬼天氣，怎麼隨便一碰孩子就生不停，那時候也沒聽過有什麼保險套，反正孩子一個個生下來。弄到後來，政府的衛生單位趕快跑出來大肆宣傳：兩個孩子恰恰好，意謂生多了，家庭負擔重，國家也吃不消。每個國小添桌添椅都來不及，像西門國小，學生數目居然接近一萬人，消費人口太多，國家生產力跟不上，只好大力提倡節育。
五○年代台灣樓房稀少，只有位於衡陽路和博愛路附近的「國貨公司」是七層樓；而僅有的兩家觀光飯店──中山北路的「國賓」和德惠街上的「統一」──「統一」還是靠菲律賓華僑莊清泉出資興建的。由於「國貨公司」樓高七層，在當時的台灣，一般人都認為這就是世界上人們所稱的「摩天大樓」了，所以引來中南部人特地坐了八、九小時火車，就是要到台北來一睹這棟稀奇的大樓，何況百貨公司還有電梯，坐著電梯可以上上下下，對五○年代的人來說，這是頗為嘖嘖稱奇之事！
台灣第一台電視出現，要遲至一九六二年十月，所以五○年代還沒有電視。一般家庭也買不起冰箱，家家戶戶飯菜都放在廚房或門邊一張桌子，用一個簡陋罩子罩著，有家人或朋友進門，打開罩子就吃起飯來，小孩通常還上不了桌，端著飯碗，坐在門口，是經常看得到的普遍現象。
那時還不講什麼隱私權，多數人家大門經常開著，朋友想到誰家，只要在門外大聲喊叫想見人的名字，人就進來了。碰上吃飯時間，很自然就坐下來一起吃飯。五○年代單身人口多，結婚不容易，一旦誰結了婚，似乎有義務供人吃飯，單身漢一到，主人家立即加碗加筷子，就算沒什麼菜拿得出來，至少也要下碗麵或包個餃子，不然，供應一盤蛋炒飯總是有的。
窮是窮，那卻是個人情味十足的社會，真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而今不同了，已有人將後面那句悄悄改成「出門靠合約」。
五○年代沒有瓦斯爐，電鍋也尚未出現，燒飯用木炭或煤球，用火煮飯，一不小心，就燒焦了，以前的飯會有鍋巴，現在電鍋煮飯，想吃鍋巴，也沒有了。
說到洗澡，回想起來，那時我們只是用一大壺開水倒在木桶裡，擦擦身而已，想要泡澡，也只能買個大木桶，在水裡蹲一下，如此而已；如今熱水龍頭一開，隨時可躺在浴缸裡，啊，真是天上人間啊！
街上閃過一部汽車，在五○年代，人們眼睛會一亮，心想，什麼時候，若能有機會，搭上有錢人家的少爺小姐，可以坐上他們的車，兜兜風，多快樂啊！二層或三層樓以上的西式洋房，在五○年代也屬稀有物，看在當時貧窮的我們眼裡，日式房屋住久了，毫無隱私生活，紙門一拉別人就進來了，你在屋內發出任何聲音，隔壁聽得清清楚楚，於是日日夜夜想啊，想一戶有牆有壁的房屋，最好是樓房，如果能有電梯更好，上上下下，不用自己爬樓梯，人就進了自己家門。六、七十年後，所有當年想啊想的美夢如今都已實現了，現在的台灣，從南到北，任何地方高樓大廈處處，不要說七層樓，就是十七層和七十層也不稀奇，還有一○一層的世界級摩天大樓，早已不是新聞，而我自己三十年前就住進有電梯的大樓，說來，我年輕時候的美夢都已成真，如今的我，快樂嗎？幸福嗎？當我這樣自問，為何反而覺得五○年代的窮快樂，精神上似乎比現在還飽滿，更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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