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最新的一本書是聯經公司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這本書印行於2017年12月，問世已一年多了。但是「凡未讀過的書都是新書」，一本有特色的好書，什麼時候讀都不嫌遲，所幸我讀了。
本書特色之一是，許先生沒把自己學者的「眼界」放得太高，他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裡的「中國人」，不是僅指向世族大家，或財富多、學問大的人，而是「偏愛」一般庶人，討論的是常民的衣食住行禮儀信仰，你我都在其中。
特色之二是，許先生書裡談的事固然雅俗共賞，而文字更是老嫗能解，「常民」讀來也不吃力，可以幫助中國人了解自己，這是在一般「學術著作」中不太容易看到的。
本書還有一項重要突出之處，就是許先生不僅不是以一位學者的身分對中國人發言，甚至他也不忘替西方著想。他認為西方文化所主導的現代文明，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分割」，今天已經陷於危機之中；而中國文化則以人為主體，人與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國文化的特色，能匡救現代文明的困難。
另一位史學大家、同為中研院院士的余英時先生，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寫「推薦書」，他表示，「顧炎武曾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時又是一部『救世』之作。」
許院士常寫與人不一樣的書，譬如2006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開展與轉折》，就不像一般歷史書，多側重說明朝代的更迭，帝王的上下，將軍的征伐，宦官和外戚的弄權，以及「天朝」與「異族」的分合關係等等。《萬古江河》似乎刻意矯正此弊，他以人為歷史中心，以文化不斷擴張來解釋中國歷史。他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的自然地理，中國秩序的發展與重組，生活資源與生活方式，經濟與科技的演進，文學與藝術，宗教與信仰，以及中國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融合過程中，如何相互補強，共同發展前進。
《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書影。（圖/聯經提供）
《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書影。（圖/聯經提供）
許院士雖已功成名就，健康也不太好，有各種理由安逸度日，但他仍勤奮得像一名研究生，聯經公司不久又要出版他的一本新作《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距離他上一本書《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相隔只有一年四個月。
對許院士來說，這部書既是他客居生涯的回憶錄，也是一本剖析美國社會病理的診斷報告。生動述說美國社會與政治體制為何一步步走向衰敗，來回答所有與他有類似經歷的留美華人共同的關切與疑問。
言為心聲，許先生心中念念不忘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以及大格局的世界文明，他的同儕和他的讀者普遍認為，他是一位有「家國天下情懷」的中國文人。
這可能與許先生的身世有關。他幼小即在國家外侮內亂中顛沛流離，來台後才稍能安穩讀書，後來又離鄉背井去美深造，回國後在台大任教，在中研院研究。以後雖然較長時期在美國教書，但他念念不忘台灣，常回台灣講學，也去大陸客座。他協助「蔣經國基金會」向全世界推展漢學研究，他幫助政大進行一個大型的「形塑中國」的研究計畫，目標在「界定自己，走向現代，融入世界。」
他和沈君山教授共同開辦「浩然營」，選拔兩岸三地青年菁英，在世界各地「設營紮寨」，每次講習四星期，希望經過這些青年領袖的思想融合，進而能融合整個中國。1990年第一屆浩然營在美國加州開課，兩岸三地學員共三十人，台灣方面包括馬英九和陳定南。
他關切和協助政府處理「陳文成事件」。他的學術地位和公正性，有助於陳案有較好的結束。
當「228事件」還是一項禁忌的話題時，1987年2月26日許先生在《聯合報》發表〈化解228的悲劇〉一文，直指政府應特設查證委員會，釐清責任，並釋放在繫人犯，結束歷史悲劇。第二年，1988年的2月27日，許院士在聯合報再發表文章〈又是二二八了〉，提醒執政當局要儘快善後。終於，政府在1995年2月28日發表調查報告，正式向不幸受難者道歉，並立碑紀念，希望能撫平不幸的歷史傷痕。
很多人都知道，許院士出生時身體四肢就有不方便，但他毅力驚人，一一克服，不僅進入學術殿堂，著作等身，更幾乎是全神貫注的關懷國家社會問題。握筆雖然困難，卻一個字一個字的「爬格子」，透過報章發表意見。這樣的人，性格當然是很堅強的。但許院士雖有「冷靜的腦」，卻更有「溫暖的心」。在與他四十多年編者與作者的交往中，我至少看到他流過三次眼淚。
許先生2001年回國定居，在中研院附近購置公寓之前，先在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租屋居住，樓下有一日式餐店，有一次我們在那裡小聚，他歡喜講歷史故事，我歡喜聽。抗戰時，許府逃難到重慶，住在嘉陵江邊。某日有運兵船沿江而來，許院士令堂把他放在門前石獅子上坐著，她自己忙進忙出的燒開水、提開水給那些年輕的軍人解渴。「母親心疼又著急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她提著一大壺開水，忽然跟我說，『這些孩子，可能一去就回不來了。』說完她就哭了。」我眼前已過中年的許院士，也毫不掩飾的淚流滿臉。
為了慶祝2005年抗日勝利六十年，大陸中央電視台早兩年就開始籌拍大型文獻紀錄片「抗戰」。一位參與製作的朋友從北京打電話問我，怎樣可以聯繫上許倬雲教授。我說巧得很，他正在北大講學。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們錄影訪談時，許院士回想抗戰期間，多少將士的捐軀，多少百姓的流離，泣不成聲。許院士回到台灣，在萬芳醫院休養，我去看他，他跟我談到紀錄片的事。八年國殤，重上心頭，他一面說一面飲泣。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我因為報館工作上的關係，有幸與很多學者來往，包括台大歷史系的張忠棟教授。他1990年因肝癌在台大醫院開刀的第二天，我就去探望他。他後來因為政治理念的關係，與朋友有些疏離，但我們仍然維持往來。1999年盛夏六月，與許院士共同參加一項餐會。餐後我要開車送他回家，他說，「我們一起先去醫院看看忠棟吧！」到了台大醫院一間單人病房，張教授躺在床上，蓋上被子，腹部生水，肚子挺得很大，臉上戴著氧氣罩，已不能言語，他的公子一旁侍立。許院士問張教授：「還認得我們嗎？」他點點頭。我們說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安慰話，黯然而退。
離開病房，走到走廊上，許先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們有師兄弟的情誼。「是我在台大歷史系主任時，送忠棟出國深造的。」幾天之後，張教授走了。
國家、親人和朋友的情愛，永遠擱在許先生心裡最重要的位置。
許院士因為研究和講學的關係，常常來往於匹茲堡和台北之間。2010年，他忽然惹上官司，從那時起就沒有回台灣。去年三月原告病故，官司應可結案，我問許院士：「可以回來了吧？」他表示官司早已和解，但他在兩度脊椎大手術後，健康迅速退步，涉訟時已經不能回來；現在他起坐都不方便，醫生嚴令：不准他坐飛機，回台灣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許倬雲院士是一位歷史學家，眼觀十萬八千里，耳聽上下五千年；但是他的心，一定是放在台灣，現在及未來的台灣；放在中國，現在及未來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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