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他幾次說起「願望」的時候，就算與你對坐，他都會突然失焦似的望著遠方，眼睛煥發出奇異的神彩，那種表情十分有趣。我想知道，他心中的願望究竟有多少，又有多大？……
在報上看到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過世消息，一整天陷入沉重的思緒中。第二天早上，黃碧端先生來信，問我知道此消息否，並說劉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文化人；我即回信，也感嘆劉先生過世，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損失。
損失了什麼？損失了有願望的人。我們社會需要有願望，並且願意為他的願望付出一切的人。
提起劉先生，令人不由得想起《聯合報》的王惕吾先生與《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當然劉先生比兩位年輕許多，三位基本上都是很有胸襟的文化人。他們都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容人，對人都禮貌客氣的不得了，言談舉止，洵洵然有古風。他們見到人才，都發自內心的歡喜，假如對方是同輩，一定設法幫助他，讓他有所成就，如是晚輩，一定想盡辦法提拔他，完全不問對方成就了是不是讓自己用得上，而最後結果，往往受他益的人，連「認」都不太認這筆帳，他們不但不以為忤，而且都還有點甘之若飴的樣子。
我認識劉先生較晚，大約1984年寒假前，故友周鳳五遇到我，問我有沒有空去三民書局幫忙編辭典，我說我對整理資料的事不感興趣，他說沒問你有沒有興趣，是人家弄到火燒眉毛了，就是要你提水桶去救火呀，後來我就跟他去，同行好像還有何寄澎。
一到重慶南路的三民的三樓，編輯部好大，擺滿了桌子，每張桌子都有人，大約有三四十位先生，年紀都比我們要大，都是師大、政大有名師身分的人，大部分我不認識，他們伏案疾書，沒人抬頭理我們。原來劉先生發願自己編一套《大辭典》，以取代市面行之有年的《辭海》、《辭源》，那些辭書都是民初在大陸編的，顯然已不合時代的需要了。見了劉先生，寒暄一陣就紛紛「落座」幹活，分給我們的工作是厚厚一疊寫好的詞條，要我們檢查寫的是否正確，有時要查書，查到錯要改，編輯部也有許多中外的書籍可用。
去了幾次，才知道劉先生除了編《大辭典》之外，還有一個「宏圖」，他要自己鑄鉛字，要用自己鑄的字來印這部大書，而鑄鉛字要有銅模，光是銅他就買了七十多噸，還不算得買極有消耗量的鉛。鑄字模前須把要鑄的字一個個放大寫好，再反縮成印刷用字，光是請專家寫那些字，得開銷多少？還要楷體、宋體的各各不同，寫字、鑄字都需專家，也需用大量的人力，我當時覺得，人不是發了癡，是不會做這些事的。
一次聽人問他，市面有現成的鉛字可用，幹嘛要鑄新字呢。他說台灣市面所有的鉛字，其實是靠日本人的銅模灌的，日本人寫漢字常出錯，連帶使得用他們銅模灌的鉛字也常出錯，譬如「步」這個字，日本的寫法下面是個少字，其他使用步為偏旁或聲符的字如「涉」、「陟」、「蘋」、「頻」都受到影響，也都成為錯字了，這只一個例子而已，其他尚多，台灣用的鉛字雖然是為台灣特製的，卻也會錯亂。他說的都是實情，但台灣以前窮，後來又百業騰興，根本沒人會注意到這類的事，注意到又怎麼樣？寫錯印錯一個字，總不至影響民命國脈吧。
我覺得他對漢字形體完整與美的癡迷，是一種人格特質反映，這種人格特質，又與他的教養以及信念有關。他曾說他經營書店是個生意人，而他的生意是在服務知識。照他說來，他一生都在生意圈中打轉，他當然有生意人的精明，但他從來不把這股精明用在讀書人的面前。
《大辭典》出了，號稱中文書有史以來印得最精美的辭書，全部採用聖經紙燙金之外，為了要求品質，還特別花了巨資到國外去印刷，出版後得了幾個最大的獎項，包括出版業最高的金鼎獎。但推出後連銷路平平都算不上，我奇怪這麼大套書，一套三巨冊，不要印多，光五千套就絕對汗牛充棟的了，賣不出，得有個體育館式的倉庫堆放，不知三民有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當年我在淡江教書，課餘還參與了《新辭典》與《學典》的編輯，跟劉先生逐漸混熟了些，一次兩人閒談，提出編一套新的「三民叢刊」的構想，他聽了立即答應，並請我主持。他說早年他曾仿效商務的「人人文庫」，出過一系列的「三民文庫」過，採取小開本的設計，便於攜帶與閱讀，但他說三民一直把出版的重心放在大學教科書上，沒好好經營這套文庫，現在可以藉叢刊「再」做起來，算是達成他另個願望了，言起不禁興奮的笑了起來。
我聽他幾次說起「願望」的時候，就算與你對坐，他都會突然失焦似的望著遠方，眼睛煥發出奇異的神彩，那種表情十分有趣。我想知道，他心中的願望究竟有多少，又有多大？我想起十五歲的王陽明站在居庸關上，慨然立下「經略四方之志」的樣子，又想起梁啟超的詩句：「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很多人的一生志向，都是很小時所立下的，劉先生的少年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很想知道。
一次談話，提到他是江蘇南通人，我便說南通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呀，依我所知，清末狀元張季直就是南通人，我正想問更多，不巧他有事外出，臨行他說，其實是個窮地方呀，言下故鄉對他的成長沒太大的關係。
雜事很多，我每次到三民都匆匆，幸好「三民叢刊」推出後，一般反應很不錯，不論開本與美編都投下重心，很多人看了都說「不像」三民出的書。一次聯合報選好書，每月只選三本，三本中竟然有兩本是叢刊的書。我心裡想這樣不負劉先生所「願」了吧，想去找他，他卻又因事出國了，隔了一個多月才回來，以後也沒再談這事。
叢刊主編的事我只做了兩年，後來因其他原因沒做了，三民編輯部又搬到復興北路，離我家與台大都太遠，也就很少去了，與劉先生「論交」，也逐漸淡了下來，那是1992年之後的事。
我記得之前1989年的某一天，他突然來我家，問我有沒空陪他出去走一趟，並開玩笑的要跟我內人「請假」，我當天沒事，就跟他出去。
我們坐上一部計程車，開到一個叫安坑的地方，當時那地方很荒涼，路上房屋不多。車停在一個岔路口，旁邊有座貼著灰色瓷磚的大樓，四周有高牆圍著，我問是什麼地方，他不說話只顧笑著領我進去。一進去才知道是一座面積廣大的倉庫，走道兩旁鐵架，堆疊著一層層還裝在箱子裡沒拆封的《大辭典》，看起來，恐怕有幾千部甚至上萬部呢。
我有股強烈又莫名的悲壯感在心中。我是在《大辭典》最後幾個月加入「救火隊」的，他們的工程早已進行了好多年了，寫詞條的不管寫對寫錯，都按字算錢，擔任校閱的先生，三民是按大學鐘點費計酬的，光是經費要花多少？還沒算那是多少人智慧與心血所凝聚起來的一部辭書，印得精美又堂皇，而今就這樣像出土文物般的在安坑的山坳裡躺著，讓人怎麼想都無法甘心的。
但劉先生東指指西點點，言談之間顯著興奮。我們走到頂樓，那兒可以展目四望，往東可望見新店市區延伸出來的一部分，往南與往西，是高高低低的群山，被高牆圍著的倉庫內側還有大片土地空著，好像可以建成一所學校呢，我問這片土地要做什麼呢？他說也許可以蓋一個全新的印刷廠，就可以如願的印自己想要印的東西了。
他的三民書局與東大出版公司，其實已經印了不少好書了，但他好像並不滿意，他還想把事業做得更大。我問他，你買銅鑄模自己造鉛字，是不是為這願望在做準備呢？他沒正面回答，沉吟了一下說，以前出書，量是夠了，質還是不足的，意思是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呢。
我們在頂樓待了一陣便下來，再次經過兩邊《大辭典》所形成的高牆，我心裡又是一緊。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實全都浪費了，不要兩三年，數位印刷全面興起，再沒人用「活版」印書了，千辛萬苦所鑄的銅模與鉛字，瞬間就變得全無用處。再沒人買卷帙浩繁的辭典了，現在人的觀念是，要記那麼多、了解那麼多幹什麼呢？臨要用時，手機一滑就什麼都出來了呀，字沒人寫了，書也都沒人讀了，這世界不只價值意義，就連形式都被「顛覆」得厲害。
但這麼變是對的、是好的嗎？等到一天當機，或者沒電可用，或者幫我們儲存龐大資料的「雲端」崩塌了，人就一無所憑了，人的心靈就只有再度回到洪荒，小心，可能有這一天的。
這裡說的，都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幾年以來，人類心靈洪荒的危機更亟。我記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就是司馬遷的願望，做不做的成呢？司馬遷自己並不知道，但他的願望使得他超越苦難與困境，變成偉大，也讓他敘述的歷史變成偉大。
劉先生過去了，請記得他是我們時代一個有願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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