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蕩者（flâneur）從波特萊爾的〈現代生活的畫家〉出現，由後世思想家，尤其班雅明的談論中發揚光大，所運用的不僅是文學或思想，甚至已經浸染到更通俗的語境中了。不管採取怎樣的譯名（譬如晃遊、漫遊、浪蕩），比起直譯「無所事事者」，似乎浪漫些。 探讀《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眼光所觸，思想所至，足跡所及，似乎不僅僅是談論，而是以作品實踐他所談論之事，所謂晃遊了。換言之，思考與寫作波特萊爾，就是班雅明的無用之事，是班雅明的晃蕩之路，是他的迷路。閱讀之間，很難不再度聯想起標記起他的土星氣息：「我在土星座下出生。這是一個公轉速度最為緩慢、遲滯、偏離正常軌道的一個行星。」而這本書，即使灌注如此心力，也依舊應證命運，無法為他謀取任何的名利，甚至稍微安心的位置也不行。這強化了我們後世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所謂不合時宜者。
也許就是這份不合時宜感與自感，得以在超越時空辨認出族類，完整接承下來彼此的那份寂寞（是以，先行者是能感受到未來者的那份寂寞的）。在眼光的短暫交會中，波特萊爾肯定的畫家，是將眼光投向「現代生活」的畫家。所謂的「現代生活（La vie moderne）」乍看不難理解，實際上這關乎的不是他們的當代（contemporaine），如更久以後傅柯在《何謂啟蒙》所說的，「現代」不是時代，是某種生活價值模式。矛盾在於，無論波特萊爾與班雅明確實是「當代的」：羅蘭•巴特說的沒錯，「同時代就是不合時宜」。真正屬於時代者，竟是不與時代步調一致之人。如此，才真正地掌握時代，保持著關係又疏離。在阿岡本眼中（別忘了他的思想受班雅明多少啟發），正是不合時宜之人，有辦法在當下凝視黑暗，又能見到黑暗中朝我們奔來同時又遠去的光。他們有莫名的勇氣，在感知當下那必然的不可能之時粉身碎骨。所謂「同時代者=不合時宜之人」，極為稀少。於是翻轉，無所事事之人，在資本主義人人有位置、有功用的社會中的失敗標誌，成為時代特殊的選民。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便是以區辨某種族類開始的。這種族類的身影，必須在現代的背景中才能顯現，而對於班雅明來說，最好的舞台是巴黎，那個教會他迷路的藝術的城市。此族隱身於小酒館角落、以街頭為佳，追求不穩定與偶然性，他們「或多或少處在一種反抗社會的低賤地位，或多或少過著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窺見的，只能以窺視的方式看見的，晃遊者的「工作」。無所事事不是真的毫無作為，那是一種佔據全體身心的活動，將感官放到最大，在極限時刻出手。換言之，在發達資本主義作為抒情詩人，意味著不可能再擁有抒情的條件，思考抒情詩，既成哲學問題。問題在於，在說故事技藝已消失的時代，我們如何認識？於是，過往乞靈於情感，現代則是感官。
成為晃蕩者，是種方法實踐。如果抒情已經不可能，詩人必須獻祭，才可能抓住稍縱即逝的詩意。「把時間用來在眾人面前顯示其閒暇懶散，這是他工作的一部份。」巴黎經過奧斯曼的改造後，巴黎為現代詩人提供田野：似內又似外的拱廊街，使夜如白晝的煤氣燈，以及將巴黎切開整形後，適合遊蕩的街道。這樣的城市產生了「人群」，成為詩人最好的詩意寄宿之處。隨著十九世紀的文明發展，私領域已被掏翻，詩人尋找祕密，要再往更深的孤獨走去。所以班雅明這麼斷定：「波特萊爾喜歡的是人群中的孤獨」。在人群中孤獨行走，「似乎只有遊手好閒者才想用借來的、虛構的、陌生人的孤獨來填滿那種『每個人在自己的私利中無動於衷的孤獨』給他造成的空虛」。
如果資本主義剝奪了情感，包括自己的勞動本身，資產階級移情商品，那麼波特萊爾便徹底實踐了無產者的抵抗：居無定所（至少換過十四個以上的住址）、任意賤賣文字，當然最重要的，於街頭無所事事。班雅明清楚看到波特萊爾的拾荒性格，將所有被大城市輾過之物細心收藏。就是在那位置上，詩人的獻祭與乞求靈感，發生於所有的不期而遇，對素不相識的行人「完全付出」詩意與慈悲，一如此書裡引用的〈不相識的婦女〉：「永遠不可能/因為今後的我們彼此都行蹤不明/儘管你已經知道我曾對妳動情」。
晃遊在「現代性之都」巴黎，心不在焉於人群裡，如何求得詩意，既然抒情詩已經不可能？班雅明，作為晃蕩者精神的繼任者，學會在巴黎迷路的土星人，在端詳詩人時眼光也瞄到普魯斯特（別忘了他除了研究普魯斯特，還是《追憶似水年華》德文版其中幾冊的譯者）。面對現代性的鐘錶時間，切割的經驗，想要召喚「完整的記憶」需要「瑪德蓮的奇蹟」。波特萊爾的方法論共通處在於這樣的「震驚」：在偶遇之中，藝術的中心閃現，波特萊爾在此掙脫經驗的束縛，然後「發現一個空曠的地帶，並用自己的詩填補了它」。對於班雅明而言，《惡之花》當中的〈共感〉，即波特萊爾以此方法中提取的特殊經驗，真正經驗著未被經驗之物，將「回憶的日子匯集進一個精神的年代」中。彷彿真正的眼睛在這樣的經驗時刻打開，真正的看，用拗口的話來說：看見被看見的看見。
在此，抒情詩人誕生。波特萊爾的憂鬱吸引著班雅明的憂鬱，偉哉巴黎：「波特萊爾的天才是寓言性的，憂鬱是他的養分，由於他，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現代的巴黎誘使了詩人，詩人則成了密謀者，在人群中隱藏自己，試圖在卸除自己所有武裝（幾乎以作賤自己的方式）時，鍛鍊著對文明狠狠精確揮擊的力量（如劍術師的比喻）。只不過，詩人的宿命是悲劇，在那個時期狠狠地提醒我們：現代主義下，對個人的阻力總是如此之大。城市的美好風景，拱廊街的迷人特質，終於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更為發達中，收攏進了百貨公司。
波特萊爾的孤獨眼光投向了未來，看到了班雅明閱讀他的目光。他們意會到的是同一件事：「資產階級的紀念碑在坍塌之前已是一片廢墟了」。而班雅明，終究在文明的覆滅中一同被葬送，只是他投向未來的目光，被我們看到了嗎？
朱嘉漢 一九八三年生。曾就讀法國高等社科學博士班。旅法八年，現為法語教師。喜歡文學，用說的或用寫的。長篇小說將於二○一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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