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時代、疾病與小說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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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5 第345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雜誌文摘 我的地頭/我�H地頭
專題企劃 時代、疾病與小說寫作
高雄款 KH Style 柴山裡的美國導演
 
 
 
我的地頭/我�H地頭
陳寧/文
地頭。

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有一首歌《美麗新世界》,林阿P寫的詞: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

地頭,廣東話,即是領地,俗一點說是地盤。像動物一樣圈示自己的領土,或黑勢力分配的據點,利益所在,情感所在,權力所在。

當我說,地頭,那是包括著聲音、氣味、語言、食物等等,甚至是過馬路的方式,開車的習慣,常用的銀行戶口,各種日常生活的規條以至局限,當我熟悉得閉上眼就能辨認,並且知道如何跟著走。或許有人叫這種地方做家,但有些家只是心之歸處,未必在我的地頭。地頭不然,它全方位認同你,讓你感到這是你唯一可以任意撒野與編織勢力的地方。像我曾待過的巴黎、台北、紐約,情感夠深也可算另一個家,但始終不是我的地頭。有太多外來因素影響著地頭的形成與定義,原有的地頭可以變得愈來愈陌生,比異鄉更遙遠。

當我與阿P說「我的地頭」,那就像新大陸的印第安人,站在自己的領地裡,用手比劃著,指著東指著西,跟外來的人說:My Land。意思是,我比你更早來到這裡(時間的次序),我熟悉這裡(空間的細節)。在香港這個所謂「借來的時間與地方」,「地頭」是在地的占領,無法歸還,曾經滄海難為水。

都市。

我經常跑到不是我的地頭之處,隔著距離,凝望,思考。距離在我是必要的,是獨立與自由的前設。觀察時必須抽離,寫作的時候也希望離現實遠一點。

我住在鬧市的老房子多年,樓下是一個繁忙的露天市集,旁邊是菜市場,每天人聲鼎沸,混雜著叫賣聲,其中一兩把較響亮的,我在樓上也能聽見。有時忽然有不一樣的市聲,如賣藝人的二胡或笛子,分外穿透,似為密閉的城牆打開一道缺口。穿過屏風樓,代替了風聲。

屏風樓,這裡最著名的人為景觀,活在其中,距離自然相當遙遠,盡往內心尋找風景。人和空間的互動,是此地重要的命題。很小的房間以前叫板間房,用木板做間隔,現在叫劏房[1],把房子劏開幾格,悚目驚心。還有小小的露台叫懸棺露台,像懸著的小棺材,從樓房的大棺材伸出,景象很可怖。我家附近一條利東街,本來是喜帖街,拆到只剩下街牌,像《老人與海》大魚怒海掙扎最終只剩下一排魚骨。這條魚骨,生長出一幢幢高聳入雲的屏風樓,把山也遮蔽了。

如果走上六十樓,也沒有在雲端的感覺,只是很靜,耳朵好像塞了棉花,聲音浮浮的。妖獸都市,千方百計教人往上爬,以離地為時尚。這是甚麼都明碼實價,寸金尺土,分秒必爭之地。文學是這些事物的相反,好比穿透石屎叢林[2]的笛聲,很難生存,卻是必要的存在。

南方。

因為有北方,所以更意識到南方。先是氣候差異,南方濕熱,使人容易滋養不好的脾氣,迂迴曲折,不夠大器。語言也分九聲,花樣奇多,難以捉摸,然韻律婀娜勾人心魂。我是這樣意識到自己的寫作,和北方大不同,語言自是必然。且有從生活習性而來的態度,有話不願說清,放進太多枝節,曖昧未明,細細思量,斤斤計較。不為壓場,只為低迴傾訴。譬如有地水南音,一齣《客途秋恨》,男子唱「涼風有信,秋月無邊呀呀呀」,呀∼很久才唱下去,慢慢講故事,延長等待,用時間來換取空間。生活很快,城市很急。文學卻是這樣開闢空隙,在現實裡挖出裂縫,安在其中,感歎,流離,浪蕩,徘徊。

如是我寫。

注解

1劏房,香港出租房屋的一種型態,於唐樓等舊建築較常見;房東將一個住宅空間分割成兩個以上更狹小的單位,用以出售或出租。

2石屎叢林,又稱石屎森林或水泥叢林(concrete jungle),指現代都會裡高樓大廈密集的地區。

陳寧

香港作家,有筆名塵翎。著有《八月寧靜》、《風格練習》、《交加街38號》等。

 
時代、疾病與小說寫作
鄭中邦/文
前言

アアボ:「漱石雖然和『老師』一樣對時代感到不安和不適,但他並沒有覺得虛無飄渺和沒有價值。他還有文學這種東西,作為處身於時代或者時代之間的立足點。是不是對抗或者鬥爭我就不知道了。當漱石嘗試像畫家那樣去描繪自己身處的時代,他便必須和時代保持距離。」[2]

作家的內心觀照

讀董啟章新作《心》的時候,感覺《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的「獨裁者」不單止陰魂不散,簡直是死而復生。其實,董啟章也不是第一次在小說中寫自己,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自我想像世界,到《時間繁史》裡獨裁者的自我懷疑,讀者總能看到作者自己和對寫作的看法。在近年發表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小說不再集中在自我身上,通過讀書會成員長篇的辯論和西貢重建的參與,我們看到文學介入社會的嘗試和構建公共的可能。到了近作《美德》,咖啡館變成劇場,眾多人物的表演使這個空間成為包羅萬有的世界,讀過這個序幕,讀者更期待後續的長篇。但新作《心》卻好像突然回到一個內部、私密的世界,董啟章對於自我探索不只一再重複,更加發揮《美德》中出現過的讀心術,只是這次他以自己的身心為對象,而讀者閱讀的無非就是作家的內心。

這一次,董啟章好像要拋棄所有假面,立意從第一身的角度展開敘述,小說中的「我」不僅直接剖白,更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推向舞台前端,作者對「我」的質疑、批判和撻伐則一以貫之,只是這個人物不是獨裁者,而是一個名為D的中年作家。D是董啟章的姓氏字母,如同前作指涉香港的「V 城」,這個符號好像與現實帶有距離但又確實暗示D就是作者本人。當然,敘事者或者人物並不等同作者,但借用董啟章所喜歡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所言:「所有肖像畫家所畫的,都是自己。」[3]對於寫作的人來說,董啟章所寫的無疑就是自己,而從書名《心》看來,這部長篇小說所描繪的其實是作家的「心」。然而,內心可以觀照嗎?作家又如何在小說中觀照內心?董啟章為此創造了人物アアボ,而這個日文名字亦即「心」的意思。在小說中,アアボ不斷與敘事者對話,アアボ有時讚賞他、鼓勵他,但更多時候卻會對作家D作出決斷的反駁和無情的批評。如果說整部長篇小說就是作者與自己的「心」之對話,我們看到作家的自我是矛盾和分裂的。

作家的病與時代的病

董啟章筆下的敘事者、アアボ和安賽也患有不同的疾病,彷彿所有疾病在小說裡要來一次總爆發。不過,綜觀董啟章後九七時期的小說創作,作家的「病」一直有跡可尋。他早年就曾將自己與《時間繁史》的獨裁者自比:

我跟「獨裁者」一樣也是一個「病例」。而如果這個「病例」能顯映出一點關於時代的什麼深層和普遍問題,那至少也不至於白病一場了。[4]

晚年的獨裁者身體殘障,並且不斷質疑自己的寫作事業,因為在知識工具化的時代和社會,「無用」的文學處於邊緣的位置,作家自然會問「在這個時代,為誰而寫?又為何要寫?」董啟章在小說借用獨裁者的假面,嘗試對此問題作出解答:

我是一個病徵,a symptom,你明白嗎?而病本身,則是比我大的,是我們的群體的,我們的時代的,共同的病。而我們所有這些稱為作家的人,我指的是自稱從事文學創作的這些為數越來越少的人,或多或少地,其實全部都是病徵。[5]

作家在什麼情況下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病徵,而要返回自己的內部尋索,以期找到治療的方法呢?香港作家的處境是,他以寫作為職志,但又自覺自己所經營的是瀕危的事業,而寫作在香港並不能維生,與其他擁有穩定職業的人相比,自己猶如「無所事事」的遊民。即使寫作耗用時間和心力,董啟章也常常說自己只是「全時間的業餘作家」。當然,根據他的意思,業餘有一種為喜歡那個東西而做的意味。但在這個城市,寫作不會得到多少迴響,人難免與時代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與香港這片地方疏離,一如病患者一樣與主流、外界長期隔絕。因此,董啟章對於自我的追尋和時代的焦慮,一直伴隨他的創作生涯。

作家與時代的關係

董啟章所書寫的自我一直與當下的時代相關連,他是以自己作為對象來探詢時代的問題。現在香港所處的時代無疑是帶病的,但董啟章卻不急於將問題指向外在的社會或者政治的環境,他反而將問題首先指向自己,而今次更徹底地返回自己內心,深入觀察內心的問題,並將自己置放於文學的公共領域讓人評斷。這種將時代寫進小說,同時又將自我作為問題核心的理念,是源自於對董啟章影響甚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認為作家是生活在某一個時代裡的人,小說家所寫的自我就是時代本身,而小說最終會表現時代的本質。[6]董啟章在後九七的香港寫作,很多時以自我為書寫的對象,並且對這個「我」用書寫的方式檢驗,他遂將自己與時代寫入小說裡。

從《時間繁史》開始,董啟章除了書寫自我,更立意為他人而寫。在今年出版的《心》,董啟章再轉向內心求索,實際上是繼《天工開物》、《時間繁史》以來,本著對文學與生活結合的關懷,再度尋求文學的理由、寫作的倫理和作家的責任。但香港近年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暴,港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危機,二○一四年,香港更爆發爭取民主的雨傘運動。《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但面對時代的轉折,《心》的中年作家並沒有勇往向前,反而以逃避的姿態,「甘願當一個落伍者、脫節者」。[7]讀到此處,不禁會問,董啟章究竟是否從大江健三郎轉向夏目漱石,希望以此解答文學如何回應時代的問題?

アアボ與敘事者經常談到夏目漱石,其中又對夏目漱石如何看待明治時代有多番論說。董啟章的《心》與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說也分為五十六節,而他們都分別處於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前者是經歷過雨傘運動的香港,後者則是受著西化衝擊的明治時代。雖然本文無意分析董啟章的《心》與夏目漱石的作品之異同,但可以指出的是,藉著對夏目漱石的閱讀,他這位對時代敏銳的作家,亦以文學作為立足點,以小說書寫自己,同時也為時代造像。《心》所呈現的既是一幅自畫像,也是作家身處的時代,而他所謂對時代逃離的態度,其實只是刻意保持距離。要追本溯源,他的小說一直都有逃避政治事件或者集體參與的傾向。在早期的短篇〈那看海的日子〉(2000),敘事者對於八九民運就以出走的消極方式應對。在近作《學習年代》,他筆下的人物縱使積極參與抗爭行動,但群體的運動最後仍然以失敗告終。

尋找另類療法

在這時代,文學當然不是甚麼靈丹妙藥,但通過寫作這個治療方案,文學又可視之為一種另類療法。《心》的兩個主人公,アアボ和敘事者都分別在心理和身體上罹患不同的疾病。如果他們的病是一種隱喻,似乎這個城市與時代正經歷難以治癒的重病,香港人或許只能如小說人物一樣,學習與疾病共存。眼看這個城市日漸腐朽,與其說小說家逃避時代,不如說他以自己一貫的方式治療—對於小說家來說,書寫就是唯一的治療方案。

香港作家早就將疾病寫入小說,與他同代的作家,潘國靈、韓麗珠、游靜都曾以疾病作為書寫對象。董啟章也十分明確地將病患作為時代的特徵,只是患病的不是他人,而是他自己。在小說中,「我」帶著アアボ(心)四出尋訪各類型的醫師,讀者也跟著他們參觀各種神秘、幽暗的醫療場所,然而,治療一次又一次失敗。我認為這是《心》最「香港」最地道的地方,在他筆下,公私營醫院的醫生好像只是一個演好社會角色的演員;在工廠大廈執業的中醫師好像身兼多職,行醫就如同寫作一樣,只是一種業餘興趣;隱於鬧市的針灸師則有濃重的市井氣息,但久病不癒又只好一試。香港這個城市向來千奇百怪,是在這些另類空間裡,各式人物開展了種種疑幻疑真的醫療論述。對比他筆下的新加坡公務旅行,這段獨特的醫療旅程反而描繪出一幅幅不可思議的都市風貌。

面對惡疾,這個城市最終能否痊癒?小說不能提供答案,但敘事者的病情卻猶如香港一樣每況愈下。正如小說的針灸師所言:「你這個病,我早已經說過,不存在根治這回事。」[8]面對疾病,董啟章重返自己的內心。與其他行動派的文人相比,他或者不會直接對時政作出批評,近年也較少親身參與社會運動,他所選擇的是,繼續以小說作為修煉的寺院,以一種接近宗教信仰的態度為自己、為他人和為世界寫作。

注解

1感謝張歷君教授為本文給予意見。

2摘引自:董啟章《心》(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3董啟章〈想像的(馬)共同體〉,《聯合文學》354期(臺北,2014年4月)。

4董啟章《致同代人》,(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5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三聲部小說》(臺北:麥田出版,2007)。

6大江健三郎〈時代賦予我主題〉,《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王新新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

7同注2。

8同前注。

鄭中邦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畢業論文題目為《劇場、行動與公共參與:論董啟章後九七時期的小說寫作》,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柴山裡的美國導演
文、攝影/盧昱瑞
馬龍是位劇場導演,曾任教於中山大學,目前則在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授課。平常除了到台南上課和參與劇場活動之外,大多數的時間都還是喜歡待在家裡。「可能有些人會覺得生活在這邊很不方便,但我很享受住在近郊的生活,不喜歡人太多的地方,這邊離市區有一點距離但又不會遠,我假日會從這邊散步走到哈瑪星的菜市場買菜,買完後再走回來這邊,這樣也有運動的效果!」馬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分享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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