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アアボ：「漱石雖然和『老師』一樣對時代感到不安和不適，但他並沒有覺得虛無飄渺和沒有價值。他還有文學這種東西，作為處身於時代或者時代之間的立足點。是不是對抗或者鬥爭我就不知道了。當漱石嘗試像畫家那樣去描繪自己身處的時代，他便必須和時代保持距離。」[2]
作家的內心觀照
讀董啟章新作《心》的時候，感覺《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的「獨裁者」不單止陰魂不散，簡直是死而復生。其實，董啟章也不是第一次在小說中寫自己，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自我想像世界，到《時間繁史》裡獨裁者的自我懷疑，讀者總能看到作者自己和對寫作的看法。在近年發表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小說不再集中在自我身上，通過讀書會成員長篇的辯論和西貢重建的參與，我們看到文學介入社會的嘗試和構建公共的可能。到了近作《美德》，咖啡館變成劇場，眾多人物的表演使這個空間成為包羅萬有的世界，讀過這個序幕，讀者更期待後續的長篇。但新作《心》卻好像突然回到一個內部、私密的世界，董啟章對於自我探索不只一再重複，更加發揮《美德》中出現過的讀心術，只是這次他以自己的身心為對象，而讀者閱讀的無非就是作家的內心。
這一次，董啟章好像要拋棄所有假面，立意從第一身的角度展開敘述，小說中的「我」不僅直接剖白，更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推向舞台前端，作者對「我」的質疑、批判和撻伐則一以貫之，只是這個人物不是獨裁者，而是一個名為D的中年作家。D是董啟章的姓氏字母，如同前作指涉香港的「V 城」，這個符號好像與現實帶有距離但又確實暗示D就是作者本人。當然，敘事者或者人物並不等同作者，但借用董啟章所喜歡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所言：「所有肖像畫家所畫的，都是自己。」[3]對於寫作的人來說，董啟章所寫的無疑就是自己，而從書名《心》看來，這部長篇小說所描繪的其實是作家的「心」。然而，內心可以觀照嗎？作家又如何在小說中觀照內心？董啟章為此創造了人物アアボ，而這個日文名字亦即「心」的意思。在小說中，アアボ不斷與敘事者對話，アアボ有時讚賞他、鼓勵他，但更多時候卻會對作家D作出決斷的反駁和無情的批評。如果說整部長篇小說就是作者與自己的「心」之對話，我們看到作家的自我是矛盾和分裂的。
作家的病與時代的病
董啟章筆下的敘事者、アアボ和安賽也患有不同的疾病，彷彿所有疾病在小說裡要來一次總爆發。不過，綜觀董啟章後九七時期的小說創作，作家的「病」一直有跡可尋。他早年就曾將自己與《時間繁史》的獨裁者自比：
我跟「獨裁者」一樣也是一個「病例」。而如果這個「病例」能顯映出一點關於時代的什麼深層和普遍問題，那至少也不至於白病一場了。[4]
晚年的獨裁者身體殘障，並且不斷質疑自己的寫作事業，因為在知識工具化的時代和社會，「無用」的文學處於邊緣的位置，作家自然會問「在這個時代，為誰而寫？又為何要寫？」董啟章在小說借用獨裁者的假面，嘗試對此問題作出解答：
我是一個病徵，a symptom，你明白嗎？而病本身，則是比我大的，是我們的群體的，我們的時代的，共同的病。而我們所有這些稱為作家的人，我指的是自稱從事文學創作的這些為數越來越少的人，或多或少地，其實全部都是病徵。[5]
作家在什麼情況下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病徵，而要返回自己的內部尋索，以期找到治療的方法呢？香港作家的處境是，他以寫作為職志，但又自覺自己所經營的是瀕危的事業，而寫作在香港並不能維生，與其他擁有穩定職業的人相比，自己猶如「無所事事」的遊民。即使寫作耗用時間和心力，董啟章也常常說自己只是「全時間的業餘作家」。當然，根據他的意思，業餘有一種為喜歡那個東西而做的意味。但在這個城市，寫作不會得到多少迴響，人難免與時代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與香港這片地方疏離，一如病患者一樣與主流、外界長期隔絕。因此，董啟章對於自我的追尋和時代的焦慮，一直伴隨他的創作生涯。
作家與時代的關係
董啟章所書寫的自我一直與當下的時代相關連，他是以自己作為對象來探詢時代的問題。現在香港所處的時代無疑是帶病的，但董啟章卻不急於將問題指向外在的社會或者政治的環境，他反而將問題首先指向自己，而今次更徹底地返回自己內心，深入觀察內心的問題，並將自己置放於文學的公共領域讓人評斷。這種將時代寫進小說，同時又將自我作為問題核心的理念，是源自於對董啟章影響甚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認為作家是生活在某一個時代裡的人，小說家所寫的自我就是時代本身，而小說最終會表現時代的本質。[6]董啟章在後九七的香港寫作，很多時以自我為書寫的對象，並且對這個「我」用書寫的方式檢驗，他遂將自己與時代寫入小說裡。
從《時間繁史》開始，董啟章除了書寫自我，更立意為他人而寫。在今年出版的《心》，董啟章再轉向內心求索，實際上是繼《天工開物》、《時間繁史》以來，本著對文學與生活結合的關懷，再度尋求文學的理由、寫作的倫理和作家的責任。但香港近年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暴，港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危機，二○一四年，香港更爆發爭取民主的雨傘運動。《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但面對時代的轉折，《心》的中年作家並沒有勇往向前，反而以逃避的姿態，「甘願當一個落伍者、脫節者」。[7]讀到此處，不禁會問，董啟章究竟是否從大江健三郎轉向夏目漱石，希望以此解答文學如何回應時代的問題？
アアボ與敘事者經常談到夏目漱石，其中又對夏目漱石如何看待明治時代有多番論說。董啟章的《心》與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說也分為五十六節，而他們都分別處於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前者是經歷過雨傘運動的香港，後者則是受著西化衝擊的明治時代。雖然本文無意分析董啟章的《心》與夏目漱石的作品之異同，但可以指出的是，藉著對夏目漱石的閱讀，他這位對時代敏銳的作家，亦以文學作為立足點，以小說書寫自己，同時也為時代造像。《心》所呈現的既是一幅自畫像，也是作家身處的時代，而他所謂對時代逃離的態度，其實只是刻意保持距離。要追本溯源，他的小說一直都有逃避政治事件或者集體參與的傾向。在早期的短篇〈那看海的日子〉（2000），敘事者對於八九民運就以出走的消極方式應對。在近作《學習年代》，他筆下的人物縱使積極參與抗爭行動，但群體的運動最後仍然以失敗告終。
尋找另類療法
在這時代，文學當然不是甚麼靈丹妙藥，但通過寫作這個治療方案，文學又可視之為一種另類療法。《心》的兩個主人公，アアボ和敘事者都分別在心理和身體上罹患不同的疾病。如果他們的病是一種隱喻，似乎這個城市與時代正經歷難以治癒的重病，香港人或許只能如小說人物一樣，學習與疾病共存。眼看這個城市日漸腐朽，與其說小說家逃避時代，不如說他以自己一貫的方式治療—對於小說家來說，書寫就是唯一的治療方案。
香港作家早就將疾病寫入小說，與他同代的作家，潘國靈、韓麗珠、游靜都曾以疾病作為書寫對象。董啟章也十分明確地將病患作為時代的特徵，只是患病的不是他人，而是他自己。在小說中，「我」帶著アアボ（心）四出尋訪各類型的醫師，讀者也跟著他們參觀各種神秘、幽暗的醫療場所，然而，治療一次又一次失敗。我認為這是《心》最「香港」最地道的地方，在他筆下，公私營醫院的醫生好像只是一個演好社會角色的演員；在工廠大廈執業的中醫師好像身兼多職，行醫就如同寫作一樣，只是一種業餘興趣；隱於鬧市的針灸師則有濃重的市井氣息，但久病不癒又只好一試。香港這個城市向來千奇百怪，是在這些另類空間裡，各式人物開展了種種疑幻疑真的醫療論述。對比他筆下的新加坡公務旅行，這段獨特的醫療旅程反而描繪出一幅幅不可思議的都市風貌。
面對惡疾，這個城市最終能否痊癒？小說不能提供答案，但敘事者的病情卻猶如香港一樣每況愈下。正如小說的針灸師所言：「你這個病，我早已經說過，不存在根治這回事。」[8]面對疾病，董啟章重返自己的內心。與其他行動派的文人相比，他或者不會直接對時政作出批評，近年也較少親身參與社會運動，他所選擇的是，繼續以小說作為修煉的寺院，以一種接近宗教信仰的態度為自己、為他人和為世界寫作。
注解
1感謝張歷君教授為本文給予意見。
2摘引自：董啟章《心》（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3董啟章〈想像的（馬）共同體〉，《聯合文學》354期（臺北，2014年4月）。
4董啟章《致同代人》，（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5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三聲部小說》（臺北：麥田出版，2007）。
6大江健三郎〈時代賦予我主題〉，《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王新新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
7同注2。
8同前注。
鄭中邦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畢業論文題目為《劇場、行動與公共參與：論董啟章後九七時期的小說寫作》，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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