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獨自坐在那裡。中學生的白衣黑裙，齊耳的短髮；頭低著，手裡捧著本書，眼光卻怔怔的投向遠處。我走過去，輕輕觸碰她的肩膀，她吃了一驚抬起頭看我。
「不要怕。」我說，
「你是誰？」她問。「你怎麼知道我在怕？」
「我知道。因為……」我溫柔地拍拍她的頭，「我是五十年後的妳。」
我隨即想起她不喜歡別人碰她的頭，更痛恨那頭被迫剪成齊耳直線的醜陋短髮。「妳不是喜歡桃樂絲黛的那首歌Que Sera,Sera嗎？以後妳就會知道，不管是怎樣，記住，就是那樣，其實都沒什麼好怕的。」
她迷惑地看著我，我知道她會有許多問題要問我，但我不能再多說什麼。我只有這麼一瞬的短暫時間，而我完全無能為力改變任何事情，也絕對不可以改變——哪怕僅僅是一隻蝴蝶的翅翼那樣微小脆薄的事物。
所以，在那一瞬間我說的那些只是空言，而她在一個恍神之後多半就會忘記我的話。她還會害怕許多年。
她的害怕從有記憶之前就開始了。她當然不會記得出生之前的戰亂（那場慘烈的民族戰爭在她出生之前三年就結束了，但父母親給她取的名字中間還有個「利」字——他們還在慶祝悲壯的勝利），對襁褓中渡海的旅程當然也毫無印象，但是承載太多戰爭磨難記憶的長輩會幫助她記得——他們總有說不完的逃難故事，裡面也總有一些關鍵環節，萬一出了差錯甚至極為微小的變動，她就不會存在了……對於幼小的她，「不存在」是無從理解甚至想像的概念，得要等到長大些時，才模糊感到一份因其朦朧與未可知而更顯得無比巨大的恐懼，與她血液中祖祖輩輩戰亂流離的集體記憶結合成了一體。
她自己的最初記憶是在一棟南台灣日式小屋裡，她的第一個家。那裡應該是溫暖而安全的，但是外面的世界有那麼多陌生未知的、令她好奇也讓她害怕的事物，以至於她常常有一個最深沉的憂懼：萬一這個家不在了怎辦？尤其在她幼小的年代還時不時有不知真假的空襲警報，使得剛上學不久的她常常擔憂：會不會哪天她上課的時候，真的發生了空襲轟炸，她的家就消失了，爸爸媽媽奶奶也隨之不見了……有時在學校想到這個可能，放學的路上她會匆匆奔跑，直到轉進小巷，看見那棟小屋還好端端的在那裡，心才放下了大半。
學校其實離家很近，打鐘都聽得見。但上學路必經的小巷公廁竟也有吊死鬼的傳聞，高年級的同學繪聲繪影的說來嚇唬小女生，老實的她在一旁聽著也信了。
那個年代社會相對安全，但為了防範小孩自己亂跑，大人虛張聲勢地敘說著「拐子」的故事——小孩在路上被壞人用糖果或者迷藥騙走，拐賣給走江湖的，挨打餓肚子乞討，或者學武藝賣膏藥……即使沒有這類嚇唬，年幼膽怯的她也不敢獨自走遠，學校和前後街巷的鄰家幾乎是極限，再遠一點就是探險了。（可是長大之後的她竟然克服了這些懼怕，成了一名喜愛獨行天涯的旅人。）
似乎所有的成人都有令小孩服從的力量，他們都是威權，都可以讓她敬畏。但最具體的懼怕還是來自學校：老師會用藤鞭打人，不僅是皮肉之痛，對於膽子小但自尊心強的她，最可怕的是那種當眾被責罵體罰的羞辱。
不僅是學校的老師。對於那種身強體壯扔躲避球時專拿她當靶的同學、言語鋒利神態傲慢的同學、氣小量窄動不動就向老師打小報告的同學……她都覺得跟自己不是一類的。所以她喜歡獨自看圖畫書，那裡面即使壞人也不可怕；而她也會試著自己畫：畫人，畫心目中漂亮的人，多半是好看又和氣的女孩子；會寫字之後就替她們編故事。
令她生畏的不僅是一些人，還有禁忌的話題。當家裡的大人壓低聲音交談，她好奇卻又害怕會聽到、聽懂什麼。某某人，並不熟悉的名字，如何如何了……聽不明白的事情，但低沉語音裡異於尋常的嚴肅是極其明顯的。另一種是耳語式的恐懼：壓低的傳言，不能說、不能問的嚴厲叮嚀，每個孩子都知道都想知道但不敢多知道——那是有關失蹤的老師。每天站上講台的老師忽然就不見了，也不打個招呼就再也不來了；但也竟然有一兩個消失一陣又回來的，回來之後沉默畏怯得像是變了個人。
後來回想起來，令孩子感到可怖的是壓抑的、禁忌的耳語；反而那無時無地不在宣導的最可恨可怕的萬惡敵人「共匪」，她卻並不感到有什麼好怕的——也許那些「敵人」太遙遠、太抽象了；也或許因為被說得太多太久卻從未現身，以致退化成了類似半真半假的傳說。
進了中學，學校的威權人物除了校長老師還多了一種「軍訓教官」，他們（也有她們）不僅是固定給學生上軍訓課的老師，奇怪的是更兼有等同訓導主任的職權。他們可以隨時隨地申飭管教學生，範圍無微不至：從頭髮、指甲、服裝（小至鈕釦）、鞋襪，到談吐言笑坐立姿勢，到課後周末不可以跟父兄以外的男生走在街上的警告、到耶誕節如果膽敢參加舞會他就會來現場突擊檢查的恐嚇……裡裡外外身心靈無所不包。即使是許多年後，她還是對自己頭髮的型貌過度在意，正源於中學六年裡（那正是少女的花樣年華啊！），那些以髮型為象徵的強制的醜陋，帶給她的過度敏感與自卑。
要說還有比教官更令她畏懼的東西，那就是考試了。她的大腦似乎天生就只擅長處理漢文字和圖像，任是再怎麼用功努力，數理化三科還是跟她的思維理解走不到一處。三科不及格就會留級，留級就是世界末日，再溫暖安全的家也救不了她。那份恐懼在那個人生階段是巨大到超過其他一切的：如果，萬一，發生了……只有去死一條路。
還好她不但活下來，還考取第一志願的大學；落榜留級記過退學的噩夢也都沒成真。以後她會知道，她的那些懼怕是被無限放大了，而她其實應該謹慎甚至畏懼的事情，天真無知的她卻並無警覺——譬如她愛寫些小文章，幸而當時的她並無社會意識，沒有像一些同輩的年輕人因文字而遇上麻煩；還有同學給她看《阿Q正傳》的手抄本，她還記得是悄悄的在校園的角落裡，但當時只是興奮好奇，也許有一份面對「禁書」和分享祕密的緊張，卻沒有太多原本該有的恐懼。
進了號稱校風最自由的大學，她以為小鳥出籠，從此海闊天空無憂無慮了。其實作為一個青少年，對憂患的體會常是伴隨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而來的。大三那年，接二連三的事件讓她真正理解了什麼是超越一己的、因不公不義而產生的巨大恐怖——多年後她稱之為1968的震撼。也許是巧合，當時她正在閱讀《1984》、《美麗新世界》那些負面烏托邦的書籍，那些原該是幻境寓言的事件活生生的出現在她眼前。先是她從中學就熟讀的雜文作家柏楊因文字下獄；接著是她的文學偶像陳映真被捕，牽連入獄的一批人中竟有她從小就結識的乾姊姊。雖然知道自己與他們無涉，恐懼還是不能說沒有，但更多的是憤怒、挫折與焦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可以告訴她。那年外面的世界也在發生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她和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知道身邊和外界的真相。她直到那時才認識到：其實她仍然被關在一個巨大的樊籠裡，那才是最最真實的恐懼。
出國是唯一逃離牢籠的途徑。而那個年代出國是非同小可的，松山機場裡到處是哭成一團的生離死別場景，頸項戴著花圈的年輕人在出關門前下跪辭別父母。風蕭蕭兮易水寒，那一代的壯士有許多是一去不復返的。
出國了還怕什麼？用不熟練的外語上課、打工、跟異國陌生人打交道、省吃儉用過日子……這些都漸漸變得不再可怕，她也學會不再怕那遙控的威權，而勇敢的去探尋接觸先前被蒙蔽的歷史真相。但是那個年代在海外竟然還有來自「同胞」的匿名恐嚇函，和所謂「留學生黑名單」，令她十五年不能、也不敢，回到自己的家鄉。回不了家的被迫流放，該是生命裡最終極的恐懼吧？然而她有信心，那不會是永遠的狀態——在尋求真相的路途中她逐漸生出了信心。
其後漫長的人生，她一步步走過來，回頭看多年前那個少女，知道她在害怕什麼，什麼是虛假的危險，什麼又是真實人生的險境。
小學時看希區考克的電影《擒兇記》（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裡面那首膾炙人口的主題曲Que Sera,Sera，她不解其意的跟著哼哼唱唱，進了中學學了英文才懂得歌詞的大意——Que Sera,Sera.What ever will be,will be……世事難料，要發生的總會來到。卻得要長到很大了，才知道怎麼告訴那個女孩、那個怯怯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的自己：都會來到，但也都會過去，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怕的。
我想對她說：將來妳會看清楚，許多曾經懼怕的原來完全不足以怕，但當時的懼怕是那樣無所不在而具體，我該怎樣告訴妳：在未來，我們的懼怕是另外一種，是人們心中的無知與自私、貪婪與嗔恨造成的可怕的災禍。還有更甚於那一切的更大的可怖力量，就是世事的無常和難測——許多年後，我的大兒子，正是當年那個白衣黑裙短髮的她的年紀，忽然毫無預警的離開這個世界，令我痛不欲生，也逼使我必得重新補綴一個碎裂的人生。
我想告訴她：妳會長出膽量與自信，雖然那是一條極其漫長的路，其後妳會遭遇生命中真正的大悲大懼，但妳將學會不怕。然而那時的她，在那樣的年代，怎會知道、並且相信呢？但也唯有自己從頭走一遭，走過虛虛實實的威嚇與懼怕，才學會面對日後人生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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