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前總統著眼於培育國家高階金融國際人才，透過《產學創新條例》，於2022年陸續在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成立國際金融學院，旨在利用充沛的資金和彈性的法規，將台灣打造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然而，該政策運行至今，每年投入近5億元資金（政大3億，中山1.7億）其中一半來自政府國發基金，成效卻遠不如預期，急需從根本上進行變革。當初設立國際金融學院的初衷，學生來源是希望類似國外頂尖大學商學院MBA，鎖定三年以上工作經驗的中、高階金融人才，透過大量實務的課程與實習訓練，加上與金融機構合作解決實務議題作為論文，積累台灣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所需的人才庫。北政大、南中山每年共招收240位學生，然而，實際運作兩年多來，截至去年底，累計兩個學院招生缺額近四成。更令人擔憂的是，入學學生素質低落，遠遠不如傳統國立大學財金研究所水準，導致眾多合作銀行雖願意配合國家政策出資，卻不願派遣深具潛力的員工浪費時間上課。學院因此一再降低招生門檻，如今已降至招收應屆大學畢業生。
對照才剛要起步的台大國際政經學院，金融學院更顯難堪，台大除已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簽訂合作之外，亦與美國哈佛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等校洽談合作，不只將聘任知名學者或企業領導人為專任講座，也將延攬國際精英學生就讀。
國家重點學院如此偏離原先設定目標，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合適的行政領導。擔負國家重要人才培育重任的管理者，理應在金融教育領域有豐富的經驗，並具備實務歷練，方能串聯產官學界，擘劃前瞻的金融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然而，過往人選過於偏重實務經驗，忽視了教育工作的專業性，熱衷於花大錢辦放煙火式的大型論壇，或重金邀請對台灣資產管理或國際化瓶頸完全陌生的國外講者。相比之下，政大近期邀請到歷練完整的國立台北大學財政系教授、前財政部長蘇建榮出任院長，無疑是正確的起步。
另一個問題是，兩個學院在發展過程中未能充分重視有經驗的金融學者，未能從台灣資產管理面臨問題出發設計課程、缺乏系統化規畫。外行領導專業，各種熱門議題統統包進來，讓學生樣樣碰，卻也樣樣鬆。此外，學院運作已超過兩年，經費充沛且規範鬆綁，卻幾乎沒有專任教授或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大多仰賴兼任教師，這也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再者，學院本身的監督委員會流於形式，無法充分發揮職責。教育部應當建立強力監督機制，廣邀金融領域教授與實務專家外部評鑑，如果政大與中山無法做好，就應果斷更換執行單位，或重新思考國家金融人才培育機制，站在國家政策的制高點上進行規劃。
台灣金融產業產值，曾在2002年達到占GDP近8%，然而近年來卻都未能突破7%。有鑑於此，賴清德總統推動國家希望工程，特別將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作為重要施政目標，應也是觀察到台灣這些年在資產管理業方面缺乏突破性發展。
金管會在彭金隆主委上任後，積極推動開放基金架構REITs、多重資產型及主動型ETF、擴大永續債券商品等，再加上台灣民間充沛的資金，資產管理業的未來前景將是無可限量。這也代表對資產管理人才的需求將日益迫切，正因如此，政府的國際金融學院政策亟需大刀闊斧地改革，以匹配國家的發展需求，進而實踐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宏大目標。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