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經歷重大政治變遷之後，人們開始形塑歷史；
形塑自己的歷史，形塑國家社會的歷史，
這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但是，某些敘述為什麼比其他敘述更被重視？
誰決定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敘述？
誰決定了誰有資格聆聽並保存敘述？
又有誰能真的聽到沉默裡的故事？
難道有某些正義比其他正義更正義？ 第一章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時間是1992年，地點是東柏林，我坐在沃夫崗•天普林（Wolfgang Templin）的客廳裡，柏林圍牆已經在三年前拆掉了。艾瑞西•洪內克（Erich Honecker）擔任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共產黨總書記（1971~1989）的時候，曾經將天普林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1987年，天普林和其他幾位主要的反政府運動分子一起被放逐，他和家人最後落腳在西柏林。對天普林和他的國家而言，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時刻起，生活開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我請天普林告訴我，他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晚上的感受。 他回答時非常激動，遭到放逐將近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准「回家」。天普林推擠著一直湧向西方的群眾，奮力走回東德： 「我立刻打電話告訴朋友說，如果圍牆倒塌，我回到東德的路途就會是自由的，而我當時欣喜若狂……柏林圍牆倒塌對我而言，代表我可以回到東德，而不是離開東德。我用身體直接體驗了這晚的經歷─所有人都是推擠著湧過我身邊離開東德，而我則是奮力往東德的方向擠進去。我欣喜若狂，而且是以這樣的情緒進入東德……兩、三個星期後……我的家人搬回來。」 天普林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有幾個原因：這是一個喜愛家庭生活的男人的簡單故事；他被迫離開他所熱愛並且奉獻一生的土地，現在他獲准回來；他「欣喜若狂」。 這故事不僅僅是天普林個人的喜悅─他的故事間接地挑戰了柏林圍牆倒塌這個歷史事件對一般人的意義。就在天普林進一步說明當天晚上以及隨後幾個星期他那種強烈的情緒時，我不禁想了解，是什麼因素讓他對這些事件有這樣的反應。除了普遍用來解釋1989年巨變的那一種政治論述框架之外，我認為有必要思索另一種不一樣的論述框架。在那個重大的夜晚，他為什麼沒有和其他那些尋歡作樂的人一同在圍牆上跳舞、喝香檳？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在想盡辦法「逃離」東德之後，一旦機會來臨，他又要回來？天普林的故事引發更多這類的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裡，我一直在和類似沃夫崗•天普林這樣的人交談、聽他們講話，並且試著從他們告訴我的生活故事裡，了解其中更深入廣泛的意義。因為我深信，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本書關心的是：人們述說自己的那些生活故事，與形成那些故事的背景政治架構之間的關係。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我們其實是間接地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些事情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我從小就深深為這類問題著迷。就我的背景而言，這大概沒有什麼好驚訝的。我的政治意識，是在1960年代末期住在華盛頓特區時萌芽的，1970年代初期爆發的水門事件，對我而言是本地新聞，而且讓我極度震驚。我自己就認識這樁全國性事件裡某些關鍵人物的小孩，我一直不了解這些貌似良善的人，如何能做出如此無恥的不義行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得不到明確的答案。 從那時候起，我就致力於探討這個問題：在各式各樣的社會脈絡裡，個人行為和政治環境之間的關係。本書是關於這個持續進行中的研究計畫，以及這個計畫引領我抵達的地方。第二章的內容主要是檢視我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同時也探索我自己是以什麼樣的身分去收集這些故事。任何故事都無法在脫離現實脈絡之下被傳述，研究者也不可能只是將所收集的資料製成表格這麼客觀單純而已。相反地，我們融入到每個階段的過程裡，而且我們的主觀性永遠會介入我們的記錄過程。那麼，我們如何訓練自己能完整地聆聽別人的故事？在這一章裡，我也思考我和那些「被研究者」所建立的關係，以及這項關係如何影響他們所告訴我的故事，以及我對這些故事的理解。我也探討了什麼因素使得某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能夠講出」（tell-able），並且質疑到底有多大程度可能「讀出」沉默的部分或是「沒有講出的故事。」 在接下來的四章裡面，每一章會以一個案例為主軸。第三章是以後見之明來回顧我在二十年前所做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涉及十五位在英國終生奉獻於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士，這些人已積極參與政治五十年或更久。回顧自己當時在這個研究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到底可以教導我什麼？在許多早期參與研究計畫的人過世之後，這項研究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持續發揮作用？我們當時在對話中探討他們如何終其一生持續奉獻於改革社會，那些對話到現在還有哪些留存在我心中？ 第四章是關於我在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泉市（Colorado Springs）所進行的研究。我在1992年波斯灣戰爭期間訪問反戰運動分子，他們在仲冬時節來到洛磯山脈，連續七天靜坐抗議，不時揮舞著美國國旗。這件事讓我深感興趣。這次抗議對他們有何重要性？這項研究現在對我的意義又是什麼？這一章檢視我從事這項研究以來，整個國家關於「愛國主義」和「歸屬感」的論述產生了什麼樣的演變，包括分析9/11事件對此論述有何衝擊。 第五章討論我1992年在東德進行的研究，就在史塔西（Stasi）檔案剛剛開放之際。當時我和四十位領導1989年「不流血革命」的人物會談，很想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這場巨變。在1989年之前幾年激勵他們投身地下反政府行動的希望和夢想，如何與他們在1980年代初期所處的環境作比較？他們如何理解已經發生的改變？這些故事如何和當時充斥在西方媒體上的故事作比較？ 第六章使用了一些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證詞，以檢視在建立新南非的過程中，全國性的「故事講述」所扮演的角色。兩萬兩千人在TRC作證時所說的故事，與該國的集體記憶有何關係？哪些故事最後會編入「國家的敘述」裡？由哪些人以及哪些因素決定？在這一章我也會討論研究者的倫理兩難問題，尤其是他們所研究的是個與自己沒有關聯的、深受創傷的社會。 最後，第七章是比較前述這四個案例，並且提出一些總結意見。 本書是依據這些研究的進行時間先後來排列章節順序，我認為這是重要的，因為這些研究計畫彼此之間有微妙而且重要的關聯，我將會對這一點詳加討論；在早期經驗裡所建立的觀點會被重新檢視，通常會遭到修正，並且賦予新的關聯性。然而，本書不僅想要敘述特定的案例，也想呈現我自己的知識發展過程。 舊故事/新故事
這本書所討論的四個案例雖然早已發表過，但我希望在此對這些研究提出新的觀點，包括個別案例和它們彼此的關聯。我並不想只是大略重提我在其他地方發表過的論點，然而我會在參考書目裡指出我所引述的論點之出處。我更想探討的是自己在每段研究過程中不斷發現的、新誕生而且逐漸明朗的意義。 我老早就已經主張，任何研究都不會有足以讓我們解出終極意義的終極論點。相反地，即使是看來始終如一的資料（如文字記錄），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意義，就好像我們在自己的研究裡看到新的、不同的面向。這樣一來，舊故事實際上已成了新故事；十分自然地，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又會在那些故事裡發現新的意義。並不是這項新觀點比我們先前所抱持的舊觀點更適當，而是它們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並且從當下來理解這個世界。 這就是本書所包含的內容。回顧我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所進行的研究，探討它們在當前的意涵，並且探討我所身處的不斷變化的生活環境以及歷史環境如何影響了我，使我對事情有不同於以往的看法。重新回顧我在英國、東德、美國和南非所調查過的政治故事，讓我對這些國家以及我自己有新的理解。有幾個不同的理由（它們偶有部分重疊）促使我回顧自己過去的研究資料，其中固然有研究資源（資金方面）受限的因素，同時也有強烈的知識需求因素，它和歷經變化的個人生活和政治環境有關。我之所以要撰寫此書，是想嘗試明確地指出那些改變，以及檢視它們對我這些研究的影響。 回顧我對那些終身致力於社會主義運動者的研究，促使我去思索從研究當時到目前之間所發生的變化。大多數參與那項研究的人現在已經過世了，而我自己的生活環境也有相當大的變化。雖然我持續和少數幾位最早的參與者交談，但這些「新的」談話內容，主要來自我重新閱讀當年訪談時的文字記錄，以及這些人這些年來所寄給我的信。我很清楚，某些故事和其他故事比較起來，更能夠讓我聽到新的想法。例如，我只有在回顧的時候才開始去思索他們和他們母親之間的關係，像是在對主流心理學典範提出質疑──那些典範經常將結果歸咎於欠缺母愛。 許多人主張，美國在9/11事件之後，已不可避免地被改變了。但是在將近十年前，就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之後，我所收集的訪談內容呈現出一幅更複雜的圖像。關於「作為一個美國人」究竟代表什麼意思？以及什麼方式才稱得上「適切地表達出我是國家的一分子」？這兩項辯論長久以來在美國的政治論述中占有一席之地。儘管如此，在檢視這些資料時，還是不容易想起這世界在9/11事件之前的模樣。第四章所審視的不僅是我在1992年收集的資料，還有在面對我出生的土地時，自己同時身為局外人和局內人的處境所造成的掙扎。由於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有十五年住在國外，即使是親近的朋友，其中有些也認為，因為我「不在那裡」，所以我不了解為何9/11之後的美國會陷入盲從的愛國主義。我想知道，「不在那裡」是否同樣可能讓我比直接受到那些事件影響的人看得更清楚？我在此探討了自己這種既屬於、又疏離的雙重處境，對我在美國進行研究時所產生的影響。 我在東德的研究，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種不一樣的巨大轉變。柏林圍牆拆除之後已過了十五年，我現在以不同的觀點來回顧1992年收集的資料，當時的東德社會充斥著「如何處理過去」─無論是個人或國家─的辯論。我可以從我的研究設計本身看出某種程度的浪漫主義，這種傾向引導我去尋找，在1989年重大變革之前幾年就已著手改革東德的那些不尋常的人物。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有些人仍然想要理解「四十年的國家社會主義統治，對那些生活在其指令之下的人具有什麼意義」？對所有人而言，不分德國人或非德國人，東德這個國家已成歷史，然而，第五章所處理的許多主題，顯示出它在東德人民的政治想像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接著是統一之後的十五年間，東德那最具戲劇性改變的環境，召喚我重新審視那些在柏林圍牆剛剛拆除之際、在政治轉型的特殊時期所收集到的資料，重新思考它們的意義。 重新檢視我對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文字記錄所進行的研究，對我並沒有太大的啟發，並不是因為南非沒有很大的改變，而是這趟旅程讓我直接面對一些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議題。這幾年來，我開始認為人們從事像我一樣的工作，基本上像是在窺探別人的隱私。由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文字記錄可以公開取得─從書籍、DVD、以及網路─人們很自然地將這些資料視為人人都可以合法取得的資料。但是，在研究了這些資料並且去南非做了幾次探訪之後，已經讓我對這件事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我在第六章裡─根據我對資料的觀察─凸顯出一些極為重要的主題，但不去引述那些帶有心靈創傷的個人證詞，因為我不再覺得自己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可以重現這些故事。這一章所要呈現的是，我嘗試去分析自己在新南非看到的重要敘述，同時也對那些受過苦和持續在受苦的個人表達更大的敬意。 政治敘述的力量
奇爾頓和雪弗那（Chilton and Schaffner)對政治所下的定義裡，指出兩個概略的面向： 一方面，政治被視為那些試圖維護和鞏固權力者，以及試圖反抗此權力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政治被視為合作，如同社會面對金錢、權力、自由等之利益衝突時，用來解決問題的常規和制度。 這個定義吸引人的，是它試圖將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衝突和合作結合一起。在此書，我所感興趣的，不僅在於人們如何看待權力的鬥爭，以及為解決這項鬥爭所嘗試的方法，而且在於他們在這類過程中如何自我定位。我使用「政治的」這個詞語時，我所感興趣的是它和權力的關係：人們如何理解權力這個概念，他們認為誰擁有權力，用來支配哪些人，對他們做了什麼事？那個權力是否被視為是正當的，如果是，它的正當性取自何處？最後，人們如何處身在他們所認同的政治世界裡？總之，我感興趣的是，人們以什麼樣的故事述說這個世界如何運行，他們如何解釋推動政治變革的事物，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和在這場持續鬥爭中如何看待他的團體中其他伙伴的角色。 引導我前往英國、美國、東德、和南非進行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喜歡和那些經歷過重大政治變革時刻的人談話：在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的顛峰時期，和英國終身從事社會主義運動者談話；和美國那些不顧自身安危，抗議美國軍隊介入波灣戰爭的反戰運動者談話；和失去國家之後的東德人談話；或是閱讀南非人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前作證的文字記錄。在每一種情境裡，都會激發我想去檢視那些「受到政治大環境影響的個人」，如何理解他們所經歷的政治動盪時代；他們在那些年代的頭條新聞之外，是否還能講出更豐富的故事？在這些政治敘述裡，他們如何找到自身的定位？ 伊瓦－戴維斯（Yuval-Davis）主張「身分認同是人們用來告訴自己和別人，他們是誰（他們不是誰）的敘述和故事」；但身分認同一直在處在轉變之中，「總是結合了當前現狀與未來轉變、結合了此刻的歸屬和尋求更好的歸屬，身分認同總是結合這兩種過程而產生的。這種雙元性經常反映在關於身分認同的敘述裡。」這些身分認同的敘述因此永遠是政治的，即使那些敘述是個人的、反映說話者之位置的，也都還是政治的。因此，「歸屬的政治」被約翰．克勞利（John Crowley）描述為「維持疆界的卑鄙勾當」，將世界人口區分為「我們」和「他們」。這四個案例都包含某種對「歸屬」的追尋，不管是內部批評者們的抗爭（他們的不同意見，有的依附於他們依然存在的國家〔像是英國和美國〕，或是殘留於他們已不存在的國家的歷史餘緒中〔像東德的例子〕），或是國民樂於傳述他們受苦的故事，希望有助於重建他們破碎的家園（如同在南非）。誰屬於或誰不屬於─關於歸屬的政治─這個問題「已占據世界各地政治議題的核心」8，此書針對四個不同地區的這類「局內人/局外人」的爭議，提出見解。 近十年來，「轉向生命傳記」的興趣，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明顯可見的急速發展，一次完整的典範轉移「不僅會影響各種學科的研究取向，也包括它們的相互關係」。在這波關注生命傳記的轉向裡，其中一部分就是發展出─甚至可說是大量湧現─對「敘述研究」的興趣，這種研究跨越了許多不同的學術領域。普遍性的敘述研究，或是具體的個人敘述，都被當作理解更大範圍社會現象的分析工具；故事和講故事不再是兒童遊戲的範疇，而是逐漸成為嚴肅學術調查的重要場域。 就如波納、張伯連、溫葛拉夫（Bornat、Chamberlayne、Wengraf）所指出的，這種典範轉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更加認識到跨學科和多學科研究的潛力。這或許是促使我投入敘述研究的關鍵原因之一，因為它所涵蓋的範圍和彈性，能夠顧及我從政治學學士學位一路到心理學博士學位以來所培養的興趣。我真正感興趣的既不是這個學科或那個學科，而是它們之間的共同領域。我的見識經歷愈是增長，我就愈加確信，探索這個富饒領域的最佳方法，就是傾聽人們訴說他們生命歷程的故事，因為這些個人故事裡不存在學科的疆界。 過去幾年來，有關政治敘述的研究成果大量增長。丁思塔革（Dienstag）在討論政治理論中敘述和記憶之作用的著作裡，強調針對歷史意義之辯論的重要性，他認為「人類會爭辯歷史，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過去就是形成現在身分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們說得沒錯。」例如，我在東德所進行的研究，可以視為試圖在西方社會中瀰漫著勝利者心態的解釋之外，找出另一種對1989年許多事件之意義的解釋架構。 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開始，敘述一般是用來指稱事件的時間順序，包括開始、期中、和結尾。時間作為必要的考慮因素位居敘述研究的核心，因此，「人類所寫的歷史並不是『客觀的』陳述事件……而是像小說，是探討和描述現實的創造性手段。」很明顯地，這對任何社會以及社會中個人的政治生活，都有很重大的意涵：他們如何寫自己的歷史？有哪些往事應該呈現在國家的敘述裡？如我將在第四章討論的，美國主流的9/11事件敘述，從飛機撞進世界貿易中心的那個清晨開始，就在策略上進行精心策畫，讓某些解釋比其他的解釋更不可能獲得支持。然而，如果將那些事件放在更寬廣的時間架構裡，就有可能會出現不一樣的故事。關於政治敘述之範疇的問題，同樣可以用來觀察南非：誰獲准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作證？對於他們所說的故事有沒有設下什麼限制？敘述者們的故事應該在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都受到詳細的敘述準則引導，因此，國族記憶的計畫受到嚴密監督。在分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收集的故事時，我探討個人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將這些整合進入一個能永久保存的新國族論述的大計畫中。 「敘述」提供了非常豐富多彩的基礎，用來探討政治的身分認同；關鍵在於，個人或社區「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會與他們「如何建構自己的政治身分認同」之間有緊密複雜的關係。但是，如同懷特布魯克（Whitebrook）所主張的，政治認同絕不是一個有固定意思的名詞，解釋一直都有重新解釋的可能。進一步來說，不同個體與不同社區所聽到的故事，並不必然等同於故事敘述者所說的那樣： 建構敘述的政治身分認同的故事，講述者和聽者、以及聽者之間也許會有不同的解釋……每個人既是集體地也是個人地鑲嵌在不斷發展的歷史之中，這個歷史轉而需要解釋的過程；而那種對解釋的需求，更進一步開啟身分認同敘述的可能性。 在每個案例裡，我分析我自己的解釋過程，並且檢視我自己特定的立場如何有助於或阻礙我聆聽的能力，這個主題是第二章的焦點。 伯列塔（Polleta）認為敘述的力量來自於它的複雜度；最有效果的政治敘述乃是那些可以做出多重解釋的敘述。她說： 「敘述」需要加以解釋。聽明白一則故事所意涵的不僅是聆聽：它意指填滿空白，不論是開展中的事件之間的空白，或是事件與它們所意指的更廣泛的論點之間的空白。當聽眾或讀者接近故事的結尾時，他們會有主動加以收尾的經驗。 伯列塔強調那些激發政治運動的強大潛在力量，對她而言「適當地運用故事，就會產生真正的政治效果。」她的書以美國2004年大選的精彩分析作為開場，並且將共和黨的勝利歸諸於該黨有能力讓選民「判別壞人和英雄；在一個老掉牙的威脅、報復和拯救的戲碼中創造新角色。」故事有影響力，它們能成就事情。在這本書裡，我將檢視特定個人的敘述如何幫助我們更加了解政治的動盪和變革。 個人的政治身分認同和在文化上可供該個人使用的敘述，是緊密相連的。政治的身分認同「永遠而且無論在哪裡都是來自相互關係和集體之中。」即便身分認同是由個人所表達，卻永遠無法脫離他的社會脈絡。如同萊斯（Rice）主張的「個人生活的故事──以及個人身分認同的一致性──之所以能被他人充分理解，是因為它與建構此文化的那些「集體認同的故事」有關聯……是文化和社會建立起個人的身分認同。」伯列塔響應這個論點，認為即便是在個人的故事講述中：「故事情節都是來自文化中所蘊含的情節。」一個人如何在主流的文化敘述中定位自己，確實是因人而異，但我們都是從文化裡可資使用的「工具箱」中，創造出我們的敘述。英國那些終身投入社會主義運動者、美國那些反戰的示威者、東德那些異議分子以及南非那些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作證的人，都是一些個人，但他們的故事只有在產生這些故事的文化和政治脈絡裡，才能得到理解。因此，本書所呈現的每個案例，都確實地嵌在它特定的脈絡裡。雖然那些敘述都是出自個人，而每個個人都是正在形塑歷史的社會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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